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规律与人的价值体系的关系
一、历史进步与人的精神成长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在某些人看来，不管人们怎样行动，历史本身的客观规律都在那里发展着，就像钟表一样嘀嘀嗒嗒地转着，共产主义该什么时候实现，就在什么时候实现。记得有人说过，历史并不服从企图引领它的伟人，按照这样的说法，历史不服从伟人，当然也不会服从笨蛋，小布什随便怎么折腾都没关系，共产主义照样会像太阳明天从东方升起一样，在某一个时刻冒出来。
这种把历史必然性与人的价值体系分离开来的性格特征，正是一种处于人生初级阶段的幼稚的性格特征。马克思在批判庸俗经济学家时所说的那句话可以准确地用在这种人身上：“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由于这种迷误，人们便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建设共产主义的根本条件，他们坚信，只要生产力发展起来了，所有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在这种幼稚的一厢情愿的思想指导下，人们必然要在社会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如果人们不能克服这种幼稚，就只能日复一日地重复这种错误的实践，永远带着一厢情愿的空想往现实的无形的墙壁上碰撞。当人们处于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控制之下时，不管生产力如何发展，其最后形成的制度只能是资本主义。
可以说，共产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在于克服这种幼稚，认识到历史阶段与人的发展水平之间的有机联系。欧文傅立叶等人对共产主义的热情追求和对私有制社会的批判当然是真诚的，但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却是不成熟不科学的。所以他们搞的共产主义试验都失败了。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他发现了人的价值水平与社会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的程序，一个把人和社会都加以改造提升的程序，一个从夺取政权、建立公有制并进而形成一个有助于人性健康全面发展的社会。共产主义也无非是那种组织得合理的社会，在那里，每一个人的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每一个人的需要也都得到合理正常的满足，社会也就可以自我满足，内部保持和谐，与地球环境保持和谐。但这是一种理想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要发展生产力，但并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包括生产力的发展、人性的进化以及社会组织的进化过程。生产力的发展，也无非就是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发展。
必须经过私有制的历史阶段，在人们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过程中，才能推动人性的进化，发育出全面地占有和享受人类文明成果的人。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所以在完成这个程序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一贯地克服幼稚，坚持那种成熟的思维方式。但这是很困难的，因为幼稚是人生的起点，是每一个人天生都会的东西，而成熟则并不单纯是理论上的进步，而是整个人格的进步，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与社会的有机联系，这是需要艰苦求索才能达到的境界。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人格的完美，但一直是一种空想，如何使这一追求完成从空想到科学的跨越，这应当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继续。
人们的人格成长与其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一个有机的联系，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位的人格发展水平决定社会制度的选择，这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过程，力量有大小的区别，方向也有积极的正向的作用还是消极的破坏的作用的区别，历史便是由这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形成的合力决定的。不论是国也好，家也罢，要想把事情办好，就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兢兢业业，善始善终；如果要想把事搞砸，则只须很少几个人捣乱就足够了。我们如想提高执政能力，就应当研究这里面的规律，在这个领域里取得主动权，自觉地驾驭这个过程。
二、人的精神成长是社会制度演变的内因
如果按能否认识历史规律和能否践行历史规律来判断人格的成长过程的话，可以把人的精神成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既不能认识历史规律，也不能践行历史规律。这个阶段的人像动物一样，只知道自己的基本需要，忙于饮食男女，在基本需要的驱使下活动，为了这些需要的满足而争夺不休；全体婴儿和很多不再是婴儿的人比如原始人就还处在这个阶段。
第二阶段：知道历史规律的存在，但却不能践行历史规律。这个阶段的人有知而无行，也会讲一些仁义道德的大道理，但是无法使自己行动起来，知行不统一，人格是分裂着的，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却想的还是饮食男女的基本需要。贪官污吏们都是这样的，右派也是这样，这些人所喜欢的小布什、陈水扁之流，也处在这个阶段，他们虽然不讲什么历史规律，但也还是有一套民主说教，比如小布什到清华大学演讲，也大谈道德。但他所谈的道德落实不到行动中去，是没有生命力的空谈，实际起作用的是丛林法则。处在这个人格水平上，一旦掌权，就必然地是贪官污吏，和陈水扁一样。
第三阶段：知道历史规律的存在且又能践行历史规律。这样的人能发现历史过程中潜在着的历史必然性，并把它变为现实。比如列宁，知道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1917年发现了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机遇，便领导布尔什维克实现了这种必然性；毛主席则在旧中国那种混乱衰败的状态中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权。其他还有一些人，如雷锋、史来贺，焦裕禄等等，闻道勤行，把共产主义理想当成真的，并让它渗透在自己的血液中，在自己的日常行为中体现出来。
