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冷西：回忆廖承志同志领导新华社工作

受命于全面内战开始之际

延安的7月，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1946年7月，不但天气很热，而且政治空气也很热。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国民党军队开始对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新华社根据毛主席6月30日的指示，开始连续发表揭露蒋军向我进攻的消息。暂停两个多月的宣传战又重新升温了。

正在这样的时刻，廖承志匆匆从南京中共代表团飞回延安，就任新华社社长。承志同志早在1936年就参加陕北红色中华社(新华社的前身)的工作。他当时负责国际新闻的全部翻译和编辑工作，1937年春才离开。

我是在7月的一个下午，第一次见到承志同志。他刚搬到清凉山来，沿着半山腰的一排排窑洞，看望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的同志们。他满脸笑容，同大家握手，一会儿摸摸这个同志的头，一会儿又拍拍那个同志的肩，热情亲切，平易近人，活泼又带点诙谐。这同我在见面前想象的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又在国民党监狱中度过四个年头的老革命的形象大不一样。初次见面的印象，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其实这正是承志同志特有的风度。

承志同志是在博古(秦邦宪)1946年4月8日与王若飞、叶挺、邓发等同志同机遇难之后，接管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工作的。在这之前，4月底中央决定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合并，实行以通讯社为主的体制。因为当时的形势已逐渐明朗，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一旦内战爆发，报纸的出版和发行将比过去更加困难。要及时向全国以至全世界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和立场，沟通各解放区的情况，只有依靠无线电广播这个最便捷的工具。预见到这种情况，毛主席及时提出“全党办通讯社”，把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新华社通讯网，作为对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重大战略措施之一，首先是加强新华总社。这个工作从5月份就开始，廖承志接任新华社社长后继续加速进行，完成了大改组。

廖承志既是新华社社长，又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开始时总编辑还是余光生，他在1947年1月才离开延安到哈尔滨。这时的副总编辑除原来的艾思奇、陈克寒外，又先后增加了从南京、上海、北平撤退到延安的范长江、石西民、梅益、徐迈进和钱俊瑞，他们还带来一批搞新闻工作的同志，加上从延安各部门调集来的许多同志，这时的清凉山，真是人才济济，盛极一时。

1946 年，毛泽东提出全党办通讯社。5 月 28 日，中央批准《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规则》，规定：“新华通讯社及《解放日报》为中央之机关通讯社与机关报，隶属于中央宣传部，并在重大问题上受中央书记处直接指挥”

经过大改组之后，主要的编辑力量集中在三个编辑部，即解放区部、国民党区部和国际部，这三个部负责编写新华总社的全部新闻和撰写评述、文章，直接发文字广播，不再负责《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这样不但改进了稿件的质量，也提高了时效。这些稿件在广播的同时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由一个与上述三个部平行的报纸编辑部负责编辑和版面安排。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新闻，则由采访通讯部负责。上述稿件，也供另外两个编辑部选用：一个是口语广播部，它负责编辑“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稿件；再一个是英文广播部，它负责编辑新华社英文文字广播。此外，还有一个提供外国通讯社电讯的翻译科和初具规模的资料室。改组后实行这样的体制，使新华总社大大加强了。

与此同时，在各中央局、分局的支持和帮助下，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各大解放区组建总分社、分社的体制也先后完成，并且开始建立特派记者的制度和组建前线记者团。在建立这样庞大的全解放区通讯网的工作中，范长江、陈克寒等协助承志同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承志同志善于发挥各人的特长，使大家各得其所，团结无间，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在党中央领导同志们直接帮助下，比较出色地完成了解放战争初期的新闻宣传工作。

