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突围战”的三个维度

作者：李振来源：察网 2018-12-22 920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突围战”的三个维度

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新生人民政权遭到戴着意识形态眼镜的美国的敌视。美国采取“遏制孤立”的对华政策，意图通过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编制一张扼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封锁包围网。面对封锁包围，新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上下一心，坚决斗争，通过抗美援朝、拓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经济贸易、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挥大国作用等途径，成功突破了美国的封锁包围。

一、军事维度：抗美援朝，立国止战

正当中国人民重建家园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近邻朝鲜，战火重燃。让新中国大感意外的是，大洋彼岸美国的反应，首先指向中国。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理由是，台湾地位未定，现时“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1]。

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举动，打乱了中国大陆派军队渡过台湾海峡，完成国家统一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在中国人心中，激起的不仅是失望，更是愤怒。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根本症结。台湾海峡两岸未能统一，成为中国人心中的隐痛。

更要命的是，1950年9月，美军在朝鲜半岛仁川登陆，组织有16个国家参加的所谓“联合国军”直接参战。他们很快突破作为南北朝鲜分界的“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不断后退的朝鲜政府紧急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支援，苏联政府也建议中国派遣部队援助朝鲜。

出兵援朝，事实上是直接对抗美国。当时，新中国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经济社会百废待兴，军队的武器装备更是落后。从国力上讲，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1950年，美国的GDP是2800亿美元，而中国仅有100亿美元。中美之间极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就像是壮汉与儿童之间的拳击比赛。

怎么办?这对新中国的决策者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中国有句成语叫“唇亡齿寒”，面对朝鲜燃起的战火，中国领导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成语。中国政府一再向美国表明：“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2]此外，中国政府还反复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这是中国的底线。

对于中国的警告，美国政府做出“自信”的错误判断：中国没有能力单独与美国对抗，只要苏联不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中国不会出兵。于是，美军无视中国政府的立场，不仅越过“三八线”，还把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

经过慎重讨论，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毛泽东最终拍板：出兵。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

好几天睡不着觉的毛泽东稍微松了口气。他在中南海会见了表兄王季范和老同学周世钊等人。谈到抗美援朝，毛泽东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如果置之不理，美国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用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脚下。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向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3]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5次大的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重新打回到战争的起点“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此后，战场的僵局，让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从1951年6月下旬起，关于停战谈判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开始转为公开倡议阶段。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人李奇微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7月1日，中朝两方的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复电同意，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又经过2年多在战场上和断断续续的四次在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最终在1953年7月27日，双方于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说了一句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话：“我执行政府指示，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4]

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在战争总结报告中写到：

【“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5]】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也是冷战时期东西方第一次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热战。在长达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中，双方投入战场的兵力最多时达300多万。美国开支战费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中国开支战费62.5亿元人民币，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6]。这场战争使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冷战格局固化，奠定了东北亚的基本政治格局。

对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是一场立国之战、止战之战。这一战，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新中国的尊严，同时也为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出了几十年相对安全的周边环境。此外，中国军队在经历这场战争后，比较全面地经受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战争形式的考验，武器装备的更换，整整提升了一代。

二、经济维度：橡胶换大米，外贸破局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遏制孤立”政策，除了战争威胁，还有经济上的封锁。西方主流政治家大多不看好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认为新中国没有能力自给自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现实之间的第一个冲突，大概会具体地在经济领域中产生”，“正是在对华经济关系领域中美国具有对付中共政权的最有效的武器”[7]。

这个武器，就是经济上封锁孤立，以促使新中国自内生乱。

1953年2月，中国经波兰租船公司租得芬兰籍油船“维马号”，从罗马尼亚载煤油10200吨运来上海。美国知道后，先是要求芬兰政府制止“维马号”油船驶往中国，接着又要求土耳其政府就地扣留该船，但均未得逞，美国政府最后甚至考虑让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军舰击沉“维马号”油船。拖了几个月，尽管中国政府想了几种办法，让该油船能够驶向中国内地港口，但最后，“维马号”油船的船东竟然私自把中国进口的这批煤油全部卖掉了。中国不仅失去了这单生意，还蒙受巨大经济损失。1953年的“维马号”事件，正是那个年代，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的一个缩影。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孤立，确实让新中国无法迅速融入世界。为了突破重围，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颇有智慧地在有限的空间下开展起对外贸易。除了加强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中亚国家的贸易往来，新中国还倡导以义利相交，积极拓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经贸活动的渠道。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对中国实行禁运，美国要求产胶国禁止向中国出口橡胶。由于美国自身囤积橡胶过多，一再减少从产胶国的进口，造成世界市场橡胶供过于求，胶价急剧下跌，一些主要产胶国的工人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印度洋上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是传统的产胶大国，曾一再要求美国给以合理价格，并取消限制进口政策，均遭拒绝。与此同时，由于当时世界上主要输出大米的国家出口量剧减，引起了国际市场大米价格猛涨。严重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大米的短缺，激起锡兰民众的不满。他们在各地集会，要求锡兰政府开展对中国的贸易，以橡胶换大米。