认识历史规律并把它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中，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点，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把人从动物状态提升到人的阶段。人类的进步就体现在这一点上，所谓元典时代，人类精神上的觉醒，也就是有那么几位圣贤，发现了一些规则，然后身体力行地宣传这些规则，让大家都来接受。当时的人们不知道历史规律，更不知道共产主义，但他们所坚持的，则是从社会生活中综合出来的一些新规则，比如说老子孔子的“道”，然后教导人们奉行这个“道”，德者得也，也就是说，有德的人就是那种得道之人，认识了道的人。后来中国人所说的“天”，也是规律的意思，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我看也无非就是人认识到这个规律并实践这个规律，最后达到尽性以知天、从心所欲的境界。
与人的性格成长过程三阶段相对应的是历史进程的三阶段，原始社会、私有制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制度的选择并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与人的性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对应于人的不成熟阶段，或者反过来说，处在不成熟阶段的人只能适应资本主义制度。这就可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强烈地向往资本主义，另外一些人则强烈地向往共产主义，这是因为人的发展成熟的程度不同。人们之所以需要共产主义，那是因为共产主义是他成长的内在需要，共产主义是把发生在个人身上的这个升华过程放大到社会集体中，是集体地达到的天人合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人格成长与社会制度的这种对应关系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一样，也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这两个必然性，一个就像是历史的经线，另一个则像是历史的纬线，两者交织在一起，才能织出历史的壮美画卷。
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应当是遵循着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单个人的层次，思想认识的转化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由量变到质变，由那么不太信到相信共产主义。这个层次的质变对于第二个层次——社会层次来说，只能算是一个量变，随着完成这种个性转变的人的增加，到了某个临界点，占据了优势，社会就成为共产主义社会了，少数人尽管不赞成，但在亲身体会到共产主义的好处之后，也就逐步接受了。有没有坚持不赞成的人呢？一定带着花冈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估计也还有，但时间会解决问题，当社会完全由在共产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组成的时候，共产主义就彻底地实现了。
正如有些人还没达到第三阶段就死去了一样，也有一些民族和国家等不到实现共产主义就夭折了。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二条结论：1、历史规律是分岔的，进化路程中有很多歧途，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社会就只能在悲惨状态中轮回，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问世，才开辟了历史的新方向。2、人们不能期待历史规律自动地发挥作用，规律并不是自动地实现的，它是在意识到它的人推动着它的实现。通过努力认识历史规律并自觉践行历史规律，使自己进入人生的这个第三阶段，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必修课。如果仅仅是上学拿文凭，那就是忽略了这个根本，舍本逐末。即使是把博士拿到了，也还是处在人生的初级阶段。只有大家都进入了人生的第三阶段，共产主义才能稳定地运行起来。
三、价值体系的转换与道德的关系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谈到：“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坏这种道德而不受惩罚，它就加以破坏。”这个说法仍然适用于现在的各种道德说教。怎样才能使“道德”不再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应该”，这是一个困扰了多少代人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于解决，关键就在于人的价值体系在人们的意识深处发挥着决定作用。只有当人们抛弃了丛林法则、从第二阶段上升到第三阶段之后，才能把道德从外在的约束转化为内在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无须外在的约束而自然而然的实践道德法则。
因而人的精神成长就存在着两个方向，一个是价值体系的深入，从第二阶段成长进入第三阶段；另一个则是通常所说的知识的积累。这两个方向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打个比方，就如一把折叠伞，价值体系的成长犹如伞柄的伸长，知识的成长犹如伞面的展开。伞柄的伸长很关键，没有这个伸长，伞面就打不开，知识的扩展便是无益的，便会出现知识越多越笨蛋的局面。因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两个方向又是互相冲突的。老子据此得出了“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的结论，这里的“知”相当于伞柄，“博”相当于伞面，把两者对立起来。应当看到，处在第二阶段的人，也可以看到一些事实，但他缺少感知更深层次的真理的器官，就像人的耳朵听不到大象彼此联络时所用的次声波一样。因而实事求是，并不是每一个人一睁开眼睛就可以做到的，必须要在价值体系上来一个飞跃，才能看到感受到更全面深刻的真实世界。现在的学校教育只注意到了知识的积累，忽略了传道的功能，所以这种教育是有缺陷的，在这种情况下，老子的话是有道理的，人们用“九分无用一分有害”的知识来填塞学生的头脑，堵住了孩子们闻道的通道，于是乎便出现了“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的局面。