撤离延安

廖承志到新华社工作后，很快就面临战备问题。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之后，就布置重点进攻，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东西两翼，一头是山东解放区，另一头就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计较一城一地的暂时得失。因此，准备主动撤出延安。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早在1946年11月就召开战备会议，研究如何保证新华社在战争情况下广播不中断的问题。廖承志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当时就决定：在延安东北180里的瓦窑堡建立第一线战备电台，在黄河以东(从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解放区中选一个地点)建立第二线战备电台。用承志同志的话来说，这叫作“狡兔三窟”，撤出延安时由瓦窑堡接替，瓦窑堡不能使用时由河东接替。这样，清凉山的战备就开始了，所有能离开工作的妇孺老弱首先疏散到瓦窑堡一带。

1947年2月，周恩来又召开会议，再次研究新华社的战备工作，具体落实到中文广播、口语广播和英文广播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不中断，并且要加强对外广播的功率，使我们的信息传播全世界。恩来同志责成中央军委三局王诤、王子纲等帮助新华社解决电讯设备问题。廖承志为进一步落实中央的决定，紧张地进行战备工作，将一批又一批的人员与物资器材向瓦窑堡转移。

3月11日，蒋介石下令轰炸延安，国民党军开始进犯延安。

3月14日，廖承志率领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大部分人员撤离延安到瓦窑堡。而在延安坚持工作的只有二三十位同志，他们坚持到3月16日广播完毕，于18日夜才与毛主席同时撤离延安。当天，瓦窑堡的战备电台即接替广播，保证了第一次转移时广播不中断。当胡宗南部队窜入延安时，我们的电台仍然继续以“新华社陕北电”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蒋介石必败，中国人民必胜。

从延安撤退后，廖承志根据中央的指示，把新华社总社兵分三路：一路由他亲自率领，于3月20日东渡黄河；一路由范长江率领，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一路在瓦窑堡坚持工作。在极困难的情况下，《解放日报》于3月27日出版了最后一期才停刊，新华总社于3月28日播完最后一批稿子，才从瓦窑堡转移(当时，广播电台所在地离敌军只有十多公里)，由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涉县的新华社临时总社接替。

新华社临时总社是由党中央电令晋冀鲁豫中央局于3月中旬紧急筹建起来的。廖承志原先打算先把新华总社转移到晋绥解放区，并且在大部队渡河之前派出陈克寒率先遣队到达兴县，但经与晋绥中央分局研究，感到那里条件不具备，才电请中央改换地方。晋冀鲁豫中央局接到中央紧急指示后，火速从太行、太岳和冀鲁豫调集干部，准备器材，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在太行山麓的涉县(京广铁路上的邯郸以西)把临时总社的架子搭了起来。瓦窑堡3月28日停止广播；涉县3月29日就接替广播，保证了文字广播一天也没有中断，只有由于技术原因，口语广播和英文广播于4月1日才接替起来。晋冀鲁豫的同志们为建立临时总社尽了最大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光荣的接替任务。

廖承志领导新华总社全体同志，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从安全撤出延安，保证广播不中断，坚持到太行临时总社接替，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承志同志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临危不乱，指挥若定，体察下情，患难与共，深为同志们称道。

太行临时总社接替工作

太行临时总社接替工作后，廖承志率领的新华总社人马，编成行军序列，一个支队辖三个大队，离开晋绥解放区的三交镇，开始向太行转移。

这时我军已控制了太原以北的同蒲铁路北段，打通了晋绥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的联系。承志同志率领我们，经方山、岚县、静乐、忻县，从原平越过同蒲路，进入晋察冀解放区，沿五台山西南侧行进，到达五台县境内的东西漂村，即住下来休整。这时已是初夏，滹沱河两岸一派江南风光。承志同志一路上骑马前后奔驰，照顾三个大队的老弱妇孺，煞是辛苦。我们这支号称“昆仑支队”的队伍，走在最前面的是电务处大队，承志同志和徐健生、祝志澄一起，率领支队队部和行政大队走在队伍的最后，编辑部大队走在队伍中间。虽然老弱病员都集中在行政大队，但其余两个大队都有女同志带着孩子，因此行军中廖承志总是来回看望、叮咛和照顾。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三〇二”，这是行军途中他的代号，连小孩子也这样叫他。整个“昆仑支队”一路上没有减员、掉队，安全地到达了距离中央工委驻地平山县(当时叫建屏县，下同)西柏坡村不远的地方。

