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金融资本无祖国但有组织

“资本无祖国”：金融本质之政治透视

——金融发展与安全思想系列研究

江 涌

历史地看，金融立国、金融强国只见于蕞尔小国，昔日的意大利城邦，而今的新加坡，即便连荷兰这样稍微大一点的国家都不行，在短暂喧嚣之后，很快就黯然落幕。新近的英国、美国因为金融脱实(与制造业疏离)、金融脱媒(与银行业疏离)、金融脱敏(与伦理道德疏离)与金融脱管(与国家监管疏离)，最终导致国家发展脱轨。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国发展应当“以苏为戒”，1956年又进一步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西方金融早已走上歪路歧路邪路，中国应当引以为戒。[2020年10月24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第二届(上海)外滩金融峰会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

一、金融资本无国界但是有组织

商业更有金融业是不能培育出忠诚于国家的公民的。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早就说过，“一个商人并不一定要属于某一指定国家的公民。他在什么地区经营商业，在很大程度上对他是没有关系的。只需有一点不如意，他就可以把他的资本连同他所进行的事业全部，从这一国移到那一国。”[[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2页。]经济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指出，“商人按照他职业的性质来说，当他输入或输出商品时，这一行动对国家在道德、繁荣或力量等方面会引起什么作用，在他正不必操心太过;对他反正都是一样的。他可以输入药品，也可以同样欣然地输入毒品，他可以用鸦片或火酒损害任何国家的元气。…假使可能的话，他未尝不可以把祖国的田地出卖给外国，当他卖到最后一块地时，他还可以溜到船上，把他自己输出国外。”[[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48页。]金融资本家为保证其收益性、安全性与流动性的平衡，保证其综合利益最大化，决不会被任何社会与政治力量所束缚，无牵无挂、无根无基、无祖国是其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认为“工人阶级无祖国”。但是，经过一战与二战的历史检验，工人阶级有祖国!战事甫一开启，共产国际的工人们纷纷回国参战，从国际主义回到民族主义。这令很多理论家百思难得其解。其实，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工人阶级不可能无祖国，因为产业资本对技术、装备、设施、渠道等有一系列的要求，通常会落地生根，属于“在地化”“国家化”;产业资本所涉及的收益分配(在本国内各个社会阶层的分配)，是工人阶级有祖国的重要经济基础。也就是说，通过国家的初次分配以及二次分配，坚实的经济基础以及系列的社会保障，保证了工人阶级有祖国。多年来，美国劳联产联是美国政府对华加征关税、进而发动贸易战的积极支持者与响应者。此乃无他，惟就业耳，即所谓争抢饭碗问题。

法国谚语“货币没有主人”[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美国东方学专家欧文·拉铁摩尔说：“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金融资本更是如此。金融全球化的制度性要求“无国界”，金融资本流动性需要“无边疆”，金融资本收益性寻求的是“有钱就是故乡”。金融资本可以注册在诸如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等任何一个低税制的小国，向往着任何一个“避税天堂”，只要能够使收益最大化，只要有充分的流动性，金融资本根本不在乎祖国在哪里?哪里出现利差而可以套利就流向哪里，肆意做市(多头或空头)，哪怕是本国资本市场、金融资本家国籍所在国也在所不惜。道理很简单，没有一只鲨鱼能够抵挡血腥的诱惑。

金融资本无祖国但是有组织，有皈依，有指向，进而有影响力、战斗力、破坏力。金融资本相比一般产业资本有着更为强烈的“物以类聚”或“臭味相投”的认同感，历史地看，往往以特定的宗教意识形态为底色。国际上，但凡有卓著成就的学界大咖与商界大佬，会纷纷被吸纳或加入某个特定的宗教组织(如共济会)，成为阶位不等的会员，从而有了特定的族群身份。这便给世人一种感觉，某个特定民族总是很厉害的印象，精英荟萃，从而使得更多的后来者以加入特定的宗教组织、成为特定民族为荣。

