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革命最进步”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李雨檬 来源:党的文献2018.4 2018-11-22 1237

“最革命最进步”是怎样炼成的

李雨檬

“最革命最进步”是怎样炼成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培养出20多万军事政治干部,这些干部成为担负起抗日救国历史使命的先进革命者,也为建设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并在抗大发表大量讲话(有书面记录的就有近40次),推动做好了抗大学员、教职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说:“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抗大的“最革命最进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一种时代载体。通过重温毛泽东在抗大的讲话,探析“最革命最进步”是怎样炼成的,对于我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1、毛泽东重视办好抗大并发表大量讲话的原因

毛泽东说:“抗大,是革命熔炉。”他认为办好抗大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毛泽东在抗大的讲话集中在1937年1月至1939年7月(即抗大总校的第二期至第五期。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抗大总校从延安迁往华北敌后)。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办好抗大并亲自授课、讲话,分析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办抗大是增加抗日力量的“最有效、最能联系一切”的方法。抗大诞生于抗日战争的大局之中。当时的情况是,抗战力量很不够,共产党员、军人和有觉悟的人也不够。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增加抗日力量”——要“供给人到各方面去”,要“扩大党”、“扩大军队”。怎样增加抗日力量?毛泽东认为,我们党在各方面都有工作,“最有效、最能联系一切”的方法是办学校。他说:“办个学校是联络全国最要紧的东西”,“我们的学校,就是要增加抗日力量的”。办抗大可以“生新游击队,又教育人,而且会扩大”,是制造助火的风来煽动全国的烽火,组织起干柴般的全国人民。

其二,抗大的学校性质决定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极为重要。毛泽东反复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专门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抗大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抗大的学员主要包括两部分: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和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对于前者,毛泽东指出:“教育干部,将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对于后者,毛泽东强调:“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

其三,毛泽东授课、讲话深受学员欢迎,教育效果极好。毛泽东经常在广场、礼堂里开设“大课堂”,抗大学员回忆当时的场景:“在露天广场上,大家席地而坐,不仅不觉得累,而且频频鼓掌,听到有趣的话就哈哈大笑,毛泽东也随着大家笑在一起,讲者听者,台上台下,一片理解和谐高兴气氛。”抗大学员强烈希望亲眼见到毛泽东,亲耳听到他对抗日救国的主张,他们评价说:“抗大的教育,一半在课堂,一半在广场”,“毛泽东的讲演非常生动,感染着每一个听众”,“在大家心目中,毛泽东是最受欢迎的教员,也是最辛苦的教员”。

2、讲话提供了“最革命最进步”的红色基因

毛泽东说:“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毛泽东在抗大讲话,联系战争形势和学员、教职员的实际,讲教育方针、讲革命精神、讲革命定力、讲牺牲精神、讲行动方法,内涵丰富深刻、阐述生动全面、口号凝炼提气。梳理提炼分析这些讲话内容,可以从中挖掘出“最革命最进步”的红色基因。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这是历久弥新的教育方针。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抗大三周年纪念》的文章,文中指出了抗大的教育方针。从1938年3月19日起,毛泽东多次在抗大的讲话中对教育方针作了详细阐述。这一教育方针不仅指导了抗大的教学工作,也随着抗大学员前往不同战场和各条战线,发展成为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和宝贵传统。

正确的政治方向,即“要抗日救国,怎样打,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此外,“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即坚定。毛泽东引用《西游记》里的人物“唐僧”来作譬喻,认为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也百折不回,方向可谓是坚定不移的。

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否则很难坚持下来。毛泽东把这个作风比喻为“爬山主义”,不仅实指锻炼身体,更指在思想上要吃苦耐劳、努力爬山。他强调:“必得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有了这作风,困难到你们面前,好像鬼在科学家面前一样。困难在共产党员面前是没有的”。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提高战略空气”,因为“没有战略,战术也一定谈不好”。他认为,“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在毛泽东看来,学到了这三点,就能成为“会打军事的冲锋,又会打政治的冲锋”的文武双全的干部,就能最后战胜敌人。

