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委托李先念寻找夏明翰烈士女儿

夏芸与儿子张小谦在湖南衡阳夏明翰铜像前留影

从不同渠道获取烈士遗书遗物

20世纪50年代初，一个来自国家主席办公室的电话记录，让主政湖北的李先念费了一番脑筋。电话记录内容是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将“赤云”送往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学习。

“赤云”是谁?后来，李先念猛然想起武汉大学那名烈士的女儿，可能与这件事有关系。

经过询问，她果然是“赤云”。不过，她已改名叫夏芸。她就是夏明翰唯一的女儿，也是《就义诗》中提到的“后来人”之一。

学界认为，夏明翰烈士在《就义诗》提到的“后来人”，首先是指千千万万前仆后继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其中，也包括他的亲人。“后来人”有广义的后来人，也有狭义的后人。

由于烈士在白色恐怖中牺牲，“后来人”转入武装割据、地下工作，进入隐蔽状态，这些人在战争年代大都改变身份和姓名。实际上，弄清烈士的后人、亲人和前仆后继的革命“后来人”，则经过了漫长的时间。

烈士的遗物遗言，为我们今天提供了最初的线索。据当时在汉的谢觉哉撰写《夏明翰传》时回忆，夏明翰被捕之后，“第3天，就有同志来告：今天早上又杀了人，口号喊得特别壮烈!看报，牺牲的第一名就是夏明翰同志。明翰就义时，凶手问他有无遗言，他提笔写了4句话”。

当时，对这件事情较关心的，一个是在武汉的湖南同乡、战友谢觉哉，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英文秘书、夏明翰的堂妹夫魏荔洲。郑家钧的表哥熊瑾玎也在武汉，比较关注此事。

双方都在关注，却是从不同渠道获取烈士遗书遗物。

谢觉哉老人回忆夏明翰的情况，是在其牺牲之后，写《夏明翰传》时的补记。显然，谢觉哉的获取渠道靠的是组织的力量。

夏明翰被捕后，被关押在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地下室。他被枪杀在汉阳余记里刑场。当时，一些身份没有暴露的革命同志已经将烈士大义凛然的斗争情况，报告给了党组织。

烈士的《就义诗》，报纸上不一定原文登出。但它从监狱内部已经流传出来，在街上疯传。

这20个字的诗是白话文，且比较上口好记，谢觉哉凭记忆熟记下来。后来，他将其抄在烈士和妻子的一张照片背后，送给了郑家钧，使这首诗得以传世。

魏荔洲从收尸工那里，听说这四句话的五言诗，与谢觉哉的记忆形成旁证。但魏荔洲作为亲属，可能关注更加仔细。

魏荔洲利用身份和关系，先让收尸工到夏明翰囚室看看还有什么东西。他们回来说：“除了一个眼镜盒还有一副眼镜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发现，只看见地上用棍棍画了许多字，什么字也看不清。”“魏花了钱，再要他们去把地上的字记下来交给他。”有了收尸工第二次抄回的文字，魏荔洲才知道所谓的“棍棍”，是半截铅笔。“许多字”经过辨认和整理，终于弄清是三封遗书。

夏明翰曾经用敌人让他写“自白书”的笔和纸，给妻子另写有书信。“监狱的难友们，感动于夏明翰的无私无畏，偷偷地把信藏起来，并经过千辛万苦，把信件从监狱带出来。”

这三封信连同《就义诗》和收尸工抄出来的文字，都集中到魏荔洲的手中……

感人肺腑的三封“诀别信”

一般文章说到夏明翰，都会提到《就义诗》。殊不知这三封“诀别信”，也同样感人肺腑。同时，也告知了他所挂念的亲人、后人和所呼唤的“后来人”。

第一封信，是写给母亲陈云凤的，其中写道：

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烈士在就义之前，大概最挂念的就是母亲陈云凤。

这位充满传奇、智慧和开明的女性，也是一个英雄的母亲。她一方面挣脱旧时代对女性的封建束缚，但在相夫教子和生育后代方面，也难逃“多子多福”的观点影响。至于她到底有几个孩子，至今仍没有一个准确数字。查遍所有对她的介绍，有的认为她生育“10来个”孩子，有的记录为“6个”，但更多的是提到“7个”。

《夏明翰精神与湘女之家国情怀》一书关注到这一问题，湘南学联纪念馆彭彪进行过专门考证，笔者结合相关资料基本认定，夏绍范和陈云凤共生育了十个子女。依次为夏明翥、夏明翼、夏明玮(女)、夏明翰、夏明衡(女)、夏明震、夏明珰(女)、夏明瑜(女)、夏明霹和夏明霁。

一般提到较多的是三子、四子、六子和次女，因为这4个孩子都是革命烈士，史称“夏家四烈士”。也有人称为“夏家五烈士”，那是包括夏明翰的外甥邬依之，牺牲时的名字叫邬依庄。

另外，散见于其他记录的还有长女、小女和小儿。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夏家七姊妹”的由来。至于长子、次子和五子为何名不见经传，笔者分析，可能是当时孩子低成活率所致。