实际上，犹太民族并不是以血缘血统来区别划分的。有专家分析，如果搞一个普遍的基因测序，现在的以色列人并不一定比巴勒斯坦人更为接近“犹太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以色列人施罗默·桑德撰写的《虚构的犹太民族》(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出版)一书。]犹太人很早就是一个流散的商业族群，生长于犹太人家庭的卡尔·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有着更大更好的发言权。“‘犹太人问题’不是宗教抽象、政治抽象和人道主义抽象问题，而是与时代、与马克思本人有着直接的血肉联系，这种研究思路成为马克思青年时期以及一生探索的理论特征。”[李振《货币文明及其批判——马克思货币文明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1844年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将犹太人的解放与消灭国际资本联系起来，“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呢?马克思说得很直接，“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在货币与资本问题上，马克思有着比一般经济学家更全面的了解以及更深刻的见解。

以犹太资本为主体、以共济会组织为核心的国际金融资本，长期以来，用金钱控制着很多国家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在幕后操控一个个主权国家，特别是那些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为金融资本全球化铺平道路，从而对目标国实行金融殖民统治——新农奴制(new-serfdom，即债务奴役)。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实际就是把相关各国政府和政客变成了金融资本的提线木偶，由超越国家的金融资本控制国家政治经济。历史地看，金融资本在一定时期总是寄居某个(区域或世界)强大国家——如热那亚、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如今的美国，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控制相关的国家政权，利用国家政权，像推土机一样推平横亘在国家之间的壁垒与障碍，“世界是平的”即由此而来，从而为金融资本的跨越时空(跨时期跨国界)之“超限资本积累”服务。

金融资本无祖国，往往内外沆瀣一气，英美以外的金融资本通常总是作为附庸从属于国际金融资本，充当“带路党”(美名“代理人”)，联手做市，挖东道国经济墙脚，动摇国家经济基础。在一些东道国实现做大做强的金融资本，总是会倾向国际化——如涓涓细流汇入江河奔流到海——纷纷流向金融资本的大本营，即美国华尔街与英国伦敦城。在大本营集结，修整，然后从这里领命再出发，布局一个个前沿阵地，伺机狙击袭击。金融资本无祖国但是有组织，一种具有宗教性的超国家组织，寄居、控制强大国家，甚至直接成为统治者。“如果统治阶级的主要财富由流动资产构成，在国难当头之际可以安全地转移，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将是莫大的危险”。[[德]G.齐美尔《货币哲学》，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0页。]金融资本面向世界，驰骋国际市场，以各类大小市场主体甚至是主权国家为狩猎对象，获取暴利。资本越是金融化国际化，越是嫌弃各种羁绊，抛弃生养它的祖国。试看那些国际金融中心，那些国际化金融家们，为一己之私利或那个神秘组织的需要，在关键时刻，可以毫不介意在背后捅上他的祖国一刀。

二、金融资本自成体系谋控货币主权

金融资本无祖国但是有组织，而且形成体系，有自己的“上帝”与“君主”。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前提，拥有独立完整的主权是一国实现有效治理的坚实基础，只有牢牢捍卫国家主权才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货币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与抓手。“不是每个国家在成立时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货币权力，国家货币主权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一些欧洲国家在2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铸币，但开始是民间自铸，没有上升到国家权力控制的层面。”[龙骁《国家货币主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一国的货币金融(财政)主权丝毫不亚于军事外交主权，弱国乱国甚至亡国往往输在一体化的谋财且害命的“金融战争”与“颜色革命”。

长期以来，专家学者在研究分析国家主权时，通常总是以国家领土、政治、军事主权为主题，更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把主权看成是一种“可笑的幻觉”。很少会把货币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重要部分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更谈不上有重要的政策支持。恰恰是这类“关键忽视”导致了国家安全的“致命缺陷”，诸多国家在以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不断扩大开放中，落入诸如“中等收入陷阱”“分化西化陷阱”等金融殖民困境。印证了“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图铺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的谶语。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出现多起因主权不清而导致治权混乱乃至治理失败。例如，南非为结束种族隔离政策，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黑人非国大(在野)一方，与以德克勒克为代表的白人国民党(殖民统治)一方，就有关政权组织与分权问题进行了长期拉锯式谈判，由于非国大对财政金融的重要性认识不清，因此在这些“边缘问题”上轻易地向国民党作出了让步。结果，尽管非国大最后实现了执政，但是关键的钱袋子秤杆子不在自己的手里，因而诸多政治抱负与发展蓝图(如改善黑人生活)根本无法实现。