当一个人处在第二阶段时，他的浅薄是全方位的，在所有的方面都会表现出浅薄来，其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审美标准都是浅薄的，不然的话，其性格就会分裂，自相矛盾。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不负责任，那他对所有的事情都不负责任，不光是对集体的事情不负责任，国事管他娘，就是对自己的事情也不负责任。比如说，一个人如果反对学雷锋，这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标志，这样的人也就自我阉割了服务公共事业乃至对公共事务发表议论的能力。这样一种人格特点便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他不可能提出积极有价值的建议，反而对别人提出的好建议摆出一副不屑、反感、攻击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具有着积极的健康的人格，那也是全方位的，不光对个人的事情负责，而且对社会集体的事业负责，对别人的事情，哪怕是素不相识的人，也同样持负责的态度。一点小成功不会让他飘飘然，一点小失败也不会让他退缩，他会坚忍不拔地朝理想的目标奋斗。这样的人生才可能是成功的人生。因而如何从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这是人生的关键。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也是同样道理。一个国家民族也可能是浅薄的不负责任的愚蠢的，也可能在世界上制造矛盾动乱。要想摆脱这种状态，也需要自我修养，自力更生，把自己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发展层次上，使自己趋向于和谐文明，这样才能让其他民族引颈羡慕，成为其他民族的榜样。
站在岸上的人和水里的鱼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处在第二阶段的人和处在第三阶段的人所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这两种人虽然生活在一起，进行着争论，但实际上分别处于进化的不同阶段，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就如同猴子与人的区别一样。一个处在第三阶段以下的人，不管他多么富有，多么有才干，仍然不能想象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对于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他的生命因而就是不完美的，不全面的，就如同一棵长不高的树一样。把历史必然性与个人的实践对立起来，这是处在这个阶段的人的特点，坚持这种对立，就会把人生引入歧途，这样的人活得时间再长，也都是在错误中空耗日月。
处于第三阶段以下的人，当然也要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但由于他没有达到成熟的境界，所以便只能不成熟的价值体系来改造社会。和谐法则便是美的规律，处在第二阶段的人不知道美的规律，所以也就不能用美的规律来塑造自己，也不能用美的规律来改造社会。他们的行为也参与着社会的自组织过程，如果掌了权，其作用要大一些，如果没掌权，作用则要小一些。但不管作用大小，大家都发挥了作用。所以，一个由处在第三阶段以下的人组成的社会，最终将自然而然地选择私有制。因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管他们口头上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如果他没有成熟到超越资本主义价值体系，那么在实际上支配着其行为的，最终还是他现有的这个价值体系，他所建立起来的只能是资本主义。这是一个规律，也是历史必然性。
四、价值体系的转换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很多人对人民这个词都怀有一种天真的态度，他们相信，当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生活水平进入小康以后，当教育普及提高、各种文化生活大大丰富之后，人民的素质就会大大地提高，人们普遍地能够跳出个人利益的小圈子，能够理性地从人类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出发来看问题决定自己的行动。
一位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生活在有着各种理想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中的美国人民不是素质更高更为理性了，反而是更为狭隘、肤浅，更自私自利、自以为是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情况也差不多，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物质已经相当丰富，GDP也翻了好几番，应当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了吧，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人们的道德水平反而退化了，这些年来一直在喊着“滑坡”，衣食足了也没有知荣辱，以至于总书记还要出面倡导“八荣八耻”。这个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问题出在哪里？能否找到一个能够与现实存在和历史事实相一致的理论？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关于价值体系问题的研究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价值体系是社会运行的序参量，对于个人来说，也同样起着序参量的作用。历史的进步过程是价值体系的演化进步的过程，对于个人来说，也同样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进步过程。处在不同阶段的人，由于价值体系的不同，人的实践是不同的；如果坚持着丛林法则的人在社会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则社会必然地指向资本主义。所以西方人便可通过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群众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