当时晋察冀已开始土地改革，同时考虑到战时总社人员不需要这么多，廖承志请示中央工委(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黄河以东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将原有的人员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由钱俊瑞和徐健生带领参加晋察冀的土改工作；一部分(包括一些有病需要治疗的同志)到晋察冀日报社和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其余部分由廖承志同志率领休整待命，历时近一个月。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这时留在陕北的党中央、毛主席，正在运筹帷幄，制订我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计划，英明果断地决定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转折，其要害是三路出击，逐鹿中原。中央军委于5月间向晋冀鲁豫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和华东野战军(由陈毅、粟裕率领)下达“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命令，要求刘邓大军主力进击中原，直捣大别山，并分出陈赓、谢富治兵团渡河南下豫西，开辟鄂豫陕根据地；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地区，待机歼敌。这样，三路大军构成“品”字形阵势，经略中原。中央军委要求刘邓大军于6月1日前完成休整，待命出击。

6月初，廖承志接到中央指示，着即向太行转移。承志同志召集社委会研究后决定由陈克寒、石西民、梅益率先遣队立即出发，他统领大队人马随后南下。先遣队于6月5日离开东西漂村，途经定县、安国、河间、献县、衡水、南宫，这一带已完全解放，石家庄在我军包围之中。我们于14日到达邯郸以西的冶陶镇。这是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所在地。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局成员，这时多数均在前线，只有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几位领导留在这里。我们先遣队到达冶陶后，廖承志也经薄一波电催单独离开后续大队，兼程赶来商议选择总社地址，最后决定仍然在临时总社的地址，即在冶陶以西30里的涉县东、西戌村。承志同志和我们先遣队在“七一”前夕到达那里，总社大队人马也在7月上旬全部抵达，完成了从“东西漂”到“东西戌”的转移。

新华总社撤出延安的大转移就这样胜利完成了。我们重新开始工作后发出的第一条特急新闻，就是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举行大反攻的胜利消息。

远离中央的太行时期

廖承志到达太行涉县，行装甫卸，即发电报给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行动的范长江，要他负责随时向中央请示有关新闻宣传事宜，每周将宣传要点电告太行，同时也请留意太行发出的稿件，随时提出意见。从这时起，承志同志通过范长江的小分队同党中央保持密切的联系，凡是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都做到向中央事前请示、事后报告。每次社委会会议结束，大都是由他亲自起草给中央的报告。有一次我(因我当时是社委会秘书)代拟电报时，漏掉一项重要内容，受到他严肃的批评。长江同志率领的小分队(代号叫四大队)，跟随中央转战陕北。除担负联络太行的任务外，中央发表的重要文件和中央同志写的社论、文章都由他们发到太行。他们还抄收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他们边行军边工作，历尽艰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由于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撤出延安后不久就停刊，太行时期的新华社不能不承担起党报的任务(主要是发表社论)，集通讯社、报纸和广播电台于一身，三位一体，因而编辑部的任务更加繁重。廖承志根据中央的指示，很快就团结临时总社的同志和延安来的同志，把新华总社的各级班子搭了起来。社务委员会由承志同志和陈克寒、石西民、梅益、徐迈进、祝志澄六位组成。原来临时总社的负责人吴敏和张磐石回到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工作岗位，其他同志大多数同延安来的同志合编在各个部门中，合作得很好。承志同志是搞五湖四海的人，他的诚恳、坦荡、亲切、热情的态度和平易近人、诙谐幽默的作风，很快地感染了上下左右的所有同志，大家和衷共济、亲如家人。