(二)“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

这是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在1938年12月1日抗大第四期十五个队的毕业典礼和1939年1月28日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两次向学员们提出:我们要“订一个条约”,即“我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侵华策略,对国民政府开始以政治进攻为主要手段。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在1938年12月公开投降,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在抗战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来号召学员:“不开小差,坚持长期斗争,长期学习,不怕艰苦,与我们的朋友长期合作下去,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什么是“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毛泽东从两点予以阐释:第一,什么是“革命的面目”?毛泽东说:是“抗战到底”,是“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如同历史学家讲的“盖棺论定”。第二,“永远”有多远,又要走向哪里?毛泽东说:“我们总要达到抗战必胜与建国必成的目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自由、平等、幸福”,“为共产主义奋斗要一直达到共产主义的胜利”。这一奋斗到底的革命信念,被毛泽东阐释为一种“政治道德”或“革命道德”。他提出,“这个革命的道德,要有始有终”,“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

(三)“要有一个政治上的持久战”

这是清醒坚韧的革命定力。1938年12月15日,毛泽东为抗大八大队(专门的一个女生大队)作了一场主题为“政治上的持久战”的讲演,明确指出:“要有一个政治上的持久战”,“每个革命者,在政治上要有持久性”。

为了配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抗战要逐渐进入新阶段的估计,中央决定安排抗大的一部分人员尽快回到各地方去开展新工作,刚组成不久的女生大队也面临被拆散分配。许多学员觉得革命理想似乎也因为要离开延安而受挫,情绪普遍低落。得知情况后,毛泽东专门作了此次讲演,教导学员们如何应对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和困难。

毛泽东强调:要打政治上的持久战,方法是走“之”字路。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路总是曲的,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都是走“之”字路而不是走“一”字路的,抗日战争也不例外。“之”字路怎么走?毛泽东强调了两步:第一步,“要能忍耐”;第二步,“要懂得转弯抹角”。毛泽东认为,青年有许多好处但是多半没有耐性、不能忍受。此外,面对困难时还要学会周旋,毛泽东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情况,如果走不通,我们就转一转弯”,但是转弯不是根本后退,“女同志就专门养娃娃”,只是稍微转一个小弯子然后继续前进。毛泽东指出:“我们走的是‘之’字路,然而最后就要达到你们最初到这里来的时候的目的:抗日救国。”这样,也就实现了“最后”和“最初”的一致。

(四)“牺牲升官”,“牺牲发财”,“牺牲自己生命”

这是坚决彻底的牺牲精神。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抗大学员要下一个“十分坚决彻底”的决心:“我们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是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

抗大学员克服重重困难长途跋涉前往延安,自然有抗日救国的积极性。但是,毛泽东认为,“也许有些人是由于看了别人来自己也跟了来的”,“有些人是没有经过很好的‘考虑’而来的”,这些人的热情和积极性是“也许有点模糊,不十分坚决彻底”的。毛泽东指出,学员们到延安、进抗大、干革命,必须彻底地认识到:第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第二,“都是为了全国的胜利,全民族的解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新中国”。因此,要下前述那个“十分坚决彻底”的决心。毛泽东认为,这种热心、积极性和牺牲精神是最纯洁最伟大的。

(五)“先当学生,再当先生,再当指挥员”

这是知行合一的行动方法。毛泽东曾经给抗大题词:“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在各期的毕业典礼上,毛泽东总要教导学员们在离开抗大后怎样采取实际行动。

要当一辈子学生,要有学习的作风。毛泽东把学习比喻为走路,在抗大学习仅仅是走了一步,毕业之后要继续走,学一本“无字天书”。“只有我们的主观是学生,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是死的,活的,香的,臭的,都是先生。”活到老,学到老。

要主动当教员,百折不回。全中国就是一个抗日学校,抗大学生出去看见人就要当起教员来教育他,把人团结到统一战线之中,“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

