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苦难”教育对于革命文化建设的不可或缺性

摘要：“历史苦难”是历史教育的重要内容，摆脱“历史苦难”是中国革命叙事不可磨灭的基底。“历史苦难”教育是回到历史现场、讲好中国共产党革命故事不可或缺的关键，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历史苦难”教育更侧重于解决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挨骂”问题，能够更加有效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当下，漠视“历史苦难”教育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存在。对此，需要从主体、内容、制度等层面加强“历史苦难”教育，更加深刻理解中国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神圣意义，使广大青年建立真正的历史感、真实感、神圣感、意义感。

“历史苦难”教育是我们党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以及革命动员、政治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下，在思政课教学、党校主题党课教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红色影视剧创作等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矩阵结构中，或多或少出现了“历史苦难”教育缺失症。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认真梳理“历史苦难”教育在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新中国史中的历史认知功能，分析“历史苦难”教育缺失症的症状、原因，并尝试提出相应对策。

一、摆脱“历史苦难”是中国革命叙事不可磨灭的基底

首先，“历史苦难”不仅指我们党历经了一系列重大苦难，更重要的是指鸦片战争以降旧中国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遭受的阶级性苦难、结构性苦难、个体性苦难和细节性苦难(广大妇女群体还受“夫权”压迫，因而遭受的苦难程度更甚)。其次，“历史苦难”还包括中华民族遭受的整苦难。就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主要目的指向看，“历史苦难”教育与党史上经典的“忆苦思甜”教育有同也有异。“同”之处在于，都是通过新旧两个历史时期对比，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感受党领导的“除旧布新”革命，给国家、民族、地方、群众、个人带来的美好生活情感体验，实现人民群众对党的真心认同和高度拥护，实现整体意义上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异”之处在于，党史上的经典忆苦思甜教育，更加侧重提升革命战争年代、准战争状态下对人民群众阶级觉悟、革命激情，以及维护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而“历史苦难”教育，主要侧重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逐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继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后，如何进一步解决新形势下的“挨骂”问题(即主要解决“告别革命”“告别理想”“告别崇高”“三百年殖民地论”“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论”“革命早产论”、抹黑党史、抹黑新中国史、抹黑改革开放史、谩骂领袖、抹黑英雄、恶搞革命烈士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意识形态逆流，以“保卫”中国近代史与党史为鹄的)。

如果在历史授课、学术研究、历史书写、影视画面等载体上缺失历史真实存在的宏大国家苦难、民族苦难与个人苦难，就会出现如下典型现象，如很多主题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影视剧描写的那样，一片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社会上风平浪静，人们没有面带菜色、衣衫褴褛、饿殍遍地;“富人”和“小赤佬”之间相处融洽、相得益彰，并没有大量欺负社会底层民众的叙事与特写;没有任意剥夺普通老百姓生命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恶霸地主;没有遍布旧中国的“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没有残酷杀害革命战士与根据地军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与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等等。由此，后人特别是90后、00后青少年群体的最直观印象、最线性的逻辑反应就是——在“太平盛世”里，在和谐美好的社会里闹革命，不就是纯粹的“捣乱”吗?顺着这个逻辑，“告别革命论”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有了社会心理土壤与文化消费市场。长此以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合法性就会受到极大损害。因此，重拾作为历史教育重要内容的“历史苦难”，就是回到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场，是讲好中国共产党革命故事的关键，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当然，思政课授课也好，红色影视剧创作也好，都不能凭空“制造”“历史苦难”，一切都要有可靠史料作为坚实史实支撑，才能把历史真实内容挖掘、呈现出来。

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压迫，近代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远远大于同一时期欧洲无产阶级及其他地区人民。埃德加·斯诺在1929年旧中国西北大灾荒中看到的奇怪画面是对这种历史苦难最生动真实的呈现：“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回到中国近代史与中共党史相衔接的历史现场，尽管在近代中国“干革命”，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第一个出场的，辛亥革命爆发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但没有回答好近代中国的时代问卷，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一切都还是老样子。随着封建军阀们“春秋无义战”加剧，外加帝国主义鲸吞蚕食，大地主、大资本家巧取豪夺，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较之以前更加深重，可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正是基于这样的残酷现实，青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现实紧迫性与可能性，“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他相信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通过艰苦奋斗一定能够摆脱历史苦难，“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进一步明确阐发了团结带领广大中国人民脱离苦难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