这里的关键是，人的价值体系一旦形成，便会保持固有的模式，它会锁定人的行为模式，尽管外部环境变化了，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模式，就像唐吉诃德一样带着满脑袋的奇情怪想去和风车决斗。价值体系不是一个想换就脱的衣服，而某种融化在血液中的东西，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换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成长过程，这中间有一个艰苦的脱胎换骨式的转换过程，这便是毛主席所说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习惯了丛林法则的人也会坚守自己的行为模式，因此美国的生产力很发达，却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美国人民已经沿着丛林法则走得太远，成了单向度的人，缺少了对另一种更高级的生活的想象力和追求，被锁定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了。
然而正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蔓延，反而暴露了它的弊端，虽然很多人在其控制下不能觉悟，但也毕竟还有一些思想活跃、特别敏感的人能发现问题：在一种低水平的偏狭的价值体系的控制下，没有人能生活幸福。穷人生活不幸福，富人生活也不幸福。于是人们便觉悟过来，自觉地追求着新生活的人们，经历了迷茫痛苦的考验，终究会找到进入新制度的大门，于是我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便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并不是存在着一种像钟表一样运行着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能否实现则要取决于人们自身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则又取决于人性的发展水平，我们之所以相信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那是因为我们对人性的进步怀有坚定的信仰。
如果人们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种历史必然性，那也只是因为他的人格成长到了第三阶段，这种认识是其人格成长到了这个阶段后所必然要达到的认识，就像太阳必然发出光芒一样。所有否认共产主义必然性的人，其人格都还处在第二阶段，并且在其内心深处都自然地对人性的这种更高的发展怀有一种恐惧，都不能想象自己还能成长为更完善的人。那些战争罪犯、军火商人、各种违法犯罪者，在其内心深处肯定都没有对于人性的充分自由发展的珍惜，以嘲讽、蔑视的神情看着他人追求实现这种潜能的努力，压抑着自己内心的这种潜能。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过程。有的人意识到了这个过程而自觉地完成，而另外则有人意识不到这个过程，于是便会对别人的转换过程产生反感，甚至坚决反对。这种反对有些是出于他们的阶级地位出发，他们要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但也还有一些人没有什么既得利益可维护，只不过是因为其个性发展的不充分，没有能力超越丛林法则，他们无法想象一种新生活，于是就本能地拒斥这种生活，并力图把别人也拉到自己的水平上。对这样的人来说，所谓民主，也不过是坚持自己的狭隘价值体系的借口。他不知道新的价值体系所能带来的光荣，也不知道庸俗的价值体系所能带来的耻辱，党中央倡导荣耻观也撼不动其内在的价值体系。
关于价值体系的研究，解释了历史规律与人的实践的关系。从个人的生活过程来看，价值体系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但如果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是历史大河的河床，我们的生命过程则像是一个水分子，与其他众多的水分子一道沿着这个河床所规定的路线向前漂流而已。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水分子突然想到要改变这个河床的方向，按照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来规定历史方向，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社会，这是否可能？很多人不考虑这个问题，很多人考虑了这个问题，但认为不可能。然而也还是有人认为这是可能的，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那样，人定足以胜天，这正是人的伟大之处。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革命首创精神的高度评价，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推翻旧制度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所爆发的革命首创精神，共产主义革命靠的就是人的内在潜能的发挥。所以，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在马克思主义者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得到了实现。
五、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自觉地促进价值体系的转换
虽然生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而且也必须自己支配生命，但是，是用一种科学合理的方式去支配它还是用一种自暴自弃的方式来支配它，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成熟的合乎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式，另一种是幼稚的违背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式，由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本来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所以成熟的方式自然也就是有利于个人利益的方式，不成熟的方式自然也就是不利于个人利益的方式，前一种方式自然而然地促进社会和谐，而后一种方式则必然地破坏社会的和谐。