1952年9月，两个亚洲兄弟国家走到了一起。中国与锡兰签订了以“大米换橡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贸易协定。负责此项谈判的锡兰商务贸易部部长表示：

【“中国对锡兰平等相待，并在贸易条件上如此照顾，这与西方国家以殖民地对待锡兰形成强烈对照。”[8]】

中国和锡兰的经济贸易，开创了中国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开展贸易的先河，其他亚洲国家也先后同新中国做起了生意。1953年3月14日，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同中国签订相互供应棉花、煤炭的贸易协定。1953年11月，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派出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与中国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

与上述国家“自上而下”做生意不同，中国与日本的经贸来往则始于民间。1952年4月，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在参加了苏联举办的国际经济会议后来到中国，这是日本在战后第一批访问中国的客人。6月1日，他们与中国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回国后，他们在日本各地举行访华报告会，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听众的反响意想不到的积极正面。由此，日本民间出现持续不断的促进日中贸易和恢复邦交的热潮。民间贸易交往这个突破口一旦打开，很快就见出成效。1950年代前半期就有四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四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签订，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关系的开展。按照日本通关统计，1955年、1956年、1957年的日中贸易额分别是1.09亿、1.5亿、1.4亿美元。

对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领导人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有限的沟通机会，推进对欧贸易。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组织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成为中国派往西方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其后，中英贸易额迅速增长，很快从1952年英国对华出口额的300万英镑上升为1957年的1200万英镑。在中英贸易关系发展的带动下，法国、瑞士、联邦德国、挪威等国的工商界代表纷纷访华，中国同西欧的贸易有了较快增长。到1957年底，新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相比1952年，增长了6倍多。

新中国为发展经济，想办法对外开放和交流的愿望越来越明显，探索的途径也越来越多元。为了推动对外经贸，从1957年开始，每年春秋两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定期举行。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能拿出来的大多是农副产品和一些简单的工业品。但是，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广州交易会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新中国就这样用力撕开了一道道裂口。

三、外交维度：两次国际会议，一个中国方案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和平战胜战略”，希望与苏联对话谈判。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则提出，“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虽然两大阵营的带头大国有和平共处的良好愿望，但在远东地区，冲突依然存在。在亚洲远东，印度支那战火有愈演愈烈的迹象，而朝鲜半岛停战后依旧问题不断，于是，美、苏、英、法四国准备于1954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由于很难回避中国在解决这两大问题上的作用，自然需要中国参加。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将新中国与国际社会相隔绝的美国，一开始并不同意中国参会，但在其余三国的坚持下其企图落空，只能无可奈何地单方宣布：虽然美国将参加有“共产党中国”出席的日内瓦会议，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

1954年2月，中国政府接到邀请后，毛泽东决定派周恩来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极其复杂的多边外交舞台。

会议从4月26日开到7月21日，中间休会不短时间。参会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讨论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时，表示日内瓦会议是一种拖延性行动，透露出没有诚意解决和平的心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则明确本次会议的工作“目标图”，即：“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9]。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积极斡旋，协调各方，使这次会议最终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还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持续了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尽管在实质上成绩有限，但是，由于中国的努力，整体说来，取得了人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突破性成果。

回国后，周恩来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谈了自己的认识：“日内瓦会议的成就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的。”[10]在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后，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国际战略作出了新的估计：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11]。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邀请在场的各国记者，一起欣赏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发给各国记者的请柬上，周恩来只写下了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2]观影后，一位美国记者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现在不要战争，要工业化。

1954年6月，周恩来还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空隙，访问了印度首都新德里。早在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中印两国边界谈判中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13]在此次访问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进了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印联合声明指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双边外交，也适用于处理一般国际关系。几天后，周恩来访问缅甸，中缅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