二、近代中华民族各阶级受苦受难的历史现场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主要对象，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几乎都侵略过中国，帝国主义乃是“三座大山”之首，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各卖国政府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大大小小不平等条约达1000余项，割占我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仅“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已在沿海七省、长江两岸和边境各地开放了大大小小34个港口和商埠，外轮已可溯长江西上，直达重庆;洋货进入内地，经领子口税单，免纳一切税厘”。这些控制、掠夺中国的特权行为自然遭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激烈反抗。回到历史现场，譬如五卅运动中，全国各地工人运动就书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宏大使命：“北京、汉口、长沙、九江、南京、济南、福州、青岛、天津、开封、郑州、重庆、镇江、南昌、汕头、杭州、广州……等等都发生大大小小罢市罢课罢工，而‘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军’，‘经济绝交’，‘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呼声，到处都可以在示威游行中听见。”除政治、军事方面对于中华民族的残酷压迫外，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压榨尤甚。以美国为例，“金融方面，在华美国银行可以无视中国法律，任意发行钞票，至于发行多少，作何用途，中国当局无权过问，更谈不上受中国法律的管束……税务方面，中美间不平等条约并没有规定在华美商可以免税，但由于领事裁判权使在华美商不受中国法律管辖，他们可以不遵守中国税法，可以不纳税……不仅如此，从法律角度上看由美国领事来处理在中国犯罪的美国公民，其结果则可想而知”。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对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对于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深重苦难，宋庆龄认为，“不平等条约”这个字眼本身就“表达了对中国所遭受的苦难的反抗”。但当下由于历史苦难“不在场”或者说“不充分在场”，相当量级的“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论”“三百年殖民地论”等美化帝国主义殖民侵华历史的“告别革命”思潮自然就出现了。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另一主要对象是地主阶级。在远离革命激情岁月与战争硝烟炮火的当下，一些为地主阶级翻案的文章也出现了，这些文章的结论基本上可以归纳为：革命队伍中的多数农民都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野蛮反动的，而作为革命对象的地主阶级，多数都是勤劳善良、乐善好施、开化文明的，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革错”了对象。这实际上是“告别革命论”的另一版本。那么，农民和地主之间究竟是什么样关系，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据毛泽东留下的最早一篇比较完整的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所载，他“解剖了一个麻雀”——详细调查了壮年佃农张连初包括“‘田收’、喂猪、工食省余等在内的‘收入之部’，包括食粮、猪油、灯油、茶叶等在内的‘支出之部’”。即便没有天灾人祸，张连初“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此调查报告在大量实地调研基础上，以典型个案深入剖析，“大致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佃农的苦难状况”。这样的对立性社会关系，也就基本界定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革除地主阶级，解放被大地主阶级垄断的土地，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是解除最广大农民阶级的深重苦难、实现生产关系革命、解放被封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关系束缚的生产力的巨大历史进步。

回到近代中国农民受苦受难的历史现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是束缚他们的四条极大绳索。毛泽东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此做了深入分析：“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一部近代中国史，从妇女的历史主体角度来看，就是一部中国妇女的苦难史，更是一部广大中国女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历史。

回到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历史现场：他们身受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势力三重剥削与压迫，普遍身受包工制、把头制、监工制、学徒制等封建关系勒索与压榨。首先，他们在经济上备受压迫。与世界各国工人相比，中国工人的工资最低、劳动时间最长、劳动强度最大。据史料记载，一般产业如纱厂、火柴厂女工一日工资竟买不了两斤大米，而男工每日所挣工资不及英国同时同类工资的1/7;一般工厂的劳动工时是11小时或12小时，较长的13小时，最长甚至达18小时;不少工厂为两周休息一次，甚至没有休息日。此外，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也极其恶劣，缺乏必要的安全和卫生设备，工伤和疾病时有发生。其次，他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工人们的一切集会、言论、罢工等自由全部被剥夺，清王朝专治思想根深蒂固，见反抗苗头即视为严重犯罪;北洋军阀将工人罢工活动列为“妨害秩序罪”和“骚乱罪”。“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

