傅莱：一位反法西斯战士的中国情结

在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有八九位中国籍外国裔的委员，其中一位个子高高的就是奥地利裔的傅莱。

我和傅莱相识于1998年，他那时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而我当时在外委会办公室工作。其后我才知道，他曾是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说得上是个“资深”委员了。

(一)

傅莱，原名理查德·石泰因，1920年2月11日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市，有着幸福的童年和青少年。他父亲曾是地方财务官员，母亲是擅长女服的裁缝。傅莱的理想是将来成为一名医生，因此中学时就在刻苦读书之余参加医学知识的学习和培训。就在这时，为追求进步，他主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常参加奥地利共产党和青少年的进步活动。

德国法西斯于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后，疯狂实施法西斯政策和种族歧视政策，残酷迫害、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以及犹太人。1938年，即将高中毕业的傅莱因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被列入抓捕黑名单。为逃避盖世太保的追捕，他只得放弃在维也纳玛利亚医院的工作，被迫流亡。他想去遥远的中国，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接受犹太人的国家之一，而且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顽强抗日的革命队伍，正在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傅莱几经辗转，终于在1939年1月15日抵达上海，来到了一个在他看来能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的国家，一个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国家。

▲傅莱

傅莱先后在上海虹口难民传染病隔离医院、天津德美医院、北京道济医院、顺德府福音医院、天津马大夫医院参加医务工作，同时寻机投奔八路军。经过不懈的寻找，傅莱和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于1941年，穿过敌人封锁线，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事业的生涯。聂荣臻亲自安排他到为八路军培养医务人才的白求恩学校当了一名教师。

时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傅莱成为另一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印度医生柯棣华同志的助手和亲密战友。柯棣华当时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而医院和学校实际是在一起。傅莱在白求恩学校一方面任教，一方面与学生们一起参加战地救护和部队卫生工作。

傅莱努力学习汉语，克服了医学教材和实验器材奇缺等种种困难，想方设法做好教学工作，当好会讲中国话的“洋教官”。在编写教材和讲课时，他先用自己的母语德文写好讲稿，然后借助字典将讲稿翻译成中文，再请同志们把他不认识的汉字标上读音，最后自己再认真练习发音。他工作时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他准备的教案需要经过三道工序：先德文，再中文，再注音。为讲好每一堂课，他经常备课到深夜。其讲课形象生动，活泼有趣，通俗易懂，受到学员们的欢迎。一年多后，他的中国话就运用自如了。

学校专门给予傅莱“特殊照顾”：可以使用有两根灯捻的油灯。在那艰难困苦的反扫荡时期，部队战士经常靠吃黑豆野菜过生活，却为傅莱配给小米和面粉，傅莱深为感激，并为之不安。他主动提出放弃配给自己的待遇，和战士们一样喝稀粥、吃黑豆。他庆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好的环境里，周围有一群意气风发、乐于助人的同志，他们的热情使人不能稍有懈怠。他内心感言：要有恒心，准备在中国干一辈子。

▲1942年2月，傅莱(后排中)在晋察冀边区。

在日寇疯狂扫荡中，傅莱经常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地救护伤员。傅莱的战友胡宁感慨地回忆说：“炮弹炸起来的土石埋住了伤员，为救伤员，傅莱曾冒着日军的炮火冲上前线，用手拼命刨，手上皮肉都烂了，到处是血。他就是这样一个外国人，能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聂荣臻司令员根据德语“自由”一词的发音为这个“洋战士”取了个中国名字——傅莱。他曾对傅莱说：“你从法西斯铁蹄下的祖国来中国参加八路军，从而获得了自由，叫这个名字很好。”从此，傅莱一直自豪地使用这个名字，和中国人民一道肩并肩地抵抗日本侵略者，一起度过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

1942年7月5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签署了第61号令，任命傅莱担任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1943年，晋察冀边区流行麻疹、疟疾等传染病。由于日寇的封锁，根据地药品奇缺，很多病人得不到医治，这让傅莱忧心如焚。他想到中医或许有办法，就虚心向老中医求教，找到了针灸治疗疟疾的方法。没有足够针灸用针，他就用缝衣针代替，不辞辛苦，到作战部队组织运用和推广，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蔓延，减少了病人的痛苦、避免了部队不必要的减员，取得了边区战胜疟疾流行病的胜利。为此，傅莱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的赞扬，八路军总部通报全军表扬。

就是在那样十分艰苦的岁月里，傅莱以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为党的事业，为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披肝沥胆，在枪炮声中锻炼成长。1944年秋，经聂荣臻司令员介绍，傅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11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彭真同志亲笔签署了批准傅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

