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回国后“种了哪些苹果树”？

钱学森与“种苹果树”故事的隐喻

李月白

1955年的秋天，当钱学森终于获准回国，即将登上“克利夫兰号”邮轮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的一句话意味深长：“我们应知道钱学森不是回去去种苹果树的。”这句话在各类关于钱学森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中被广泛引用，但背后的深意鲜有人理解。实际上，此话不仅点明了美国不愿放钱学森离开的真正原因，更预言了钱学森回国后身份的重大转变。

“种苹果树”隐喻：美国人究竟在担忧什么?

1950年8月23日，钱学森一家已经订好了回国的船票，却在出发前被美国移民归化局的人员拦截，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5年。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终于重新踏上了回国的邮轮。许多深知其价值的美国人对他的离开唏嘘不已。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更是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应该知道钱学森不是回去种苹果树的。”

在过去的一些文艺作品中，这句话常被简化解读为钱学森回国并非为了从事农业工作，甚至衍生出“宁愿回国种苹果树”这样的演绎。但杜布里奇的表述显然并非字面之意，而是有深层次的隐喻。

在西方文化里，“苹果”是一个具有多重隐喻与象征的词汇。《圣经》中，苹果被视作智慧启蒙的禁果;科学史上，牛顿因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因为这个广泛流传的故事，伊丽莎白女王给伍尔索普庄园的那株“牛顿苹果树”颁发了保护令。

杜布里奇所指向的意思是：钱学森回国绝非从事纯理论的学术研究，而必将参与武器研发，助力中国军力提升。

1950年9月20日，在关押钱学森的特米诺岛上，曾举行过一场特殊的听证会。听证会上，美方反复质询钱学森回国的动机。当钱学森以父亲病重为由解释回国决定，并表示“可能去教书”时，美方官员根本不相信。他们接二连三地抛出问题：若中美开战你持何立场?是否会将知识奉献给共产主义中国?

这些尖锐的质问，反映出美方内心深处真实的担忧，与杜布里奇的隐喻共同指向一个事实：美国人对于钱学森回国教书或投身基础科研一事(即“种苹果树”)，其实并不在意。因为基础科研成果从研究到实际应用，通常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他们真正惧怕的，是钱学森回国后全身心投入国防军事方向，进而大幅增强共产党阵营的国防实力。这种恐惧在冷战背景下被放大，最终导致钱学森遭遇5年软禁。

1950年11月，钱学森在移民归化局听证会上

钱学森回国后，在对外公开报道中，始终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身份亮相，而像“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等涉及国防部门的关键职务，则一概隐而不报。这种安排既出于保密需要，又包含着国际观感方面的考量，即通过着重凸显钱学森的“学者”身份，弱化西方世界对他参与国防事务的猜忌。

身份转型：从科学家到技术组织者

1997年，卧病在床的钱学森对堂妹钱学敏吐露心声：

其实，关于“两弹一星”的科学与技术，我在美国时就都掌握了，也做出来了。回到祖国以后，只不过是把它拿过来运用，虽然也有一些创新，但基本的、原始的创新不多。而我多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1]

钱学森所说的“多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指他在系统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理论探索和学术著述。值得注意的是，钱学森对这些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越了他对“两弹一星”工程实践的自我定位。这一“轻两弹、重晚年”的倾向令钱学敏深感震撼。

这种认知差异，实际上折射出中西方对“学术”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中国语境里，“两弹一星”被视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科学突破;而西方学界却往往将其看作技术跟随或是工程实践。这种认知上的分歧，使得国人普遍难以理解杜布里奇的“种苹果树”言论，钱学森本人的剖白，恰恰成为这种文化认知差异的例证。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回忆，父亲生前说过这样一句话：“两弹一星”工程所依据的都是成熟理论，我只是把别人和我经过实践证明可行的成熟技术拿过来用，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应该这样做，系统工程与总体部思想才是我一生追求的。

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

这句话的意思与前文一致。尽管“两弹一星”工程是中国自主创新的重要国防成就，但对于追求理论突破的钱学森而言，这更多是基于成熟理论的工程实践，而非持续的学术创新。因此，钱学森曾对亲友表示，他在晚年于系统科学等领域的理论创新，才是他回国后学术成就的真正代表。

曾有人请冯·卡门对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进行评价，冯·卡门回答道：“如果说伟大的科学家就是具有伟大创见的人，那么，爱因斯坦要排第一。因为他有四个伟大的科学创见。科学史上，恐怕只有牛顿可以排在他前面，因为牛顿提出了五个或六个伟大科学创见。而当代其他大科学家仅仅有一个，充其量不过两个伟大的创见。至于我本人，我有三个，或许还多些，其实，可以算三个半伟大的创见。”[2]

冯·卡门将“伟大的创见”视作评价科学家的至高标准，这一想法也影响了钱学森。在美国期间，无论是参加敢为人先的火箭俱乐部，还是攻克飞机音障难题、创立“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新学科，他始终以创新为驱动。然而，在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阶段，钱学森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创新，而是如何实现“从无到有”。受限于薄弱的工业基础和匮乏的专业人才，他不得不将主要精力转向工程组织、战略规划和人才培养。

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精准捕捉到钱学森的身份转变。她在作品中写道：“他(钱学森)明白自己从事尖端太空科技研发的日子已然结束;或许在中国，他仍能有出色表现，但会在其他领域……然而，钱学森即将投身的工作，终究不再是他以往所从事的科学研究。”[3]