如果说1954年的内日瓦会议是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首秀”，那么，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新中国则因第一次扮演大型国际会议的“主角”，而受到世界的瞩目和尊重。

亚非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29个亚洲和非洲国家联合举行的国际会议，与会国家的人口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

毛泽东决定：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出席的还是周恩来。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方针是：争取扩大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关系创造条件。

不少西方国家对亚非会议并不看好，甚至抱有敌视，说亚非会议“算不得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渲染参加国间的分歧，预测会议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美国媒体甚至发表了所谓“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的评论，意在离间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

会议召开后，气氛确实有些紧张。当时担任大会主席的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担心，因东西方矛盾的爆发，“会议就可能成为冲突的冷战场所”[14]。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另外作一个补充发言。

正是在这个补充发言中，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方针。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15]。

新中国的坦诚和友谊赢得了与会者的理解和尊重。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新闻报道写到：“周恩来是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16]菲律宾外长罗摩洛则说：“周恩来是我去的时候的敌人，回来的时候的朋友。”[17]

亚非会议通过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蓝本的处理各国关系的十项原则。由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明确为：新中国为世界冷战格局中的国际社会实现和平提供的中国方案。

据统计，到1976年，有90多个国家在同中国共同发表的文件中，都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后来还被应用于一个又一个的中外条约，事实上成为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会后不久，印尼总理访问中国。毛泽东在会见时表示：“中国是作为一个亚非国家参加这次会议的，以这种身份中国也尽了一份力量。”[18]毛泽东还不无幽默地说，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由于进行长期的侵略，它们对亚非两洲产生一种心理，轻视落后国家。他们说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拿肤色来区分，就好像说有色金属那样。我们这些“有色金属”是会膨胀起来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略别人。但“有色金属”是更有价值的，因为有色金属包括金、银、铜、锡等[19]。

“两个国际会议，一个中国方案”，成为新中国打破美国对华封锁包围网的最好注脚。新中国成立时倒向苏联的一边，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曾出现第1次建交高潮。亚非会议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与30多个国家建交，迎来第2次建交高潮。这次建交高潮，使新中国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开拓出新的国际空间，朋友圈越来越大。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在二战中享誉盛名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两度访问中国。1961年10月，刚刚在上个月结束第二次访华之旅的蒙哥马利，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写下了访华感悟：

这个国家的人民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他们聪明而苦干，可能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西方世界最好还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维持友好关系；这个国家需要以平等相待；它在一定时期内将成为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强国。一个伟大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正在前进[20]。

结语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很多时候，当我们回望历史越多，向前看得也就越远。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新中国，打破了美国的封锁包围圈，并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自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两国关系进入了长达30年的友谊期，尽管期间苏东剧变，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发生改变，但是，经贸合作成为了保持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压舱石。直到2010年美国奥巴马政府采取“重返亚太”战略，意图平衡和防范中国崛起，两国在台海、南海、军售等问题上一度关系紧张，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中国明确为“竞争对手”，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将两国争端逐步扩散至情报网络、军事安全、国际政治空间等领域，造成“大国间政治悲剧”的风险在增加，世人担忧中美两国将陷入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

在历史激荡时刻，中美关系的走向，既是关乎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安全问题，也是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发展问题。新时代下，引领中美两国关系良性发展，对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是一个重大命题考验，一方面，必须用战略思维看待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做好应对方案。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形势，我们要在战略高度上加以重视，直面危局，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要做好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析研判，警惕美国政府倒退回过去的“遏制接触”甚至是“遏制孤立”的对华政策，提前制定相应的反制方案；在反制过程中要做到有理有力有节，既要能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又能够争取将中美关系拉回到良性的发展轨道中。另一方面，解决中美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中国自身。中美贸易战暴露出中国自身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不能选择无视。在某种程度上，如果通过问题倒逼改革，中国将迎来一次通过“自我革命”来推动“社会革命”的重要战略机遇。我们要有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担当，敢于啃硬骨头，勇于打破利益藩篱，切实将经济体制、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问题解决到位。如此一来，不仅有利于破解中美两国面临的共识困境，化解“修昔底德陷阱”风险，对中国自身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将更加通达。

探索破解中美关系困境，为当下中美外交工作提供些许有益借鉴，正是我们回望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突围战”历程的意义所在。

注释：

[1]《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95页。

[2]《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4]李庆山：《国门亮剑：抗美援朝纪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页。

[5]《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45页。

[6]《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1页。

[7]《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8]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9]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7页。

[10]《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