要当指挥员,边干边学、不怕翻斤斗。抗大学员中的大多数要到前线去当军事或政治指挥官,因为抗大的学制短,许多学员担心自己学得太少而在毕业时信心不足。毛泽东说:仗是要亲自打了才明白怎么回事,只要干起来就可以学习了,不要怕犯错误,“你们出去后不要怕翻斤头,翻了起来再走”。

还要学作干部,发动组织群众。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抗大学员毕业后“不论在前方后方都要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从政治上从军事上去组织他们”,把广大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

3、炼成“最革命最进步”的效果和影响

毛泽东在抗大的讲话,是炼成“最革命最进步”的红色密码。正如抗大校歌歌词所写的,“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在这些讲话的指引下,抗大的学员、教职员在“革命熔炉”里炼就了革命性和进步性,担负起了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最革命最进步”的抗大成为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标志之一,有力推动了抗战胜利的进程。

(一)对学员、教职员,毛泽东说抗大是“磨刀石”、“敲门砖”,塑造和引领了人生方向

毛泽东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他还说:“我们抗大是一个敲门砖,开抗日之门。”

我党我军的许多老干部都曾在抗大学习或者任教职,毛泽东在抗大的讲话为他们提供了思想营养,帮助他们形成了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抗大第三期学员唐青山说:毛主席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成为鼓舞我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征途上‘坚贞不渝跟党走’的巨大动力”。正如抗大总校政治部的总结:“只要在抗大学习过几个月(仅仅是几个月),接触了马列主义的真理,经过了斗争生活的锻炼,就会觉醒过来,就会老练起来,而成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坚强的革命志士。”

(二)在国内战场,抗大像磁铁、像火种,凝聚和增加了力量

抗大像磁铁一样强烈地吸引着万千革命青年投奔而来,其中还有爱国华侨青年和朝鲜、越南、日本等“反战同盟”的国际友人。抗大总校第三期至第七期的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回忆:革命青年“几乎把进抗大学习这件事,当作过去‘参拜南岳、五台、峨眉’那样看待”。抗大第三期的学员牛克伦说:当前往报名的学生得知因为人数编满而不能入学时,“他们坚决地要求:‘当不了抗大的学生,在抗大当伙夫也行!’”。

抗大像火种一样扩大了力量。以抗大第四期知识青年党员的数量变化来举例:第四期知识青年4655人,开学时党员仅530人,占11%,毕业时党员达3304人,占71%。可以看出,抗大学员切实成为了共产党员的生力军,这与毛泽东做好了思想政治工作密切相关。此外,抗大总校和分校一共培养出了20多万干部,这些人不但供给了八路军、新四军,而且也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工作部门,成为坚强的骨干,使抗日烽火越烧越旺,为争取抗战胜利,为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三)在国际舞台,抗大“闻名于世界”,被各国进步力量钦佩,也被敌人所惧怕

埃德加•斯诺说:“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不仅称赞抗大的成就,还把他们参观抗大后的通讯、照片、书信发回国,由此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世界知道了在延安的这所独一无二的“窑洞大学”。

抗大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的互动,也是抗大被国际认可的一个突出例子。1938年7月,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法国)、雅德(美国)、雷克难(加拿大)、傅路德(英国)一行四人来到延安,他们在参观抗大后竟提出希望能够成为抗大的“名誉学员”。在被赠予“抗大名誉博士”证书后,雷克难在答谢词中说:“我们到中国来是带来了全世界人民对于中国的深切同情,我们带回去的是你们英勇斗争的事实。”1939年6月,柯乐满特地为抗大办校三周年致电庆贺,贺电中说:“‘抗大’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事业,已闻名于世界各国学生团体,并深为他们所钦佩。”

抗大也通过敌人的惧怕和反对,证明自己已经成长为“光荣”所在。曾任抗大教育长的何长工回忆:抗大干部所具有的坚强革命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为日军所憎恨至极,“日军千方百计地要搞垮抗大,他们的特务机关说:‘宁牺牲二十个日本人,也要换取一个抗大学生’”。正如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抗大第四期开学典礼上就对学员们说的:“将来你们毕业出去了,日本真受不了。”这个例子充分验证了:“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地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