这一洞察与钱学森的自我认知不谋而合。钱学森曾言：“回到祖国后，让我搞导弹，实际上我做的是导弹的技术组织工作。”在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搞导弹，与美国是完全不同的模式。他回忆道：“我1955年回到祖国以后，看到我们的工厂后很吃惊。我知道的一个工厂是搞导弹的，可是连螺钉螺帽都自己生产，这使我吃惊。在那时候，美国没有这样的事，螺钉螺帽是标准件，有专门做螺钉螺帽的工厂企业。”[4]

同样，技术人员学术水准也与美国完全不同。钱学森发现，许多技术人员没有经过学术规训，连计量基准都任意更改，在沟通和传达中造成了许多麻烦。他强调，要使用国际标准计量单位和符号，“字用现代口语写，不能文言、口语夹杂”。这种从人员到产业链从头建设的特殊需求，迫使钱学森从基础元件标准化、计量体系规范化等基础工作做起。

从航空理论的前沿研究转向基础薄弱的工程实践，钱学森的心境也随之转变。他说：“我体会到：研究设计工作搞得再高明，假如不能出产品，那你的研究设计工作也就算白费了。最后出产品、出成果还是要靠在生产第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5]

我国导弹研制工程经历了从“东风一号”到“东风二号”、从仿制到自主研制的艰辛历程。在起步阶段，真正的学术创新其实相当有限—经济投入、制造业水平、专业人才储备，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科技和工业基础，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创新构想的实现。钱学森的学生郑哲敏曾感慨，钱学森一生都在追求更高的科学目标，而投身“两弹一星”对于他而言，纯粹是响应国家需要，“国家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

通过钱学森的书信档案，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在学术层面的无私。1985年10月，钱学森在写给力学家朱兆祥的回信中说：“再不要讲做我的学生的那个话了，您现在在力学的学问早已超过我了。”1992年11月11日，他在给西安交大俞茂宏教授的回信中说：“我要向您这位学长说老实话。我自从50年代后期就完全脱离力学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再回到力学领域，所以力学已不是我的专业。”

这些亲笔书信印证了20世纪80年代后，钱学森已淡出力学前沿的学术舞台。“科技统帅”与“专业人才”的角色难以长期兼顾。自归国后，钱学森便全身心投入“两弹一星”与国防科技体系建设，正如郑哲敏所述，这是以中断个人学术生涯为代价的。从纯粹的科学家转型为大国工程的技术组织者，钱学森的经历不仅是个人的抉择，更是一代学人在特殊历史情境下集体奉献的缩影。

既“种树”又“铸剑”：战略科学家的双重使命

如果说“苹果树”是缓慢生长的学术之树，那么“两弹一星”则是大漠深处迅速催生的护国利器。钱学森归国后的实践轨迹诠释了一位战略科学家如何实现“种树”与“铸剑”的统一。

一是引入技术科学，筑牢学科根基。钱学森归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面对中国力学研究基础薄弱的现状，他以“技术科学”思想为指导，系统规划了流体力学、物理力学、运筹学等七大前沿领域，为中国力学学科奠定了高起点的发展框架。在力学所建设初期，钱学森特别强调理论与应用的融合。他认为，力学研究不应仅限于理论层面，而应走在工业生产之前，为国防和工业发展提供支持。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力学学科的发展方向。后来因国防科研任务繁重，钱学森无法长期驻守力学所，他建设力学所的思想理念由同门师弟郭永怀悉心落实。郭永怀关心、培育超高声速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应用力学”的种子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成长为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是擘画战略蓝图，锻造护国重器。1956年，钱学森撰写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成为指导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份仅3000余字的战略规划，创造性地提出了“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的发展路径，既立足中国国情，又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尤为难得的是，文件中精确计算了未来十年所需高校毕业生的数量。这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战略策划能力，使意见书不仅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更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2004年元宵节，执行“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杨利伟探望钱学森

从1960年10月23日我国“东风一号”导弹发射成功，到1966年10月27日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再到1970年4月24日中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这些里程碑式的成就背后，凝聚着钱学森的智慧与心血。每当取得阶段性成果，他总是着眼未来，思考航天事业的下一个发展目标。完成“两弹一星”任务后，他开始谋划返回式卫星、载人航天等的后续发展方向，为中国航天事业持续制定长远规划。即使在晚年，他仍保持敏锐的科学洞察力，提出“灵境技术”“新能源汽车”等前瞻性想法。

三是双轨培育人才，奠基系统工程。在人才培养方面，钱学森采取“双轨并行”的育人模式。一方面，他通过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参与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系统培养理论基础扎实的青年人才;另一方面，他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织短期培训，通过开设导弹“扫盲班”等方式，迅速提升科技人员的工程实践能力。这种“理论基础”与“科研生产”并重的培养模式，不仅解了短期内中国航天人才短缺的燃眉之急，也为长期人才梯队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组织管理上，钱学森指出，航天工程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组织管理问题。在他的主导下，建立了涵盖“两条指挥线”和“总体设计部”等方法的高效科研协作与管理体系。这一创新模式助力中国在“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中屡获突破，为后续国家级科研项目的实施提供了重要借鉴。

钱学森既没有局限于象牙塔中的学术研究，也没有止步于单纯的武器研发，而是以系统性的战略思维，在中国科技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走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交融、科学与报国辉映的独特道路。

注释：

[1]钱学敏：《〈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再版感言》，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美]冯·卡门、李·爱特生：《冯·卡门—钱学森的导师》，王克仁译，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3]张纯如：《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53—354页。

[4][5]《钱学森文集·第五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第226页。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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