此外，旧军队制造的历史苦难一点不比社会其他领域少。一是旧军队欺负老百姓常态化。陈士榘回忆：“旧军队留给老百姓最深刻的印象，是抓夫、派差，拿东西不给钱，动不动打人、骂人。老百姓见到‘丘八’就要‘跑反’。”二是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打骂士兵是家常便饭，在打骂过程中还极端丑化、蔑视老百姓，“尤其是‘老百姓’，这一条是每个新兵的原罪。班长打一下，骂一声活老百姓，打一下，骂一声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以我亲身体会，那时国军士兵所受的训练，要把‘兵’从百姓中分化出来，与百姓对立，以百姓为耻”。三是旧军队内随意枪杀士兵现象非常普遍。相比之下，红军与旧军队简直是“两重天”。杨至成将军回忆：“和白军相比，我们的物质生活艰苦得很。每月的津贴很少，每天只吃五分钱的伙食。快到冬天了，身上还只穿着两件单衣。但是我们有政治教育，有民主制度，官兵一律平等。加上废除了体罚和繁琐的礼节，民主选出的士兵委员会又按着群众的意见管理生活，使从白军过来的士兵真正感到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同是一个人，在白军里是懦夫，到红军里就变成了勇士。同是一个人，在白军里似乎愚昧无知，到红军里就成为能说会道、懂得许多革命道理的战士。”

从历史过往到当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中国人民摆脱苦难、谋幸福的初心与宗旨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摆脱“历史苦难”的伟大历史征程中，赢得了最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支持，从而重新书写了中国近现代史，使多灾多难、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以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三、淡漠“历史苦难”教育的危害

“历史苦难”教育能够使人从历史之真中汲取智慧，从而树立相对完整的关于党史、国史的历史逻辑。从现状来看，“历史苦难”教育在全社会各层面仍存在淡漠甚至缺失等现象。具体来讲，意识性缺失、内容性缺失、研究性缺失等现象较为普遍，相应地就出现了价值性缺失与方法性缺失等。这样就使相当数量的青少年不会尊重真实历史的“厚重”“沉重”，导致出现“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的轻浮认知。上述分析是导致思政课在入课堂、入脑、入心中虚而不实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波及面、社会影响力度更大的红色文艺作品特别是红色影视剧，相对于单纯追求娱乐性、刺激性以赚人眼球、走流量的商业娱乐片，在流媒体时代传递着正能量。然而，这些主旋律影视剧也容易存在一个问题：相对较少描绘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降所遭受的深重“苦难”(要么是看不到任何苦难，要么是苦难描绘得很造作、牵强甚至娱乐化)。相应的，红色影视剧如果缺失这些真实历史中的重大结构性“苦难”，以及由此真情演绎出来而非“戏说”或矫揉造作的所谓“受苦”，那怎么能够感动观众、带领观众回到历史现场，又怎么能够构建历史现场，进而在历史与现实的反差中打动受众，特别是在经验层面远离苦难历史的青少年们呢?如果再考虑到他们长期生活、浸淫于视频流媒体软件编织的视觉信息流的时代环境，这些没有回到历史现场的红色影视信息很快就会被消费主义视觉信息海洋稀释、消解，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无法在塑造正确历史观上达到预期效果。

由于妇女解放在全人类解放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思想政治工作尤其不能忽视妇女群体在“历史苦难”教育中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赞赏傅立叶的一句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一个天然标准。’”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原国民党军官王鼎钧回忆，一个地主抱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共来了，成立‘姐妹会’，把各家的妇女组织起来，每天开会上课，教她们识字，分派工作，给解放军战士做鞋，干部对她们反复申说：女人受男人压迫，受封建社会压迫，女人要联合起来，争独立，争平等，跟男人算账”。这些史料真实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运动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广大女性，如果“忘记”旧中国历史上曾经普遍存在的“四大特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了妇女解放运动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如果忘记向警予、江竹筠、赵一曼、冷云、刘胡兰等革命先驱们，用生命换来的广大妇女享有人格尊严、男女平权、婚姻自由等社会进步，那么就非常不利于形成对我们党和中国革命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很容易迷失在“众声喧哗”“五光十色”的流媒体时代，成为没有思想主心骨的“墙头草”。