“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的独立的国家”。[《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修订版，第644页。]在列宁所观察的那个时代，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能够支配的，实际上只是少数的西方发达与有限的资本主义世界。一百多年后即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资本近乎如空气阳光一样存在，像交通规则一样发挥着影响力，其支配、控制、操纵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金融资本的国际垄断同盟高度发展，趋于一体，金融垄断资本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新殖民主义政策——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全世界。“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金钱是美国政治的母乳。金融寡头直接向政府输送代理人，梅隆财团出财长，洛克菲勒财团出国务卿，在美国政治非但不是什么丑闻，而且长期被视为佳话。”[江涌《道路之争——工业化还是金融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页。]今天，昔日的“深层国家”不是隐约浮出水面，甚至直接走向前台。

早在1802年，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1801-1809)就指出，我认为，银行机构对我们自由的危险远大于正规军。如果有一天美国人民让私有银行控制了他们的货币发行，先有通货膨胀，再有通货紧缩，那么借此坐大的银行和公司将会剥夺人们的财产，最后我们的孩子在其父辈所征服的这块大陆上沦为无家可归者。[转引自宋鸿兵《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殖民者一手制造了新大陆原主人印第安人无家可归的悲惨，为此下决心不让同样的悲剧在自己后人(即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种人)身上重演。1811年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1809—1817)断然否决给美国第一银行20年经营许可证的延续。早期，新生的美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政府与社会受金融资本的影响较小，但是金融资本对欧洲的影响有目共睹，美国开国元勋高瞻远瞩，独立自主，努力排除金融资本对国家的影响。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的1913年，在一系列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很多研究认为就是金融资本的兴风作浪)，美国政府不得不向金融资本作出让步(实乃屈服)，国会通过并由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联邦储备法案》，独立于国家而实属私人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FRB)成立，银行家窃取了国家货币权力，即美元发行与信贷，“华尔街控制的货币权力腐败、有害、具有毁灭性。”[[美]斯蒂芬·兰德曼《银行家的游戏--危害人类的金融战》，彭哲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美联储与华尔街沆瀣一气，实质就是一伙。“美联储给了银行家们一本空白支票簿，为其投机活动、获取奖金提供了万亿资金。”[[美]斯蒂芬·兰德曼《银行家的游戏--危害人类的金融战》，彭哲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更为重要的是，“自从中央银行坐上牌桌，赌博真正成为经济了。”[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赌博就是赌博，根本不会创造财富，而且还会腐蚀社会，却被金融家玩弄成“钱生钱”的游戏，被金融资本所控制的媒体鼓吹为“新经济”。美国金融大权(货币主权)旁落，美国各民族种族的悲剧由此诞生。

马克思说，“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5页。];金融家索罗斯说，“掌握货币的人是最有权力的人”;梅耶·罗斯柴尔德(1744-1812)说“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张志前编著《货币泡沫：从金融危机到全球通胀》，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战略家亨利·基辛格说，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说，“客观上，货币制度确实是能整合国家的经济力量中最强大的一个”[[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这些语出惊人者都是世界杰出的金融家、思想家与战略家，他们有一个共同身份，即都是犹太人，被认为是当今世界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通透货币本质及其蕴藏能量。相对应，一个不懂得货币实质与真谛的民族、国家，注定要被剥削、剥夺、奴役甚至消亡的命运。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国家权力的集中是商品货币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国家机器的全面联合则是信用货币得以存在的前提。[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2页。]当一小撮、特定群体以“央行必须独立”为信条而窃取属于最重要公共产品——货币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掌控了国家政权。伦敦城控制唐宁街，华尔街控制华盛顿，也正是这样形成的。

作为美国中央银行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它不属于美国，不是联邦机构，也没有储备，而是独立的、私人拥有的和地方控制的公司。自从这个“怪物”诞生后，美国加速金融化，国际金融资本得到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神助攻”，如虎添翼，纽约华尔街继伦敦金融城之后，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新的大本营，国际金融资本体系有了“双引擎”，威力势力更为强大。美国金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成了一个“巨大而无法断定的风箱，它不仅可以随时兴风作浪，而且偶尔还能戏剧性地将世界体系的动荡平息下来”[[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页。]。实际上，在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主权信用(民族工业资本)的式微和超主权信用(国际金融资本)的扩张，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组现象。越来越多的国家虽有主权独立之名，而难有甚或根本没有独立行使治权之实，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与管理者。1992年英镑受到对冲基金的狙击，随后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系汇率机制，这一事件，是国际金融资本迫使一个曾经的霸权国家、而今的经济大国与金融强国改变国家战略与政策的标志性事件，将金融资本的本性呈现在世人面前。