1944年秋，党组织派遣傅莱前往陕甘宁边区，在革命圣地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传染内科开展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1945年初，傅莱带领两名助手，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创建生化实验室。在药品来源困难、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们利用美国援华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菌种，经几十次实验，成功制造出粗制盘尼西林，有效地缓解了八路军药品奇缺的困难，挽救了许多负伤将士的生命。为此，傅莱受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褒奖，边区政府向傅莱颁发了“热心医药卫生工作”的嘉奖状。1945年5月20日，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的首次医药学术报告会上，傅莱介绍了粗制盘尼西林的研制经过。《解放日报》对医药学术报告会的首次召开、粗制盘尼西林的研制经过和疗效作了报道。宋庆龄主办的英文报刊《中国新闻》也刊登了相关介绍文章。

抗战胜利后，傅莱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解放战争期间，他带着X光机和医疗器具，承担了解放太原和天津战役的战地第二线医疗救护任务。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傅莱随军从华北来到大西南，先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公共卫生处负责人、重庆市卫生局顾问、重庆医学院卫生系教授。在西南地区工作时，傅莱经常深入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地方病及传染病的发病情况，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为我国疾病预防工作提供了翔实的宝贵资料。

(二)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傅莱积极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从一位中国人民的友人，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员。在谈到这些往事时，傅莱曾感慨地说：“战争结束后，我本可以回奥地利继续深造。我知道，留在奥地利也许我会更富有，可是我到哪里去找寻在中国艰苦岁月中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诚和友爱呢？”傅莱自豪地对朋友们说：“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他为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民的命运完全融为一体而欣慰。他深深眷恋中国这块土地，热爱生活在这里的人民，毅然放弃了回国继续深造的计划，选择了参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

全国解放后，傅莱将全部心血和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医学和医疗事业的建设之中。他开创性地建立起我国医学信息网络，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医学信息资源，建立起全国医学情报网络，为发展医药卫生事业提供高质量的文献和信息服务。

▲ 解放初期傅莱在重庆

他领导建成的中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为中国生物医学情报中心、中国医学情报和医学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中国的医疗机构提供了快速和高质量的医学信息服务。他注重培养年轻的科研人才，引导医学情报研究人员努力掌握信息收集方法：一要从资料的海洋中搜寻和筛选有价值的信息；二要深入基层，提高情报信息对基层科研、医疗、教学工作的针对性和实践作用。

1982年，在傅莱积极协调、参与和帮助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从美国引进并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建成了世界上第16个MEDLARS中心，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为中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傅莱组织医学信息研究所的同志，用了几年时间，精心编制了具有我国特点的医学主题词表，绘制了60多种分类表和几万张卡片。傅莱等人为建立我国的医学检索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他获得卫生部颁发的科学贡献奖。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傅莱不顾年迈有病，经常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委员考察、视察、参观、座谈、会见外宾、会议等活动。在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时，他是那么专注和认真！在和年轻人交流时总不能忘怀过去那些艰苦的环境和岁月，他那对乡亲们的浓浓深情，总令人感动。他说：“经历了两次反扫荡，使我懂得了中国贫雇农的伟大，他们宁可自己吃糠，也要把仅有的粮食捐献给前方战士。乡亲们为部队种菜，自己却吃榆树叶。为掩护部队和疏散伤员，牺牲了多少自己的儿女！为什么共产党人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就是因为，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一天也活不下去。”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说得多么好啊！作为政协委员，他认真履行职能，谏真言、献良策。我曾聆听他在政协会议上掷地有声的呼吁：“我们为老区人民做得太少了，他们的生活虽比以前好多了，但有些地区改善不大，我希望各级领导、先富起来的地区多多支持、多多帮助老区，让那里的人民尽快脱贫致富！不要忘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作出过太多的贡献！”

我记得，外事委员会委员赴卢沟桥视察抗日战争纪念馆尚未竣工的二期工程。在纪念馆负责人收集委员意见时，傅莱委员毫不留情地对某些布展方式提出批评，并说明自己的看法。他说，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确实残忍，屠杀了无数的中国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但纪念馆的功能是以教育人为主的。这样过于血腥、残忍和暴力的布展方式对孩童的身心成长不利，布展方式应多种多样。这一看法当场就获得其他委员的赞同。而纪念馆工作人员在刚听到意见时，看到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外国老者”在直抒己见，不禁大为惊讶，悄悄向我询问。在我简要介绍傅莱委员的情况后，他说，这真是“老八路”，说的话比咱们共产党员还革命！我说：“他就是共产党员啊！”听完我的话，只见他满脸崇敬的神色望着正在发言的傅莱委员。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傅莱十分珍惜政协委员的权利和义务，十分关注改革开放事业，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建言献策，特别是在医疗事业、农村卫生保健工作和医德医风建设方面，提交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提案，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晚年的傅莱身患肺心病。住院期间，外事委员会曾委托李北海副主任前往医院看望，我作为工作人员陪同。进入病房，看到床边的电脑正在运行，原来是他时常利用电脑查找信息。