编辑部比延安时期有了一些变动，除解放区部、国民党区部、国际部这三个主要编辑部外，还有口语广播部、英文广播部、翻译部、资料室、总编室。凡是比较重要的稿件，除陈克寒、石西民审改外，廖承志都亲自审查修改，他还撰写评论和评述性新闻，为英文广播定稿。根据承志同志的决定，编辑部从8月份起恢复了半月一次的国内述评和国际述评；除原有的文字广播、口语广播和英文文字广播已全部恢复到延安时期的规模外，又新增每日1500字的“简明新闻”(专供行动中的野战部队抄收)和每日2500字的“新闻情报”(即参考消息，专供陕北党中央、平山中央工委和三交镇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组成)。给各分社的“业务通报”也恢复了。

为了同晋冀鲁豫中央局保持密切的联系，承志同志除了经常电话联系外，每周至少去冶陶镇一次，参加薄一波主持的中央局会议，从那里了解到解放区的许多情况。当时各解放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了解这些情况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必不可少的。承志同志在八九月间还到平山去参加那里举行的由中央工委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

新华社太行时期，正是我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期。各野战军先后组成了前线记者团负责军事报道工作。承志同志鉴于战局迅速展开，决定建立前线通讯体制。新华总社根据华东前线和中原前线的经验，草拟了在各前线部队成立野战分社的工作条例草案，通告各地试行。后来又根据战局的发展和野战军的扩大，逐渐发展成为野战总分社(野战军一级)、野战分社(兵团一级)、野战支社(纵队一级)的体制，造就了大批英勇、果敢、刻苦、勤奋的军事记者，出色地完成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报道任务。

1941年吴冷西进入中共中央党报解放日报编辑部任编辑和国际部主任。图为国际部主任吴冷西(右)与国际部副主任黄操良(左)合影

新华社迁到太行后，深感国民党统治区的消息来源太少，除抄收中央社外，远不及在延安时那样可以经常从重庆、西安、南京、上海、北平等地收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承志同志果断地决定，派出一个记者组到冀中河间去，一方面把那里从平津两地收集到的有关国民党统治区的材料写成消息，经冀中分社电台发总社，一方面把收集到平津两地的报刊尽快送回总社。与此同时，也派人去山东，同华东总分社商量如何收集蒋管区报刊。由于采取这些措施，国民党统治区的消息来源得到了改善。

至于国际新闻的来源，承志同志十分重视抄收各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由于电务处同志们的努力，外国电讯的抄收很快就恢复到延安时期的水平，不但为编辑工作提供了比较充裕的素材，而且为转战陕北的党中央及时提供了了解国际动向的消息。

除了上述开辟新闻来源的工作外，承志同志还非常重视对外宣传。由于他的直接关注，新华社第一个国外分社于1948年春在布拉格建立，不久又在伦敦建立了分社。当时这两个国外分社的主要任务就是抄收和出版新华社的英文电讯稿，扩大解放区在国外的影响。承志同志不满足于英文文字广播，一到太行就积极筹备英语广播，很快就在9月中旬开始播音。北平、天津、青岛和南京、上海都可听到这英语广播，不少外国记者根据这广播报道我党的主张和我军的胜利。新华总社大队人马到达太行后，承志同志原本考虑组织大家轮流参加土改运动一段时间，后来请示中央，才决定只派少数人参加，大多数同志仍集中精力搞好工作。在这期间，承志同志又根据中央指示，在总社并通知各总分社和分社、支社，在全体工作人员中开始“三查三整”运动，特别着重反“客里空”运动，着重解决编辑记者对待土改运动的立场问题和严格遵守“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问题。承志同志为此曾多次作报告，把土改运动的方针、政策同新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结合起来，循循善诱，讲清道理，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帮助大家解决思想问题。

位于太行山区涉县西戌村的新华社总社编辑部旧址

在整个太行时期，新华总社在承志同志领导下，大家同心协力，辛勤工作，努力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在远离中央的情况下积极发挥主动性，在业务上和政治思想上都有很多收获。