风水轮流转，新世纪之初，厄运轮到了美国。美国有句“古老”的名言：白宫是唯一一家能让客人把巨款留在枕头上的旅店。金钱是政治母乳，金融家与政治家结为连理。黑格尔说“国家不是艺术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259页。]。然而，在金融化登峰造极的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不成为金融资本把玩的艺术品。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马特·泰比在《滚石》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伟大的美国泡沫机器”，对高盛公司口诛笔伐，称美国“是匪帮国家，是匪帮经济”。[转引自朱伟一《高盛时代：资本劫持法律》，法律出版社版本2010年版，第5页。]美国由主街为王蜕变到华尔街为王。过去，对通用汽车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后来，对华尔街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人喊出“对高盛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的口号。华尔街势力有“胡蜂”(WASP，盎撒财团)和“咱们一伙”(Ourcrowd，犹太财团)之分，“对高盛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表明犹太财团战胜了本土胡蜂财团。

正如马克思所说，“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页。]以高盛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实质就是高利贷的“返祖”或“翻新”，长期寄生在美国躯体上。在不断的虚热实冷中，在周期性金融收割中，美国人辛辛苦苦积攒的财富(有抢劫也有创造)，逐渐地都集中到以“咱们一伙”代表的金融资本集团手中。在今日美国，各行各业的头部经济、垄断企业有几家能逃过贝莱德、先锋领航、道富等犹太基金的“如来佛手”。根据广泛使用的数字，占美国人口仅3%的犹太人操纵着美国70%以上的财富，其在美国经济、金融、政治、外交等方面有着重大影响，是美国最强大的少数族裔。杰佛逊担忧的“胡蜂”(WASP)子嗣无家可归的情形正在上演。

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88页。]美利坚一方面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压迫世界其他国家与弱小民族，另一方面“胡蜂”在祖先抢夺的土地上实际沦落为金融资本之下的二等公民，被压迫在一系列的“政治正确”(LGBT、黑命贵等等)之下，如此美利坚早就成了一个不自由的民族。美国的悲哀之处在于：一开始是欧洲的殖民地，等到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的时候，“仍然应当看作是欧洲的殖民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0页。]，再到成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之后，又蜕变成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半殖民地”。毛泽东同志比较早地看出了这一点，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页。]

三、控制国家政权，掏空国家财富

只要银行家的权利被置于国家经济和民众之上，那么未来的某个时候，发生崩溃的可能性比经济复苏的可能性更大。[[美]斯蒂芬·兰德曼《银行家的游戏--危害人类的金融战》，彭哲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16世纪末，意大利政论家、现代经济地理学的创始人勃特罗(1540?-1617)写道：“在意大利，我们有两个繁荣的共和国——威尼斯和热那亚。从事诚实的实物交易的威尼斯人虽然只算得上是小有财富的平民，但他们却建成了一个格外伟大而且富强的国家。而与此相反，热那亚人则全然热衷于货币交易。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私下里发了大财，但其国家也同时被掏空了。”[[德]G.齐美尔《货币哲学》，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0页。]作者没有特别地指出那些热衷于货币交易的热那亚人，到底是哪一类群体。实际上，这类群体不仅掏空了热那亚，后来还掏空了西班牙与荷兰，掏空了英国，如今又在掏空美国。数百年间，欧洲人深受金融资本祸害，真可谓罄竹难书，只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多半掌握在资本手中，“像小姑娘一样任人打扮”，因而很多真相被遮蔽了。

1848年前后欧洲战云密布，革命烽火四起，所罗门·罗斯柴尔德(1774-1855年)担忧政府借款安全，要求在相应的借款合同中约定，如果发生战争那么应当做何种安排。奥匈帝国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1773-1859年)断然拒绝，“我不允许银行家在事关欧洲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施加任何影响。”[转引自周洛华《金融的哲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话虽这样说，实际上中世纪之后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很少能够避免银行家的影响。银行家们两边下注，上下其手，贷款给交战各方并伺机做市，不论谁输谁赢银行家们总是赚得盆满钵溢。就连那位“一跺脚欧洲大陆都会震颤”梅特涅首相，本人及其家庭与银行家(具体地说就是罗斯柴尔德)保持极其亲密的关系，“神圣的君权被神圣的金权所取代”。控制国家政权，政商合一，以政权来进行资本积累，多快好省。这个秘诀，几千年前的中国商人就了然于胸：“商家以牟利为本。劳作立身，其利十倍。珠玉无价，其利百倍。若得谋国，拥一新君，掌邦国大权，其利万世不竭!”[参见《大秦帝国·阳谋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吕不韦就道出这样的玄机，务农是一本百利，经商是一本万利，控制政权则是一本万万利。