英雄的母亲自始至终倾向革命，如同葵花向阳。

在夏明翰参加革命后，经过儿子的介绍，陈云凤认识了何叔衡和毛泽东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受儿子和他们的影响，陈云凤投身到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中。

1922年，衡阳县议会成立，陈云凤被妇女界一致推举为县议员。她利用议员的身份倡导婚姻自由，反对腐败和欺压女性，同时还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同志。

毛泽东对陈云凤非常信任，将堂妹毛泽建交给她管教。何叔衡也交给她许多统战任务。

陈云凤支持儿子夏明震辍学，进入广州第5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把年幼的夏明霹送到武汉农讲所培训。

北伐战争开始后，陈云凤积极参加迎接北伐军的工作。她同夏明衡组织支前，还带着长女夏明玮，以及外孙邬依之，三代人一起参加衡阳政治讲习所学习。

1925年，夏明翰在省农委工作，夏明震也被衡阳农民协会选举为委员长。看到孩子们为穷人走正道，陈云凤干脆让年幼的儿女都参加农运，夏家成为衡阳著名的“革命之家”。

湖南“马日事变”发生后，敌人开始挥舞屠刀，但夏家儿女都勇敢地站了出来。夏明翰奔赴平江组织领导武装起义。夏明震、夏明衡和夏明霹，在哥哥和母亲的支持下，分赴郴州、衡山和衡阳发动武装起义。武装起义遭到反动派镇压后，几乎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受到敌人的通缉。

1928年春，夏明翰在武汉就义的消息传到衡阳。陈云凤读着夏明翰的诀别信，泪水已经哭干。同年2月28日，不到20岁的儿子夏明霹在衡阳准备“年关暴动”时，被反动派杀害;3月22日，也就是夏明翰壮烈牺牲后两天，在郴州担任特委书记的夏明震遇害，时年22岁;一个月后，次女夏明衡在长沙遭到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被逼跳塘成仁，时年26岁。

这时，她的大女儿夏明玮、小女儿夏明瑜，以及自幼失聪的儿子夏明霁，还被反动派抓捕关押。她利用议员身份四处奔走，与敌人争辩，最后把几个孩子救出魔窟……面对敌人的屠杀，陈云凤没有被吓倒和妥协。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她不顾高龄为前方和革命后人募捐钱款。她辞去议员职务，开办了一个简易学堂传授国学。从不接受刽子手和官僚的怜悯，也拒绝国民党政府的施舍。

1946年，77岁的陈云凤去世。

毛泽东在夏明翰就义之后，多次谈起这位老人。他对何叔衡说：“夏明翰有一位好母亲!”

烈士的第二封信，是写给姐姐夏明玮的，其中写道：

大姐为我坐监牢，外甥为我受株连。我们没有罪，我们要斗争。人该怎么做，路该怎么走，要有正确的答案。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在夏家，夏明玮是长女。由于父亲去世较早，她是母亲的帮手，也是家庭的助手。虽是女儿之身，但母亲将她和两个妹妹都送到学校读书，给了她们同样诗书传家的本领。

夏明玮聪明能干，所嫁的长沙邬家，是一户殷实的人家。她没有做家庭妇女，而是参加革命教育。由于和娘家的距离比较近，经常能照顾弟弟妹妹。

实际上，夏明玮早已参加革命队伍。当年，毛泽东、何叔衡和夏明翰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需要女指导，她不仅义务任教，还带领学生从事各项教学的辅导，有“女教官”之称。

后来，中共湘区委员会从抓教育入手，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决定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专才，区委看中夏明玮。经过夏明翰动员，她担任第一任校长。学校一面招生，一面组织教学，很快就为革命培养了一批进步人才。

夏明玮参加革命既拼也舍得。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她将自己的家、校舍腾出来让省委召开秘密会议，有时候还带着孩子进行掩护和安排生活，省委领导郭亮等人多次对她进行褒奖。

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之后，夏明玮的家被查抄，丈夫和儿子也受到监视，但她在狱中坚贞不屈，经过地下党组织的营救才脱离苦海。

作为大姐，她永远理解和支持弟弟的信仰、追求和决心。夏明翰和几位弟弟、妹妹牺牲之后，夏明玮再一次受牵连被抓捕，但依然没有被恐吓所吓倒，出来后继续革命。

红军攻打长沙时，她将儿子送到部队。邬依庄在部队进步很快，多次立功受奖，并担任指导员。一次率部活捉了湖南反省院院长袁筑东，但在押解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他在激战中牺牲，时年19岁。

“匪属”“女匪婆”和“土匪教头”，敌人给夏明玮安了一大堆罪名。她只好带着女儿邬依训、邬依梅四处躲藏。

这位“女匪婆”在流浪途中给两个女儿讲：“咱们三母女在这荒郊野岭，没有什么事情，就组织一个诗社吧!”她想好名称叫作“月明诗社”。

夏明玮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把邬依梅送到延安学习。女儿后来改名为吴健，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

