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邓力群同志关心党史文献工作的几件事

我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的时间不长，又是年轻人，重要的文字事务没有能力插手，组里的领导就转达了室主任邓力群同志讲的话，大意是：刚来的年轻同志，可以看看一些正在讨论的文稿，如果能够校出错别字，改动一两个标点符号或字词，就是了不起的贡献。我由此感受到在中央机关从事文字工作的分量，也明白没有扎实基础和严谨细致的作风，是做不好这件事的。

1987年秋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到勤政殿邓力群同志办公室。此前只是在全室会议上听他讲过话，这次见面，感觉他仍然是意气风发的样子，却也透着严肃。研究室要撤销了，他问我在研究室工作有什么体会，往后的工作打算。在大领导面前，年龄又相差40多岁，我回答得比较简单，连自己都不满意。他似乎没怎么在意，重点讲了一些工作方法，像是赠言，有两句话，给我触动很大。他说：在中央机关做文字工作，无非是有事干事，无事读书。意思是，事情来了，加班加点去做要习以为常，一有空档，抓紧学些业务知识也要习以为常。记得他还补充了一句，哪怕看点闲书，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和研究室的其他年轻人都谈了话，我很感慨也很感谢他如此关心我们这些还没有入门的人。

我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对“有事干事，无事读书”这两句大白话，体会很深，受用不小。我想，这大概是邓力群同志从自身经历中得出的颇为有用的经验之谈。十多年后，我收到他在线装书局出版的一册《又耳氏刻汉画》，方知他原本就有文意高古的雅好。这册印谱，以刀代笔，笔力沉雄，于方寸之间，把各种姿态的车马人物和鸟兽草木刻得古拙可爱，趣味横生，从中体会到邓力群同志知识、视野、才华乃至内心世界的另一面。

我们文献研究室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编辑和研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献，研究和宣传他们的思想生平。邓力群同志经历了不少党内的重大事件，和老一辈领导人有不少接触，他还长期担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晚年投入很大精力领导和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这样，文献室拍摄有关老一辈领导人或党史国史的一些文献片，少不了要采访他。每次采访，他都很重视，有一次他提出要我们先去谈一次，然后才正式接受采访。记得是1995年夏秋的一个下午，坐在他家的院子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头上戴着一顶新疆维吾尔族帽子，旁边有一个录音机，以备整理之用。

历次采访邓力群同志，请他谈得比较多的，有这样一些事情：1956年毛泽东听取34个部门汇报的来由，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在党内领导层的反响，1956年刘少奇主持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组织读书小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1961年毛泽东指导三个农村调查组和起草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的“西楼会议”，1975年根据邓小平领导整顿的精神主持撰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7年邓小平不同意“两个凡是”，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和讨论，等等。这些，都是邓力群同志亲历和熟悉的。他的回忆和讲述，胸有成竹，不紧不慢，有时拖点长音，很有现场感和感染力。在讲述事情的具体过程后，还常常谈几句他当时的体会感受，便于听者理解这些事情的要害所在。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组织读书小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图为(右起)毛泽东与邓力群、胡绳、陈伯达、田家英一起读书

199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我们拍摄《新中国》那部文献片，采访他的时间最长，根据录音录像做的原原本本的记录稿有3.5万多字，但电视片里只能用几句话。我们觉得对不起邓力群同志，但他从来不在乎。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只要有利于回顾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有利于研究和宣传党的优良传统，他都舍得花时间和精力。他心里清楚电视采访用不了几句话，但绝不简单应对，总是有问必答，尽量给我们讲得详细一些。这体现出尊重和敬畏历史的态度，把支持和关心党的文献工作，视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直到他晚年，我和朋友们去看他，尽管他视听都不行了，还一再叮嘱，党的文献工作很重要，一定要把老一辈领导人研究好。

大概是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邓力群同志讲到一件事：1954年，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对面一个水上凉亭内，毛泽东听取李富春汇报“一五”计划，在场的还有陈伯达、邓力群和国家计委综合计划局局长杨英杰三人。当时邓力群最年轻，39岁。听完汇报，毛泽东说：要把三峡工程列入计划，但按我们国家现在的物力、财力，又不能列入五年计划，只能列入长期计划。我是看不到了。接着，毛泽东指着邓力群说：将来建成时，你，邓力群，写一篇祭文告诉我。讲完这件事，邓力群同志又评论：毛主席对三峡工程确实一往情深，但又很实际，知道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就能做到的，是长远的建设。我们听后感到很新鲜，有“三峡大坝建成日，公祭无忘告乃翁”的意思，就整理了一个简短的访谈录，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办的刊物《党的文献》上发表了。

邓力群同志对党的文献工作不仅关心，还有重要贡献。这不仅指他当年参与或主持起草的一些文稿，已成为研究党史和老一辈领导人的文献依据，也指他后来还直接整理编辑了一些重要文献。比如，他记录和整理的邓小平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的十多次谈话，其中有九篇经邓小平同意，编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还有，他记录和整理的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的谈话，也成为党的重要文献。

此事说来话长。毛泽东从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时，有不少笔记和谈话，体现了他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思考。邓力群同志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在杭州、广州集中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大家边读边谈。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四位读书小组成员作了一个分工，由邓力群同志专门记录毛泽东的谈话。读书活动结束不久，就根据原始记录整理过一个选本，经毛泽东同意，印送中央各部委领导。一时间，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党内领导层蔚然成风。从那以后，邓力群同志又几次对他的记录稿作了系统整理，自述是“魂牵梦绕，30多年来没有放下”。1986年，邓力群同志把他的原始记录本和历次整理稿，交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自己留下复印件。90年代初，《党的文献》发表了部分内容。

此后，邓力群同志仍然没有放下此事。1998年1月，他送我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下两卷清样本，在扉页上用蓝色铅笔签了名，写了话。这是他整理编辑的最后一个本子，印上了毛泽东在原书上的图画批注，毛泽东的谈话则按原书段落顺序，排在原文后面，这就原原本本地、完整地反映了毛泽东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时表达的观点。这种非常专业的文献编辑和研究方法，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花细致的功夫。其效果是，很真实地突出了毛泽东批注和谈话内容的文献价值、思想价值。中央文献研究室1999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有一篇2.5万字左右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就是根据邓力群同志的整理本辑录的。《毛泽东文集》出齐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出版座谈会。那天，邓力群同志也来了。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5年第7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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