金融发展深化即金融化会不断排挤、侵蚀一个国家的生产力。金融化之初，或许也能够促进一国经济发展。马克思指出：“假如必须等待某个单个资本积累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的形式集中大量资本可以在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页。]然而，经济社会风险往往就在气势如虹的发展之际悄然埋下。金融业发展可以较快地积累财富，但是“就像鸦片或烈性饮料一样，只能引起—时的兴奋，结果将终生萎靡不振;又如电光的一闪，当时虽使万象格外光明，但过后却坠入了更深一层的黑暗。”[[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5页。]

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工业生产能力(在适度保护中逐渐成长的、注重开发本国市场的、最终获得成功的工业生产力)是促进该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强大的根源。对此，李斯特进行了细密而充分的论证，“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2页。]“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3页。]“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伊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3页。]然而，生产力有高低之别，国家应当致力于更高生产能力的保护与培育;生产力还有生产交换价值与生产生产力之分，国家应当致力于生产生产力的保护与培育。“那些养猪和制丸药的当然属于生产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作曲家、音乐家、医师、法官和行政官也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性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换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3页。]值得注意，李斯特提示的“生产生产力”的生产者，并不包括地位显赫的商人与银行家。

在存在完整而独立的国家主权情形下，一国的财富寓于生产力量，而生产力量多半寓于政治力量。国家通过制度设计——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培育成长出相应的企业，进而生产出相应的产品，创造出相应的利润，这就是李斯特所强调的“基于政治力量进而获得生产力量，由生产力而获得财富”的英国经验。[[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2页。]工业化(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道路可以培育出有组织、能担当的忠诚于国家的公民，这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社会基础。金融化则不然，金融化结果是财富积累，而且社会财富会更多地集中到少数金融从业者乃至金融寡头的手中，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源头。金融资本无祖国，金融家毕其一生都在努力与国际接轨，他相信“世界是平的”，并努力让世界更加平坦，他本质上不属于任何国家，也不会受任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羁绊，他是自豪的国际公民。

相对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值得称道的一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诸如城市工商业甚或农村富农等比较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多半采取争取与合作的政策。实际上，所谓资产阶级(尤其是处于上升阶段)分子往往是一些如蚂蚁般辛勤劳作、忙于把货币变为资本的人群，其中的企业家群体，以罕见的“理性精神”和精诚的职业责任，不断创新而积累财富，为自己争取相应的社会地位。然而，金融家，深入细致分析，不能算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他们如同一个浪子，混进了资产阶级的队伍，不断败坏资产阶级尤其是企业家的名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金融家主要忙活的不是把货币变为资本，而是把资本变成货币，然后输出国外，存在西方银行账户中。透过表象看实质，金融资本的破坏性早已大大超过它的创造性，负能量远远大于正能量，这是资本主义进入最腐朽——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我们可以由此认识到，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钱贷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2-33页。]——阶段的集中体现。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跨越国界、实际凌驾在国家之上金融资本群体，多年来一直在精心布局某个东方大国，培育了众多忠实的代理人，以及庞大的利益攸关的同盟军，妄图在东方大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同时实现“寄居”，继续过着优裕的“陆地藤壶”生活。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纹不如倚市门”[《汉书·食货志》。]。国家的短暂繁荣可以由金融业实现，但是持续强盛必须依靠制造业。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内所有的船，而金融化只能让豪华游艇出海，至于装载民众的大船要么搁浅要么沉没，世界历史一再证明、美国盛衰正在表明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高达40%左右，强盛至极，国际仰视。今天中国被视为无可匹敌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行销天下，占全球的比重也只有35%。然而，从60年代开始，在欧日追赶、竞争加剧、利润摊薄的情势下，美国开始“去工业化”浪潮;进入80年代，生产外包境外成为各类行业趋势，股票回购拉升业绩成为企业经营秘诀，经济行为愈发短期化，导致产业空心化与经济泡沫化;90年代中期，美国的金融-保险-房地产(FIRE)越来越“火”，在GDP中占比超过制造业。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实体利润为金融利润所超越甚或取代则是国家经济危机的重要信号，也是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2009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跌破20%，2010年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让给了中国(是年美国为19.4%，中国为19.8%)。多年来，美国服务业在GDP中占比一直超80%，狭义制造业降至11-12%。这使得美国由以往的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的社会结构，并且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把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工业和财政支持跟社会上其他事业联系起来”[[美]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葵阳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连续几届美国政府，“再工业化”努力劲头不小，成本高昂，成效呢?草色遥看近却无，美国无可挽回地衰落了。索罗斯基金赚取的利润一度与沃尔玛公司相当，但是沃尔玛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最大的雇主，雇佣员工一度有200多万人，而索罗斯基金最多雇员也只有2000多人。今日美国，大量“自由人”无所事事，依靠国家印钞撒钱救济，国家听由金融家摆布，而金融家与吸血虫一样，需要的不是国家，而是供其吸血的附体。英国学者帕姆·杜德说：“注射美元也救治不了这一病症，因为它没有触到病根。相反地，倒使病情加重了，因为它人为地促进和保存了这一疾病的特有的征象——寄生的依存性，扩大了较为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准备了战争的根源，阻止了健康的恢复。”[[英]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苏仲颜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14页。]