当然，也正是在各方面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新华总社这个时期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纰漏和失误，经中央严肃批评和耐心帮助才得到改正。对于中央的每次批评，承志同志总是首先带头检讨，首先承担责任，首先提出自己带头改正的办法。他态度认真诚恳、坦率自然，毫不勉强敷衍，更不推卸责任，诿过于人。在那些失误中，同他直接有关的是这样，间接有关的是这样，甚至间接关系都很难说的也是这样。例如，太行总社广播的毛主席1947年12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文稿中电码错漏有20多处，在陕北的中央发现后，来电提出严肃批评。这个事件本来同承志同志没有多少关系，这些错漏同译电、发报、收报等环节有关。但承志同志首先带头作自我批评，检讨自己事先没有提出严格要求，平常也疏于检查督促。后来在播发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时，承志同志预先提出要求不错一个字，切实防止了错误。承志同志这种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在他领导下工作的许许多多同志，在许多年后仍津津乐道，引为榜样。

在西柏坡与中央会合

随着西北战场我军转入外线出击，陕北胜利局面业已奠定，中原、华东、华北、东北各战场战略反攻捷报频传，华北与华东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党中央和毛主席不待收复延安，即于1948年3月下旬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向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建屏县西柏坡转移，同时也下令新华总社从太行涉县迁到平山西柏坡附近，以便中央就近直接领导。

廖承志接令后即派石西民和徐迈进率领先遣队前往平山，负责筹备架设电台、选定驻地、储备物资等事宜，随后他们又同4月下旬随中央到达那里的范长江率领的小分队会合，把工作准备停妥，经过几次试验于5月22日正式接替太行的工作。承志同志在结束历时13个月又25天的太行时期之后，于5月27日率领新华总社人员，分三批经冀南、冀中抵达平山，6月6日全部在平山西柏坡附近新址开始工作。承志同志抵达平山后，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一面总结太行时期的工作，一面根据新的形势改组编辑部。这时中央由刘少奇分工领导新华社的工作，陆定一(他原来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在七大以后一直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经常参加讨论新华社工作的会议，胡乔木则出任新华社总编辑。中央对新华社的领导和帮助大大加强了。

这时的新华总社，既会合了太行总社和陕北小分队的全体人员，又把钱俊瑞、徐健生同志带领的留在晋察冀参加土改的同志召回来，再加上原在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工作的一些同志也参加工作，总共有八百三四十人，可谓盛况空前。

新华总社经过改组，社长仍是廖承志，总编辑为胡乔木。承志同志领导管理委员会，负责全社性的行政及一般问题，乔木同志领导编辑委员会，负责总社和分社的编采业务问题。在编委会之下有两个编辑部门，一个是编辑部，部长是范长江(后来是陈克寒)，共有军事、城市、农村、国际、蒋管区、英译、中译、参考编辑八个组。为贯彻“采、编、研”并重而成立资料研究室也暂归编辑部序列，内分解放区、蒋管区、国际、图书四个组。另一个编辑部门叫广播管理部，部长由承志同志兼任，下设口语广播编辑部和英语广播编辑部。

由于中央军委三局的大力帮助，这时总社已同20个总分社和分社建立起无线电通讯联系，其中地方总分社和分社有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晋绥、冀热辽、冀中、太行、豫皖苏、华中；前线总分社和分社有东北、华东、中原、西北、山东、华中、华北一兵团、华北二兵团、华北三兵团和豫陕鄂。各解放区和各个前线的无线电通讯网建立起来，新华社新闻内容较过去丰富，时效性也有改进。