4、炼成“最革命最进步”的方法和艺术

“最革命最进步”的炼成,是毛泽东通过发表讲话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这一成功范例蕴含着方法上的规律性和技巧上的艺术性。

(一)从大局出发,始终围绕抗日救国进行政治动员

毛泽东的讲话指明了抗战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使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并且给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的的政治纲领: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同时,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及时阐释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我们对三民主义的态度”、“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等问题。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著作,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也先是他在抗大进行专题讲演或者讲课的内容,一边讲一边修改而后传向全国的。正是因为始终从大局出发来进行教育,抗大培养出的革命者们勇担使命,成为了时代大潮中的坚定者、奋进者和搏击者。

(二)以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讲时效性

毛泽东说:“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毛泽东在抗大的讲话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针对性,包括自己的分析判断和对象的实际需求,据抗大学员回忆:毛泽东经常在讲话前询问学员们想听什么,有些什么问题,在讲话过程中,毛泽东也允许听众随时写条子提问。同时,还要讲时效性,做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关注动态、及时回应。抗大学员里曾出现过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毛泽东得知后马上作了“抗大民主问题”的讲话。黄克功事件后,毛泽东就特地讲了“革命与恋爱问题”。此外,解决思想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重点问题必须经常讲、反复讲、有系统地讲。比如,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4月的四个月内,毛泽东就发表了三次以“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为主题的讲话。

(三)不背诵政治纲领,不装腔作势,靠说服而不是压服

毛泽东既是杰出的理论家,也是卓越的宣传家,能够赋予理论和道理以极强的生命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毛泽东强调:“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毛泽东讲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革命精神和使命担当,是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密切联系抗战形势和学员教职员实际的,他每次讲话都是言之有物,旗帜鲜明,循循善导,生动活泼。有抗大学员评价说:“毛泽东讲话,妙语横生,再大的政治道理,都能深入浅出。”

(四)善于抓重点,重视“教育干部的干部”

毛泽东把抗大的教员称为“教育干部的干部”,认为对教员的教育是把抗大办好、把学员教好的一个重点。抗战全面爆发后,许多教员打报告表示宁愿上前线“马革裹尸”也不愿留在后方搞学校工作。针对这种心理波动,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了三次专门的干部会议,反复阐明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光荣使命,他在会上给教员们算了算抗大每培养出一个干部、一个营长或者连长出去能够迅速直接地影响多少人,反复呼吁教员们要“在此努力,不要五心不定”,要当模范的共产党员。在抗大政治教育科科长杨兰史逝世时,毛泽东还亲笔写了挽联“哀悼我们教育战线上的勇士,杨兰史同志永远不死”。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教员的尊重和关心,使抗大教员们稳定了情绪,鼓起了干劲,更加坚定地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五)要实事求是,既讲好的形势和光明前途,也要讲困难和问题

毛泽东提倡:“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他说,“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毛泽东的讲话是实事求是、坦诚以待的,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具体方法是在泼冷水的同时也要鼓干劲,传递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比如,对于抗大简陋的硬件设施,毛泽东就说:“没有教室就在露天讲,就是天下第一,因为全世界没有我们那样好,空气最好”;再如,边区面临物质困难时,毛泽东在动员开展生产运动时说“古今中外人都能自己搞饭吃”。这些困难和问题在毛泽东的幽默里也变得更加发人深省。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在抗大发表讲话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是我们党在革命进程中炼造出的宝贵财富。“最革命最进步”不仅是抗大和抗大学员教职员的光荣所在,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初心和勇担使命的一种时代载体。“最革命最进步”蕴含着的红色基因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高度重视政治建党、思想建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这些重要论述,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教育人、培养人、团结人,从而形成并不断提高凝聚力、引领力、战斗力的传统是高度契合的。毛泽东通过在抗大发表讲话这一成功范例,所提供的思想内核和科学方法,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借鉴、转化和创新。

【作者:李雨檬,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摘自《党的文献》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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