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工人力量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彻底打破了国人“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面对北洋政府欲在和约上签字同意的行径，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率先举行游行示威，遭到北洋军阀的镇压。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这场运动迅速发展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国反帝爱国群众运动。其间，工人群体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并得到了很大的发挥。
五四运动前期的工人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前，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部分工人有感于民族危机加深，同时受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及世界革命高潮的激励，思想上已有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觉醒意识。因此，在学生振臂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时，各地工人积极响应，出现了全国性的工人罢工浪潮。
1919年5月7日，在山东举行的国民大会
山东工人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十分迅速且突出。运动尚未爆发之时，山东的工人和各界群众就为争取收回主权进行了激烈斗争。4月20日，济南群众在演武厅东侧广场召开国民请愿大会，包括工人在内的万余人参加，数十人发表演说，其中“工界人士侯君丹峰直捷(接)痛快，其刺激力尤大”(1)。这次大会引起各阶层对国家主权危机的普遍关注。5月2日，山东劳动界在北岗子再次召开演讲大会，工人赵强东在演讲时号召大家：“倘此后再不得圆满效果，吾辈苦力当另筹对待方法，尽我国民一分子之天职。”(2)
五四运动爆发后，山东各地工人迅速投入斗争。5月6日，山东国货维持会在庠门内召开大会，一致决定不许购买日货，私自交易者按卖国贼惩处。为深入开展抵制日货活动，搬运工人李凤林等召集工人进行演说，并组织成立“劳动五人团”。旅京的山东劳动者于11日在彰仪门外广场集会，到会者达数万人之多。会议选举5名代表前往当局政府，上书要求“严重交涉，勿稍让步”。当时报道称，山东劳动者“爱国热度，较之上等社会尤为激烈”(3)。此后，济南、聊城、济宁、日照等地工人纷纷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为反帝救国贡献力量。
北京长辛店是铁路工人的集中所在地，因而也是北京工人运动较为活跃的地区。在学生游行示威时，长辛店留法预备班、车务见习所及铁路工厂艺员养成所的学员都加入了游行队伍。这些人回到长辛店后，立刻在广大工人中展开爱国宣传，效仿学生组织“救国十人团”，积极开展抵制日货和储金活动，参加者超500人。留法预科学员盛赞长辛店工人“不但爱国心之纯粹、真切为吾学界所不及，即自治能力吾人亦瞠乎其后”(4)。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立即得到上海各界人士响应，其中以工人的反应尤为激烈。5月8日，杨树浦恒丰纱厂2800多名职工召开大会，决定断绝与日本的工商联系，并派代表联络其他纱厂及各界一起行动。上海工界团体采取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有的团体直接致电北洋军阀政府，强烈要求“直接归还青岛，取消密约”，严惩卖国贼;还有的团体印发《告工界同胞》传单，号召断绝“与日本人一切往来”(5)。月中，上海广大职工组织了“工界青年励志会”“十人救国团”等积极开展爱国宣传，号召工人奋起救国。从下旬起，工厂职工宁可停工，也坚决拒用日货原料及机件，整个上海劳动界“无不热心爱国，甘愿牺牲一切……如黄包车之不载日人，肩驳之不运日货，苦力之不受日雇”。
武汉、厦门、天津等地工人也在学生斗争的影响下行动起来，积极投身于“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中。5月20日，汉口各工厂工匠代表召开大会，通过了不帮日本人做工、不用日货等5项决议。同日，厦门召开包括工人在内的各界民众国民大会，制定了致北京、广州政府要求严惩卖国贼、维护国家主权的电文。24日，武昌造币厂工人发起成立提倡国货协进会，协进会宗旨印成传单遍发各厂工人，号召一致行动，抵制日货。月底，天津7000余名码头工人宣布拒绝装卸日货，“如有违者，从重处罚”(6)，此举带动天津工人、店员迅速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汉阳铁厂工人、职员等在厂内设立国货贩卖部，贫民大工厂织机部工人也组织国货贩卖团，以实际行动为斗争作出贡献。
六三罢工爆发
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个月内，虽然各地已有不少工人和其他群众响应，但运动形式仍以学生的集会、游行、演讲等活动为主，这并不能对中外反动派的统治构成足够威胁。他们拒绝学生的请求，并日益加紧对学生斗争的破坏活动。