美国金融的畸形发展——走上了投机赌博的歪路，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庞氏骗局的邪路[2020年10月24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第二届(上海)外滩金融峰会发表视频致辞，“要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参见澎湃新闻，2020年10月24日。]——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美联储无限印制美元为美国企业的并购和过度投机提供资金，为军工复合体扩张、军国主义泛滥、帝国主义战争提供资金，为越来越庞大的失业救济以及极其低效的社会医疗保障提供资金。由此累积其天量债务，而天量债务需要不断衍生(不断产生收益)才能维系(借新债还旧债的庞氏骗局)。美国洛杉矶的民事诉讼律师埃伦·布朗说，“华尔街对秘密衍生产品交易收取的保护费…支撑了美国的债务。”[[美]斯蒂芬·兰德曼《银行家的游戏--危害人类的金融战》，彭哲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长期的畸形生长与恶性发展，使得美国俨然变成了“香蕉共和国”(BananaRepublic)：国家的财富和权力被一小撮人掌握，普通百姓受到盘剥、时常遭受迫害，商业利润被私吞，工薪家庭承受着沉重的债务负担。与此同时，“一小撮腐败之徒代替一群无能之辈，政府蜕变为强盗政治：政府罪犯统治国家，企业强盗向其行贿，从而可以为所欲为。这是腐败不堪、烂到骨子里的强盗主义，谋取个人私利是其统治的目的。官员和企业双双获利，公众的利益却遭受损失。”[[美]斯蒂芬·兰德曼《银行家的游戏--危害人类的金融战》，彭哲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页。]

四、调控战和，谋取收益，统治世界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将金融称为“战争的手段之一”，它俨然是一支强抢劫掠的军队，它抢夺上地、基础设施、有形资产等所有的物质财富，在此过程中国家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随之而来的是失业、贫困、新农奴制(即债务奴役)、人口萎缩、寿命缩短、人才流失、资本外逃。[转引自[美]斯蒂芬·兰德曼《银行家的游戏--危害人类的金融战》，彭哲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页。]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经济活动是国家权力最重要的源泉，在一个主要国家间不大可能发生战争的世界里，经济力量将是决定一国是处于主导或相对优势地位还是从属地位的日益重要的因素。亨廷顿强调，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要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第一条是“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第二条是“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第五条是“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经历一系列国际斗争之后，中国越发清醒地认识到，“金融已成为一个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工具和基础…已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较量的工具，西方发达国家已把控制国际金融作为控制全球的战略手段”。[江泽民《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7-428页。]

金融已成为世界强国(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华尔街伦敦城)针对主权国家进行无硝烟战争的手段与精确打击的利器。1997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对东南亚国家实施货币攻击，引发汇率危机，而后升级为金融与经济危机、社会乃至政治危机。被袭击的国家，其人民辛苦劳作几十年而积攒的财富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无数家庭惨遭不幸，一些铁腕政权在金融危机面前，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悲剧迄今仍在世界不断上演。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19年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说道：“颠覆现存社会基础最精妙、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摧毁它的货币。这一过程调动了经济规律中所有具备破坏性的隐藏力量，并且以一种百万人之中也难有一人能识别出的方式进行。”[JohnMaynardKeynes,TheEconomicConsequencesofthePeace,LondonMacmillanAndCo.Limited,1919,P.220.]经历一战与二战而严重削弱的英国，丢掉了世界霸权地位，目睹英镑不得不被美元所替代的凯恩斯，其感受比任何一个学者与政客恐怕都要来得深切。