“历史苦难”教育的缺失，容易导致旧中国主要矛盾消失，进而瓦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矛盾消失在内容层面，使党领导的革命宏大叙事失去史实支撑，导致“革命无理”等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矛盾消失在阶级分析方法层面，导致“污名化”党领导的阶级斗争合法性以及阶级分析法的科学性;矛盾消失在细节方面，则使党领导的鲜活、生动、丰富的革命叙事程式化、脸谱化、说教化、虚无化;等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革命过程性、合法性缺失，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缺少相应历史对象要素支持，导致本来发生于历史现场、逻辑闭环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出现了逻辑断裂。如果缺失革命发生的重要历史肇因，革命本身就容易由于失去革命对象而失去合法性，那么，原本真实的中国革命历史、中共党史就变得不“真实”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就会像列宁所指的“涅瓦大街”那样平直，成为模式化、程式化、脸谱化的“说教”，让人生厌、从内心深处拒斥。如此一来，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史、社会主义建设史、改革开放史的真实历史，在很多人眼里就可能成为“虚假”历史。长此以往，这种成气候、成建制、舆论化了的关于中共党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将会极大削弱我们党的执政安全。

淡漠“历史苦难”教育的深层原因是唯物史观缺位。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在相关课程教材设置、讲义准备、课堂讲授等环节，对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分析方法的漠视。在红色影视剧创作中的唯心主义，体现了矛盾辩证思维的缺失与矛盾分析法的缺席。淡漠“历史苦难”教育的直接原因，一是宏观政治、经济因素。随着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这不可避免影响到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对旧中国“历史苦难”的经验性遗忘、历史性遗忘与“何不食肉糜”式的主观臆想性费解。二是宏观社会因素。科学技术进步对思政课影响巨大。特别是现代传播技术的进步，极大改变了媒体环境，使人们获取信息的质和量都发生巨变，不可避免冲击了思政课。泛娱乐主义行为泛滥于全社会，对青少年影响尤甚，也不可避免导致对“历史苦难”的情感性排斥、不可通约性排斥。三是评价标准因素。思政课教师教学、科研量化评价指标中的“学术GDP主义”、唯论文等原因，导致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特别是科研与教学严重脱节，科研不能及时有效转化为教学资源，不能做到教学相长。因此，部分思政课教师对于教学投入时间、精力过少。四是教学主体因素。教师本人对苦难的思政教育功能存在认识盲区，认识不足以及多元学科背景导致的知识结构不完善等个体性因素。对于教师群体来讲，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由本、硕、博一路读书走上思政教师岗位的“三门”(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青年教师在整个思政教师队伍中比例日益增大。这些年轻博士群体的优点是专业基础扎实、理论功底深厚，但社会实践经验严重不足，缺失40后、50后、60后等老教师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尤其缺乏在农村、工厂、基层，在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过的“复合社会经验结构”。

四、加强“历史苦难”教育的重要性与主要路径

只有还原“历史苦难”，以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祛除苦难、谋取幸福，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的真实历史，才能告慰革命前辈、革命先烈，才能真正打动人、震撼人，也才能真正使思政工作入耳、入脑、入心。在这里，真实而多面相地还原陷中华民族于深重灾难的历史，是教育生效的关键。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反复对话、震撼对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更深入人心，人们也更能珍惜当下、展望未来。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无原则、无底线、无休止的“娱乐至死”社会风气发挥重要的反制、抵制功用。

因此，要在全面领域与重点领域增强历史“苦难教育”，要在高校思政课课堂、主题党课、红色影视剧创作等重点领域和青少年群体、党员干部群体、影视从业群体等重点人群中，加强“历史苦难”教育。同时，要立场鲜明地把旧中国历史苦难的消除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任何别的政治势力，把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凝聚在一起，形成彻底改变中国历史的伟大力量，推翻了“三座大山”，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奠定了根本基础。这是新时代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党员干部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党校姓党”“马院姓马”，在党言党、在党忧党的深层逻辑推进。

基于以上分析，增强“历史苦难”教育的可行性路径主要有：

第一，教育主体建设路径。首先，广大青年群体尤其是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不但要读“有字之小书”，加强唯物史观学习，练好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并将之运用于课堂教学与红色影视剧的具体实践，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还要读社会这本“无字之大书”，“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补缺、增加、完善自己的经验结构。其次，通过扎实、艰辛的史料学功夫，如实描述，以还原“历史苦难”的整体性、结构性，这是“回到历史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原革命战争年代的社会矛盾以及革命逻辑的丰满发生过程，是构建中国革命合法性的重要工程;特别是在“近代史纲要”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等章节，在课堂上要把近代中国“历史苦难”浓墨重彩地讲足讲透。