6月1日，北洋军阀政府接连发出两道命令，表扬、保护卖国贼，诬陷爱国学生，逮捕了一批推销国货的学生，这无疑激化了双方的矛盾。3日，北京大学等20多所学校学生走上街头，进行爱国演讲宣传。反动当局急调大批军警进行镇压，抓捕演讲学生，驱散听众，引起全国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斗争的中心也从北京转移到上海，上海各界人民极大愤慨，各校学生纷纷上街宣传，开始罢课;上海工人阶级的政治大罢工也由此开始。
上海日商纱厂的中国工人抗争最为激烈。6月5日，沪西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厂5000余名工人集体宣布罢工。杨树浦日商上海纱厂、浦东陆家嘴的日华纱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职工及部分铁路、码头工人相继举行罢工，总人数超2万人。6日，“三罢”(罢课、罢市、罢工)斗争继续进行。华商电车工人等持“罢工救国”旗帜上街游行;求新机器厂工匠寄信给报社：“吾工界中人，同此热血，同此天良，际此时期，奚能坐视?故自今日始全体罢工，与商学界一致行动。”(7)该厂工人还集资在本厂街口建造了一座铁木牌楼，上书“勿忘国耻”，“行人过此，莫不触目惊心”(8)。7日，工人罢工规模进一步扩大。英商别发印书房、兴发荣机器制造厂、北浙江路信通织布厂等工人相继加入罢工运动。
8日是罢工运动的关键一天。反动当局镇压群众的行径加深了上海人民的愤怒，造船厂、纺织厂等大型工厂工人召开会议，商讨后续罢工计划，华界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和大型食品市场也决议加入罢工队伍。面对日本领事馆的阻挠和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武装威胁，日商内外棉第五厂工人顽强抗争，联络其他厂工人，组织了15000多人参与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展现出工人阶级联合战斗的强大力量。次日，由于海员加入罢工行列，上海水上交通陷入瘫痪。
北京《晨报》关于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的报道
上海工人坚决且声势浩大的斗争，极大地振奋了其他地区的工人。武汉工人紧随其后酝酿同盟大罢工。虽然在反动军警和厂方的严密控制下未能实现，但部分工厂仍突破阻挠举行了小规模的罢工运动。天津织布工人成立“天津织布艺人罢工团”，表示：“饿死我们工人是小事，亡国后四万万同胞做奴隶是重大事。工厂如用日线，我们死不开工。”(9)浙江杭甬铁路工人、宁波搬运工人和船工也相继罢工，杭州等地工人组织“爱国十人团”“国货维持会”“日货检查队”等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江西、福州、重庆等地码头工人宣布拒绝为日本轮船装卸货物。
在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的震慑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于6月10日宣布罢免3个卖国贼的职务，但上海人民认为此命令只是政府的敷衍之策，因而罢工运动继续发展。“成千成万的苦力走出了他们熏黑了的工厂，到街道上来非常高兴地而且非常强烈地抗议着。”粗略统计，截至11日，上海参加此次大罢工的各业工人约有11万人。(10)在上海大罢工的影响下，数日内全国许多城市的广大学生及中小工商业者也纷纷起来开展“三罢”斗争，极大地震动了反动统治当局。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参加和会签字仪式，并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这场爱国运动的两个直接的政治目标均已实现，运动宣告基本结束。
中国工人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
面对封建军阀、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家的阻挠以及资产阶级的妥协，工人阶级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抗争，体现出高度爱国热情、自觉使命担当。六三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从运动性质来看，这次罢工同早期要求提高经济待遇、改善生活处境的经济罢工不同，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反帝爱国的内容。诚如工人们所言：“我们都是穷人，但我们绝对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11)此时的工人阶级已经意识到深重的民族危机，具有强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愿为改变现状贡献力量。别发印书房工人曾在罢工启事中表明：“敝同人为政府之不良，压制学界，同人等自愿于7号9时全体罢工，一致要求，已尽国民之义务。”(12)求新机器厂的罢工公告明确指出：“故今日起全体罢工……期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13)