那些处在第二阶段的人们不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制造麻烦以至于各种社会灾难，要构建和谐社会，也就是想法消除他们造成的危害。但与其被动地跟在他们的后面“擦屁股”，不如想法促进其价值体系的转换，把他们从麻烦制造者转化为积极的和谐制造者。这应当是一个拯救，如果完不成这个转换，某些人终其一生都是生活在错误之中，而且他们还会扩散其狭隘的价值体系，形成一个超循环，让下一代人延续其错误。于是乎想要构建和谐社会的“愚公”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成长的大山，所以就必须要想法把这座山的成长过程控制住，让新一代人在和谐法则占支配地位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要打破旧制度的超循环，必须依靠人的创新精神，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们的历史首创精神。要构建和谐社会，也就是要自觉地促进人性进化到第三阶段，于是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的任务，即由丛林法则到和谐法则的转换。人民群众中会有人自觉地进行这个转换，但绝大多数人受制于旧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不能这么做，于是社会领导者就要领导这个过程，为之创造条件，树立榜样，鼓励鞭策，“引而不发，跃如也”。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稳定、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就在于能否控制社会气候，主导这个转换过程。
共产党代表着人性的进化方向，有谁能比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更优秀？这是共产党的优势，我们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共产党执政就是要按照共产党人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改造人性，这个道理是天经地义的；要求人们树立“八荣八耻”的荣耻观，成为一个自强不息的完美人格，这个道理也是天经地义的。我相信没有谁能说出什么理由来反对这一点。
所谓“以人为本”，那就是要确立一个全面的价值体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本，而不仅仅是以物质生活的满足为本。共产党人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关注人民的精神需要的满足。精神需要处在价值体系的高端，当我们关注着这个体系的高端的时候，其低级的需要作为基础，便可以“附带地”得到实现而不至于膨胀起来把人的发展引入歧途；反之，如果我们由于专注于基本需要的满足而忽略了高级需要，基本需要则并不会由于我们的“加强”和“抓紧”而实现。因而，以人为本，也就是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来重组社会生活，而不是以经济指标的增长为核心来组织社会生活。只有了解了人性的进化过程，并能自主地有效地促进人的开悟闻道，掌握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点金术，我们才能在社会管理上进入自由王国。
只有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人们才能克服狭隘片面的价值体系的误导，才能有立足于社会根本及长远发展需要的想法、做法，才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推动时代和社会进步。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高度，我们便可回头借鉴参考古今中外的政治经验。各种宗教、各种哲学政治学理论，其最终目标都有或隐或显地把目标集中在人性的培养塑造上，因而有充分的大量的经验可以借鉴。包括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我们的做法也是可以借鉴的，因为他们的经验相当成功，而且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借鉴起来就更方便。既然人家在不执政的情况下，就能成功地把我们的下一代演变成他们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充分地利用执政条件，把我们的下一代培养成我们自己的接班人呢？
和谐社会则只能由达到了第三阶段的人组成，这个社会的制度规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把一批这样的人放在一起，他们便可以通过自组织过程，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来，肯定要比现在那些还处在第二阶段的人所坚持的民主宪政的制度要完善。因此人们把共产主义实现的注意力集中在制度设计上，那是舍本逐末，还是要把更高的人格发展水平的培养作为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来设计政治制度。历来的智者贤人都力图引导人们走上成熟健康的生活道路，当一个人达到了这种思想境界，也就进入到了成熟的境界、自由全面发展的境界。对于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来说，他们便可自然而然地组成和谐社会。
六、在实践中深化对和谐法则的认识
什么是和谐法则呢？我认为和谐法则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简要地说，和谐法则就是，如果通过坚持实践某些规则，得到了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自身的和谐的结果，那么这些规则便是和谐法则。人类以往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规则，都积淀在我们的生活中，诸如爱人如己、众生平等、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等等，甚至是一些很具体的规则，比如吸烟有害健康，也应当包括在和谐法则之内。人类的实践没有结束，不断会有新的问题等着人们去解决，所以这个和谐法则的内涵就依然在发展着。道可道，非常道。和谐法则也就是“道”，只要人类的历史没有终结，这个对道的探索就仍然没有终结。假如有人对这个答案不满意，那就请他去找老子问去。
如果有人非要来问个究竟，那我就只能从现在我所能达到的认识找一个答案，这个答案肯定不是常道，但它应当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那就是首先要珍视和谐，小心翼翼地维护和谐，而不要太勇敢，不怕不和谐。其次是要为人们接受和谐法则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上的条件。其三是要先实践起来再说，在实践和谐法则的过程中加深认识。
道应当是人们天生地就明白的，如果人们有良好的环境引导，便可以在成长的过程中进入人的意识，上升为抽象的规定，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循环过程中，在思维的行程中把“道”具体地再现出来。但在当今人类成长的过程中，常常会有一些因素妨碍了人们闻道。