第二，内容性建设路径。首先，建议有关部门组织相关专家论证“历史苦难”教育内容的研究、设定，对“历史苦难”进教材、进课堂、进相关研究指南等的可行性予以论证;适应全媒体、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新形势，大力加强中国近代史“历史苦难”数字资料库建设。其次，加强各地各级“历史苦难”遗迹的有效保护、定期修缮、专人管理制度建设。诸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烈士殉难地、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等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万人坑”“千人坑”“百人坑”等，各级各地博物馆中譬如新中国成立前济南铁路工厂用来毒打工人的“铅核桃”，湖南省常宁水口山铅锌矿资本家残害工人的“快活凳”“踩杠子”“背枷”等历史物件，也都是“历史苦难”的具象化呈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苦难信息。它们与以文字史料等为代表的“历史苦难”信息一起构成结构化、整体性历史铁证链，见证了沉重的历史苦难。

第三，就制度性导向路径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必须要平衡科研与教学。各级高校要积极践行中共中央、教育部关于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相关重要精神，“坚持以思政课教学为核心的科研导向”，“强化对思政课教学实绩和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提高教学和教学研究占比，坚决克服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坚持以思政课教学为核心的科研导向”，不但要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也要把思政课教学融入中国革命历史;继而，在平衡二者基础上，大力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先生”。

许多革命先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近代中国“历史苦难”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过重要论述：宋庆龄就告诫作为生长于和平环境的孩子们的父母，不能因为“怕损伤了孩子的心”，就“不愿意对孩子讲过去受的苦难”。她认为要加强对没有经历过旧中国深重苦难和革命战争艰苦磨砺的青少年的“历史苦难”教育，因为“他们生长在和平的环境中，没有经受过剥削和压迫，没有经历过残酷的阶级斗争，不了解旧中国劳动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进而就“不了解革命成果得来不易，加上他们年轻幼稚，知识不足，因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缺乏抗毒的能力”。因此，“党鼓励他们同劳动人民建立最牢固的联系，永远不要忘记劳动人民为消除旧社会苦难而进行过的暴风雨般的革命斗争”。粟裕大将在给青年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非常重视“历史苦难”教育的政治功能，他常常通过对比法来增强青年人对党的道路的认同。譬如，就红军队伍与旧军阀队伍制度的根本不同，他对青年战士展开“历史苦难”教育：“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这简单的语言，对劳苦农民和广大士兵，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它是红军阶级本质的具体体现。”这些生动真实的历史苦难素材从这些饱经历史风霜的革命老前辈口中娓娓道来，提高青年一代的党史素养与政治觉悟。

2014年7月7日，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讲话中，他又讲到：“7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历史苦难”已经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消除，但意识形态与历史记忆中的“历史苦难”必须牢记。忘记曾经的“历史苦难”，就会出现大量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苦难”就很可能会重演，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认识“历史苦难”的辩证法。不忘“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的种种深重苦难，也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此，就要做到“三个不能忘”;做到“三个不能忘”，就不能忘记中华民族遭受的“历史苦难”。中国共产党正是把广大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万众一心、浴血奋斗，历经千难万险，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付出巨大牺牲，才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华民族摆脱深重苦难，实现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历史伟业。因此，不能忘记党百余年辉煌奋斗进程中历经的种种苦难，更不该忘记近代中国老百姓与中华民族经历的深重苦难，只有这样，才能还原真实的历史，中国革命发生的历史逻辑才是完整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才能有历史真相做支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历史形成才能有新高度的历史认同、政治认同、民族共识。

综上，只有回到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与“峥嵘革命岁月稠”的中共党史历史现场，才能更加深刻理解中国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当下青年的神圣意义，也才能使广大青年建立历史感、真实感、神圣感、意义感，思政课课堂才会在中国革命完整叙事逻辑中与广大青年学子“共情”。因此，近代中国“历史苦难”教育作为中国革命因果逻辑的重要环节，不能缺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作者：杨晓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访问学者，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心教授。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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