从运动主体看，大罢工中工人具有明显的群体意识，是以独立身份参加此次运动的。辛亥革命时期，工人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辅助力量而存在，本身没有一个成熟的组织。但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已经隐约被当作一个有着某种共同利益的群体，与学界、商界等并立存在，或者说，其蕴含的力量更加强大。“三罢”斗争第三天，上海纱厂资本家穆藕初在官绅商学各界代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以工界罢工，最为危险”(14)。因此，工人在这场运动中遭到的阻力也是最大的，如丝茧总公所借口“工人一日不工作，即一日不得食”(15)，逼迫工人照常开工。但是，工人在斗争中展现出较为灵活的斗争艺术及独立的行动能力，超出了反动政府和反对群体的预料。沪宁、沪西铁路工人考虑到“贫民之交通自应维持”，罢工开始后两路的四等车仍会往来一次。而面对反对罢工的声音，“这些工人一般都具有他们自己单纯而强烈的意见，很难用劝告、威胁或其他方法，使其改变过来的”(16)。
从运动范围看，工人阶级打破地区和行业的限制，第一次实现了全市性的总罢工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性的爱国运动。一战期间，上海已经出现个别行业或帮口的工人联合，但这仅是在局部范围内。在这次罢工中，这种情况得到工人阶级的普遍响应，如华商电车公司、英美烟厂、铜铁机器公所工人经过开会商讨，一致罢工。为统一行动，工人群众中还产生了要求建立共同组织的要求。上海码头工人明确表示要“与工人的领袖在上海举行一次联席会议”(17)。在四明公所召开的工界大会上，2000余名工人一致认为，应成立全国性工人团体，“以表坚决救国的热忱”(18)。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大东旅馆召开成立大会，工界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工界要克服工人队伍中“无团体力”等弱点，增强团结，像学界一样争取早日召开工界联合大会，成立全国工界的统一组织。
此时的工人运动受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同国际工人运动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总体而言，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本质上还是工人阶级的自发战斗，罢工工人没有意识到本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立性，因而在某些程度上倾向于发动一个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运动，阶级意识还没有完全觉醒。就这场运动的目的来说，参加罢工的工人群体除要求保障自身经济、人身权益外，在政治上停留于“罢工救国、抵制日货”层面，对自身作为革命主要力量去探索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尚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
尽管如此，中国工人阶级不论是在政治觉悟还是组织团结方面都有很大进步，第一次以独立的社会生力军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展现出较其他阶级更为强大的力量，在整场运动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场工人阶级主导的大罢工，有力支援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斗争，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以沉重一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的结合，中国工人运动也由此拉开一个新的序幕。正如邓中夏在其著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所言：“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六三罢工，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显然与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
注释：
(1)(2)(3)(5)(8)(15)《申报》，1919年4月25日、5月7日、5月16日、5月11日、6月8日、6月7日。
(4)北京《益世报》，1919年5月21日。
(6)天津《益世报》，1919年5月31日。
(7)(12)(13)(14)《新闻报》，1919年6月7日、6月8日、6月7日、6月8日。
(9)《南开日刊》，第37号，1919年7月14日。
(10)姜沛南：《关于“六三”大罢工的几个问题》，《史林》1987年第4期，第76页。
(11)(16)《字林西报》，1919年6月11日、6月12日。
(17)《大陆报》，1919年6月6日。
(18)《时报》，1919年6月13日。
(本文原载《党史文汇》2024年第12期)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