金融力量首先且主要来自货币力量。货币如水，水蕴藏巨大能量，借助大到水坝、小至水枪之类的装置，调节水流水压，达成发电、切割等功用。“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见《道德经》。]货币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同样必须借助一定的金融装置(如产品、机构、市场等系列集成)集中释放，影响既有的市场经济秩序，从而达成“以钱生钱”的目的。货币的价值往往远超过等价物的价值，因为更有可以选择任何等价物的自由价值。货币的力量来自货币的数量，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数量越大其力量也就越大，这些力量包括获取等价物的能力，进而获取资源的能力，物质和精神享受的能力，以及拥有荣耀与令人羡慕的能力，据此也就拥有精神感染的能力与暴力征服的能力。随着商品经济尤其是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一切路径莫不通向货币，货币力量不断膨胀，“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货币具有“具有压倒一切的威力”。正因如此，“犹太人可以收买选民，操纵国王，就如债权人控制债务人一样”。[[德]G.齐美尔《货币哲学》，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在资本主义之前，“掌握货币的人”通过控制银行影响经济，通过控制舆论影响社会。当“掌握资本的人”控制国家政权之后，资本主义成为主导的社会制度与国家意识形态。“掌握货币的人”通过成立并控制中央银行，渗透并控制资本，进而控制了国家政权。货币力量与资本力量的结合，实际是“掌握货币的人”主导了“掌握资本的人”，就像美联储高盛投行与各类公司企业的关系那样清楚，货币控制了资本，抑或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名曰金融资本。金融资本豢养的专家学者及其控制的舆论媒体，大肆鼓吹自由经济，鼓吹央行独立。现代货币基本上都是主权信用货币，是国家政府的禁脔。一国的“央行独立”意味着货币独立于该国政府，如此必然为强大的国际金融集团所俘获，国际金融集团图谋控制世界各国的货币发行与流通早就昭然若揭。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倒闭，金融海啸近在眼前，美国财长保尔森在众议院给女议长佩洛西下跪，请求批准救助计划：“我们的体制对金融机构只能进行正面激励，否则会酿成更大危机。”经济学界用“太大而不能倒”进行辩解与搪塞，其实，金融资本集团早已牢牢控制国家政权，台前幕后，打工人与老板早就一清二楚，财长保尔森这个“牵线的木偶”必须尽职尽责。

当今货币数谁强?当然是美元。谁控制美元?美联储。谁控制美联储?是美国国会?不是!是华尔街，具体而言是“咱们一伙”的犹太金融集团。多年来，在美国，人们可以批判乃至攻击政要，包括总统与议长，但是绝对不可以非议犹太人，非议以色列。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高校师生声援支持多灾多难的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滥用暴力，但是遭遇十分严重后果，多个著名常青藤大学校长因为“态度暧昧”(没有明确反对或及时应对校园游行示威)而被解职或“主动离职”，众多师生遭到逮捕。2024年5月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极大地扩大了“反犹主义”的界定范围，不仅令西方国家大吃一惊，也令世界各国哗然：美国经济社会政治被犹太金融集团控制得如此严密。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犹太金融集团掌握着货币杠杆，又拿到了政权支点，因此可以撬动美国整个国家，并正通过美国霸权借以撼动全世界。