吴健后来活到100多岁，看到了胜利的红旗迎风飘扬。而她最大的乐趣，是为又一代“后来人”，一遍一遍抄写烈士的《就义诗》……

“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

这是夏明翰离别妻女去武汉赴任时，对郑家钧爱的赠言。夏明翰在狱中写的第三封遗书，也是一首诗，且还押了这两句的题：“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儿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在慢慢相处后，夏明翰知道，郑家钧最爱听毛泽东讲革命道理，喜欢杨开慧教她唱歌。而她觉得最麻烦的是装扮成阔太太，同那些国民党反动派打交道。但只要对革命有利的事情，再困难她也去学去做。

面对国民党右派排共分共，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却一味妥协，郑家钧急得像个孩子。每当夏明翰同毛泽东讨论中央失策时，她就当“武装革命”的支持派。毛泽东就是带着这个“团队”的意见，参加了八七会议。

敌人的大屠杀开始之后，夏明翰预感到不测，想给她置办一两件首饰。但是，郑家钧金玉不要，只对丈夫咏叹“红豆生南国”的红豆感兴趣。夏明翰馈赠她红珠和情诗。

1928年3月，郑家钧得到丈夫就义的消息，也从何叔衡和表哥熊瑾玎等处知道了丈夫的《就义诗》和诀别信的内容。她将丈夫赠予的红珠缝在衣角内，便抱着女儿消失在黑夜中。

当时，湖南已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婆家人有的被杀，有的被抓，而杨开慧大姐也不知在何处。但她听丈夫讲过，党中央在上海，便带着孩子奔赴上海。

不料，上海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她只好靠做刺绣养活孩子。从这时开始，她就把自己和女儿隐藏在民间，并给女儿改名“郑忆芸”。

郑家钧一刻也没有停止寻找党组织。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凭着丈夫说的接头经验，在上海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并为组织传递情报。

这时，许多同志看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不易，建议她改嫁。郑家钧抚摸着丈夫留下的红珠，拒绝了所有人的好意。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上海陷入一片混乱，郑家钧又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为了孩子上学，她带着郑忆芸回到家乡长沙。

长沙是郑家钧的出生地，也是她怀念丈夫的伤心地。实际上，敌人已经从叛徒那里知道夏明翰有后代，下决心斩草除根，多年追杀没停。他们找不到“赤云”，就紧盯回到长沙明德中学教书的魏荔洲。

根据调查，夏明翰烈士的《就义诗》和烈士的遗书，魏荔洲一直艰难地保存了15年。其间，魏荔洲和夫人夏奇云辗转上海多地，多次想把这些烈士遗物交给党组织。

开始，他们找到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的张琼。张琼在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那里当过秘书，结果因战乱转交未果。然后，他们又把这些东西带回长沙。不料，敌人仍然等着他们。1943年，诗和信件被国民党查获烧毁。

此时的郑忆芸也已经长大。她从母亲那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以及母亲不改嫁和四处逃难的原因。因此，她发奋读书，继承父亲遗志，始终品学兼优。

烈士后人犹在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南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夏家除了陈云凤、“夏家四烈士”和外甥邬依庄长眠地下，其他的“后来人”都见证了烈士白纸黑字的预言：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新中国成立后，夏明翰的女儿重新改回名字叫夏芸，既恢复了爸爸的姓氏，也寄托了对妈妈的感恩之情。

夏芸考入武汉大学，这是她的心愿。听到父亲的战友讲，父亲在就义之后，武汉地下党组织和群众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汉阳的鹦鹉洲。进入武汉大学，她就可以守在父亲的身边。

夏芸上学不久，就将母亲接到武汉，凭吊父亲的英灵。在丈夫的坟前，郑家钧反复重复一句：“我把赤云给你带来了!”

郑家钧有满腹的话要说。她知道丈夫喜欢诗歌，就用长期自学的文化，填写《祭夫诗》对丈夫的诀别信作答：

赤胆红心交给党，毕生精力献人民。昂首刑场洒热血，忠魂犹绕汉阳城。吊祭来迟悲更深，鹦鹉洲前日色红。不存白骨精神在，革命还有后来人。

听说夏明翰的夫人以及孩子还活着，而且来到武汉，老战友纷纷赶去看望，还带着夏芸去见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李先念。他马上就要给夏芸安排工作，但她要求读书。

烈士后人犹在的消息传遍武汉，也传到了北京中南海。

烈士的妻子和女儿在汉凭吊夏明翰，再一次触动毛泽东的战友情。这时，他虽知道夏明翰的女儿在武汉大学，但想到夏明翰曾写过“逐至威信卓著，为农民所信仰”，便决定安排她继承父志学习农业科学。

毛泽东记得夏明翰为女儿取的名字，便通知李先念将“赤云”送到北京农业大学学习。

夏芸作为革命的后人和“后来人”，一直明白肩上的责任。她学习十分刻苦，生活低调。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主动要求到偏僻的地方。后来，她被分到江西革命老区，长年驻扎在深山，成为我国第一代农业女专家。

20世纪60年代，郑家钧将谢觉哉题写夏明翰《就义诗》的照片，正式转交给夏芸。

夏芸被分在江西，就扎根在老区。她和当地优秀青年张景禄成家，生育三男一女。遵循革命家风，孩子们都低调行事，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他们的背景……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