党中央高瞻远瞩，考虑到全国解放的时间将比原来的预计大大提前，因此同中央工委会合后迅速进行为建立新中国国家政权作准备的各项工作。加强对新华社的领导就是这些工作中重要的一项。中央早在6月初就接连给各中央局、分局发出要求加强对报纸、通讯社的领导的指示，并作出有关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根据中央的指示，廖承志、胡乔木同志商量好采取重大步骤和措施，使新华社加快成长为全国性的通讯社，发挥强有力的耳目和喉舌的作用。关键的一着就是抓紧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养成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从1948年10月起，廖承志集中力量统管新华总社的日常工作，保证整个机器的正常运转，着力搞好口语广播和英语广播，让胡乔木同志集中精力抓好编辑干部的培训工作。就从这时起，从编辑部门抽出部分骨干力量，组成一个精干的编辑班子，在胡乔木领导下，住在西柏坡党中央驻地(少奇同志住处的前院)，接受紧张而严格的训练。

集中训练从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开始，他在讲话中阐明了新闻工作对党的事业的重大作用，指出了记者努力的方向和应有的品格。编辑班子编写出的新闻、述评和社论，都由乔木同志修改，重要的送少奇同志审阅，有的还要送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审阅。每天晚上，乔木同志就召集班子的全体人员，主要是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和讲评每天稿件中的问题，有批评有鼓励，大家各抒己见，有解释有讨论，对毛、刘、周等中央领导同志撰写和修改的文稿，也评头品足，讲学习体会。承志同志定期综合上述种种意见，向全体人员作报告，使大家领会中央精神，更加勤奋地钻研业务。这个时期新华总社发出的许多业务通报，如关于改进军事报道与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新闻要说明必要的背景，新闻电头中地名用法的规定，关于加强综合报道的建议，关于组织口播稿件粉碎敌人谣言的通报，关于用语的指示，关于学习列宁使用统计数学的精细作风，关于克服新闻迟缓现象的指示，等等，都是根据这个时期编辑班子工作的经验教训和中央的要求而总结出来的。

也是从这时起，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稿越来越多。从10月22日我军解放郑州的新闻开始，紧接着是我军辽西大捷新闻，揭露北平蒋、傅梦想偷袭石家庄的新闻和述评(毛主席这次演了一场空城计，几篇稿件的作用，相当于几个军的阻击力量，使蒋、傅军犹豫了几天，不敢贸然南下，而我军昼夜兼程赶到保定以南，敌军只好撤回北平)，我军占领南阳新闻，直到我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新闻。毛主席为配合淮海会战，又亲自写了两篇对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毛主席也写了不少评论，如《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评战犯求和》等一系列揭露国民党当局玩弄和谈阴谋的评论。因为这时新华社仍担负着通讯社、报纸和广播电台三位一体的任务，承志同志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撰写的新闻、评论和广播讲话，把这些文稿作为新华社工作人员学习的榜样。

在大力训练编辑人员的同时，廖承志还主持开办机关业余文化学校，鼓励行政人员、电务人员和印刷厂职工参加学习，由编辑人员担任教员，分小学班和中学班。这不但有助于来自农村的勤杂人员扫盲，工农干部提高文化，而且编辑人员同其他人员的关系也大为改善，加强了全社各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这个业余文化学校，从平山一直办到北京，持续了很长时间。承志同志为工农干部创办这样的学校，是大家不能忘怀的。

鉴于平津前线我军进展迅速，承志同志根据中央指示，在12月中旬即派出范长江、徐迈进同志率先遣队去北平西郊，准备接管国民党新闻机构，同时筹划总社入城事宜。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新华社奉中央命令“一分为二”，除编辑部人员随胡乔木离开平山到北平西郊外，廖承志于3月22日率领广播管理人员(即口语广播和英语广播两部分人员)，包括编辑人员、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直接入城，建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后改为中央广播事业局)，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不久即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呼号对全国广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承志同志就离开新闻工作岗位，转到外事和侨务工作方面去了。但是他在新华社延安—太行—西柏坡这段时期对党和人民所作的贡献，他的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品格，革命乐观主义的音容风貌，他的热情坦率、平易亲切、活泼诙谐的作风，深深铭刻在同他共事过和接触过的所有党内外人士的记忆中。(写于1988年6月)

(本文作者吴冷西1941年任延安《解放日报》国际部主任，1946年《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合并后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华社社长并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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