首先，社会制度是私有制的，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歧途，生活的自然必然性迫使人们关心个人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看看现在的情况，每一个人都要为工作、住房、教育、医疗而苦恼，在到处充满恶性竞争的社会环境下，被到处都需要钱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压迫得喘不过气，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对国家的未来失去了希望。即使暂时找到工作也要提心吊胆，因为每个打工者生活来源的保障权利都被老板们攥在了手里。为了获取老板们的赏识，为了获得足够的金钱，一些人在充当老板的打手，一些人在为资本家盘剥社会榨取穷人血汗，还有一些人只能出卖自己所能出卖的一切。这样的生存环境无孔不入压制着人的精神成长过程，他们的发展机会、他们的就业机会、他们的吃饭机会都被这些专家、资本家们控制着，试问，在这样的社会现状之下，谁的内心是和谐的？社会又怎么能够和谐起来？
其次，社会文化环境是很糟糕的，国内外敌对势力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歧途，通过反复的灌输宣传把丛林法则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稳定地确立起来。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认为，“必要的谎言”和欺骗都是允许的。环顾我们的周围充斥着的黄色腐朽的文化，堪称触目惊心，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又怎样能完成精神上的觉醒呢？
于是社会环境的发展与人的成长之间便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遮蔽了人们闻道的过程，他们就只能在狭隘错误的价值体系控制下，道进入不了人们的实践，就像大树的种子落在了石板上一样，无法生根发芽。处于这个状态的人们，也会遇到一些人来给他们讲一些大道理。比如说，是也会跟着形势讲一些“三个代表”，但是，其内心深处占支配地位的是丛林法则，先入为主，于是这些大道理便成了“说教”，成了软弱无力的“应该”。对这些人来说，他被丛林法则控制住了，一般的教育对他们不管用，必须有更严厉的教育方法才能让他们醒悟过来。对这些人来说，道是不存在的。
作为执政党就不能对这种情况听之任之，必须想办法帮助人们闻道，帮助人们从丛林法则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健全的社会应当这样来组织，第一，要保障人们的基本需要，把人们从生存的强制压力下解放出来，这就是要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于是就必须建立一个和谐的经济环境。把人民从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强制压力下解放出来。如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现状，继续发展下去，我们的社会不仅不会和谐，反而会更加不平衡，人们的心理会变得更加暴烈。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向外部寻找释放的突破口，很有可能再次出现阶层甚至是阶级之间的剧烈矛盾，那就是平民的暴动。
要防止这种情况，于是就要做到第二点，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投入到有价值的事业中去。通过社会分工，形成强大的生产力。这也还是要用健康的价值体系来引导人民。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让人的各种目标或需要保持和谐，不能让其中的一种片面地畸形地放大，以至于压抑了其他层次的需要。这也就是要追求一种全面的价值体系，才能使其中的各个层次互相兼顾，保持和谐。但是，人的基本需要与高级需要的平衡不光需要人们自己的理性的觉悟，同时还需要社会的经济基础、制度等条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制度和运行过程中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使二者和谐起来。
因而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任务，一是要在人的基本需要与高层次需要之间保持和谐，不能让其中的一个压倒了另一个；二是要自觉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平衡，也不能让其中的一个压倒了另一个。面对这个难题，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现成的答案，这是因为，理论难题的解决是实践的任务，并且要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但是这种实践不是那种在丛林法则的引导下的胡乱实践，这种实践已经证明，坚持这种法则只能是重复反动派的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再继续坚持在错误的理论的指导下的实践，那就只能距离现实问题的解决越来越远。这种实践必须是在和谐法则指导下的实践，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是理论自身发展的条件，同时也是和谐法则真正具有生命力并发扬光大的条件，这样的实践才能引导我们从错误挫折走向胜利。
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并不是非要把和谐法则完全弄明白了再来实践，也不是等各种条件都具备了再来实践，更不一定非要等到领导或其他人都实践着和谐法则之后再来实践，而应当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自己先实践起来再说，得一言而拳拳服膺，莫失莫忘，在这种坚持实践和谐法则的过程中，人们才能体验到和谐法则的好处，才能由浅入深，登堂入室，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和谐社会的积极建设者，才能使我们有限的短暂的生命充实而有价值，体验到那种俯仰无愧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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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德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