2004年11月16日，傅莱因病逝世，享年84岁。

(三)

傅莱去世后，我再次陪同李北海副主任前往家中向傅莱夫人江国珍女士表示慰问和哀悼。正是此次与江国珍女士的接触，以及随后与傅莱次子李兵弟同志的多次联系，让我加深了对傅莱的了解。1945年，傅莱在延安与同为抗日战士的李滨珠同志结婚。他们育有二子一女，在50年代离婚。60年代初，傅莱与江国珍女士结婚，育有一子。

在50年代，傅莱曾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傅莱不仅遭到了知识分子“靠边站”的厄运，还被怀疑并受到监视和调查。虽然命运多舛，他却始终对这片黄土地不离不弃、忠贞不渝，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作为医务工作者，他认为，医务人员应当学习白求恩的精神，做到技术精益求精，医德高尚，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他长期担任“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顾问，多次组织有关活动，致力于发扬光大白求恩精神。

傅莱始终贴近人民大众，一直关心国内外大事。他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向奥地利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宣传、介绍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和文化发展成果，许多外国朋友通过他认识和了解了发展变化中的中国。九届全国政协期间，我随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奥地利。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我在维也纳的街头就曾碰到步履匆匆、白发飘飘的傅莱委员正冒雨赶往代表团的活动地点。他的出席大大有助于中奥双方的沟通和了解。

为了纪念并缅怀傅莱委员为中华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对促进中奥友谊所作出的贡献，2006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专门出资制作了一块大理石纪念牌，并将奥地利总统海因茨·菲舍尔纪念傅莱的题词馏金镌刻其上：

理查德·傅莱，由于受纳粹专制的迫害，被迫离开了他的家乡奥地利后，在他的第二故乡中国，通过积极的参政，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我们将满怀崇敬的心情永远地缅怀他。

海因茨·菲舍尔博士

奥地利联邦共和国总统

▲2006年2月21日，由全国政协制作、奥地利总统题词的纪念牌，在傅莱曾就读的维也纳中学揭幕。

傅莱在逝世前四年曾写下一封题为“告别前的留言”的信件：

我，傅莱，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38年春天，法西斯德国的铁蹄入侵我的祖国。迫于法西斯德国残酷的种族迫害，我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国，侨居上海。而当时恰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入侵中国。我对法西斯主义如此无耻野蛮的侵略行径极为痛恨，遂于1941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晋察冀军区的抗日洪流之中。在长期的抗日斗争中，我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与广大的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对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生出了深深的眷恋之情。由于上述原因，在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决定定居在中国。我现在已值暮年，大半生都奉献给了我的第二祖国——中国。虽然，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了菲薄之力，但中国人民和政府却给予了我极大的关怀和照顾。在此，我深深地感谢这片美丽的土地和这里善良的人民。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深深眷恋中国这片伟大的土地，并非常怀念纯朴无私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洗礼中，我与很多的中国朋友并肩战斗。在艰苦的战争年月中，他们勇敢无畏地与敌人进行斗争，为了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深深折服于他们伟大的人格，并有幸与他们中的很多人建立了牢固的友谊。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故去，我十分怀念他们，很希望在自己身后能够与他们长眠在一起，因此，在百年之后，我希望将遗体献给医疗科研使用，火化以后将骨灰撒在河北省唐县葛洪村的田野之中，那是我曾经同很多朋友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我希望可以常伴那片可爱的土地以及那里的人民。

最后，我衷心地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未来和平的岁月里，生活得更加幸福和美满。同时，在经济发展中创出更大成就。

按照傅莱生前夙愿，他的部分身体器官捐献给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用做医学实验和研究。2007年7月23日，中国医学科学院与河北省唐县人民政府在河北省烈士陵园举行了傅莱墓地落成揭幕仪式。其墓地与白求恩、柯棣华同志的陵墓为伴。三位将自己毕生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他们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相聚。

来源：《文史资料选辑》第16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文字有删减。作者聂红丰，曾任全国政协办公厅外事局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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