在犹太金融集团的长期苦心经营下，“咱们一伙”主导了华尔街，华尔街赢得与主街同等甚至更为突出的地位，金融资本集团与军工复合体不断融合，金融与军事互补互促，美元、美军还有美谍、美媒之魑魅魍魉四大精怪共同努力，使得美国拥有超强的金融实力，金融霸权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霸权主义能为美国统治集团带来巨大利益，因此华盛顿与华尔街沆瀣一气，合伙共谋，一个寻求政治利益，让对象成为自己的附庸;一个寻求经济利益，谋取甚至劫掠对象的钱财。所以，今天的美国，搞霸权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美国，横行世界，谋财害命，往往是华尔街搞金融动荡以谋财，华盛顿搞“颜色革命”以害命。“唯有危机才会产生真正的变化”[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参见[美]斯蒂芬·兰德曼《银行家的游戏--危害人类的金融战》，彭哲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页。]，乱社会、乱政治与乱经济、乱金融，一体两面，往往是以“害命”为形式达到“谋财”的目的。通过在对象(国家或地区)制造而后控制(缩小或扩大)“溃疡面战争”，获取各种经济乃至政治收益。“溃疡面战争”是一种新的战争形态，是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为保持对特定地区的控制性影响，假手国家或跨国组织在关键时间和地点有意制造并可反复爆发的严重危机和低烈度战争。[王湘穗《币缘论》，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64页。]通过制造动荡危机，或通过创造和平和谐，或把战争与和平控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段，金融资本可以实现从多地、在多时交替受益，演奏这种变幻多端的战争与和平的协奏曲，是国际金融资本最高超也是最隐秘的精妙艺术。“不论是战争、和平，还是在特定地区保持可控的紧张，都是金融资本交替使用、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牟利方式。”[王湘穗《币缘论》，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97页。]

多年来，华盛顿往往在明里挥舞政治乃至军事大棒，华尔街在暗里布下金融罗网，大棒搅乱社会、搅乱政治，搅得相关国家人心惶惶，市场动荡，华尔街便通过金融做局而赚得盆满钵溢。乔治·索罗斯很早就成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孜孜不倦地研究、策动“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情形而采取不同对策，在实施“颜色革命”的同时，伺机发动金融攻击。很多国家在应对“颜色革命”时，往往顾此失彼，好不容易平息了“颜色革命”——暂时保住了性命，但是在金融经济领域损失惨重——丢失了钱财。顾此失彼，狼狈不堪!

美元霸权与军事霸权既相互促进，也相互促退，美国实力上升期，可能是螺旋式上升;美国实力下降期，可能是螺旋式下降，当然也不排除断崖式下跌。周天子式微，群雄并起;秦亡其鹿，天下共逐之。随着美国的衰落，直接关乎各自国家利益的货币战金融战将是一场混战，但是主要矛头会指向美元美国。1952年，约瑟夫·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页。]欧洲百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早已给了很好的注脚：斯大林揭示的是经验是真理。新世纪，美欧之间、美国与其同盟国之间，“窝里斗”甚或“往死里整”仍在不断上演。美元打击欧元什么时候手软过?离间盟国朝野政党、窃听盟友首脑谈话，惩罚甚或除掉不听话的小弟，炸掉北溪能源管道，……都需要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才能厘清其中的逻辑关系。美国的“无限印钞”模式，尤其是不断牺牲盟友的老套路，把欧洲国家逼上了“去美元化”的道路。欧盟抱团与欧元启动，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独立于美国与美元。2018年欧盟启动了新的支付渠道(特别目的载体，SPV)建设，不放弃任何机会推销以欧元计价的结算系统(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实际或担心受美国制裁或长臂管辖的国家或机构，都在不断靠近欧盟及欧元结算系统。由于俄美关系不断龃龉，俄罗斯近年来一直走在“去美元化”的道路上，而且似乎越走越宽越顺畅，建立了自己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美关系迅速恶化，俄罗斯遭到全方位制裁，被踢出SWIFT美元结算系统。如此，俄罗斯“去美元化”的压力与动力空前，积极引导“金砖国家”建立起自己的结算系统。实际上，国际金融资本早就在做美国衰落、美元崩溃的分散风险之准备。英国脱欧，英镑地位强化，伦敦城功能完善与巩固，应当是国际金融资本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防御举措。但是，英国体量实力有限，有鉴于此，国际金融资本寻找新的寄居或宿主比任何时期都要积极与紧迫。

结语：资本无祖国但是有组织，华尔街总保持集体行动，特别是对外货币战争的时候。“有中情局提供情报，美联储提供资金，财政部提供政策，国务院提供外交配合，国防部提供武力保护，白宫居中协调，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造势，几乎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赵亚赟《金融战》，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页。]。诸多真相被隐瞒，广大人民被欺骗，世界投资者被欺诈。亨利·福特曾经说过：幸好民众对银行体系和货币体系不甚了了。一旦他们了解了事实真相，我相信，等不到明早，就会爆发革命。[[美]斯蒂芬·兰德曼《银行家的游戏--危害人类的金融战》，彭哲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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