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峰：怀念老首长徐信上将

徐信上将

截至今年，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徐信上将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在他祭日临近的时候，作为曾经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我愈发怀念这位可亲、可爱、可敬的老首长，所闻所见关于他的一些往事历历浮现眼前，禁不住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一)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向总前委及各野战军负责人发布《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电报。为了使第十九兵团更好地完成大西北的作战任务，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亲自到各部队进行动员。经过深入动员教育，整个部队都在忙碌着向西北的准备工作。可是，实行跨区作战，有些干部、战士产生了恋家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团长徐信从自己的警卫员小杨身上发现的。小杨的父亲和哥哥、姐姐在大扫荡中被日寇残酷杀害，全家只有小杨和他的母亲幸免于难。小杨十二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作战间隙，一有空闲，他就去慰藉自己的母亲。现在要进军大西北，小杨有恋家的思想也是人之常情。徐信没有责怪小杨，他联想到团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冀晋子弟，不少人都有与小杨相似的经历。针对这种现象，徐信认为：一方面应当给予同情;另一方面应当通过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当天晚上，徐信到小杨所在的团警卫排和大家谈心。通过普遍谈心活动，针对部队干部、战士恋家的实际情况，徐信和政委贺明商定，对全团确有实际困难的干部战士，给予三至五天的假，并带着团里的慰问信回去安抚亲人。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活动，既解决了官兵的思想情绪问题，又解决了部队的实际问题。

6月17日，徐信率第五六三团，斗志昂扬地由太谷出发，从禹门口渡过黄河。7月5日，部队到达陕西淳化，准备阻击青海、宁夏马家军，策应扶眉战役。在进军兰州的路上，徐信和副团长马照明听取歼击马家军战场俘获情况汇报，机炮连长兴冲冲地跑过来报告，他们在一户没有人的商店后院的马棚里发现六缸小麦，战士们正在向外搬，徐信听后立即赶到现场。这位连长不解其意，指着黄澄澄的小麦说：“团长，你下令把它分了，这样可以解决我们部队眼下断粮的燃眉之急。”徐信一听，非常严肃地批评连长：“我们是解放军还是马家军?我们是人民军队，一事当前首先要想到的是人民利益，因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接着徐信对这位连长说：“你了解一下市场上的粮价，按加一倍的价钱买三缸，写张条子和粮款一起埋在粮缸里，把留下的三缸小麦交给镇里管事的，代交商店的主人。”看到徐信如此认真地处理这批粮食，围观的群众抱拳施礼，并称赞这支队伍是人民的好部队。

1951年6月10日，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就在部队回撤过程中，美第7师依仗机械化装备，从第一八七师左翼迂回，南朝鲜军第六师亦从正面全力反扑，第一八七师处境十分危险。紧急关头，师长徐信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让政委张迈君和参谋长耿淑明带第五五九团、五六〇团、机关和直属队抬伤员先撤，自己带五六一团，掩护全师撤退。张政委深知后撤非常危险，想与他分担。徐信坚决地说：“不要争了，你们的担子也不轻，我是军事主官，这是我的责任。”师主力转移后，徐信指挥掩护部队依托长乐山、长乐洞等要点，顽强抗击南朝鲜第六师三个团的轮番进攻。22日夜，徐信得悉师主力已安全渡过洪川江、北汉江，立即指挥所属部队迅速撤出战斗。当过洪川江时，徐信得到五五九团团长邓仕钧牺牲的消息。对于生死与共的战友，他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当时外面雷声滚滚大雨倾盆，他一头冲入大雨中，要去与烈士见最后一面。知情的同志告诉徐信，邓仕钧的尸体就地掩埋了。徐信闻言火冒三丈，非常气愤地说：“邓仕钧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是晋察冀军区著名的抗日战争一级战斗英雄，是志愿军团长，怎么能一埋了事?”面对极为悲伤的师长，知情者解释，当时敌人追击，警卫员个子小背不动，又怕邓仕钧团长的遗体落入敌手，是不得已而为之。徐信稳定了一下情绪，随即命令第五五九团政委带一个连连夜把邓团长的遗体找到，抬回来重新安葬。部队冒雨找了一夜，因为没有标记，邓团长的遗体最终没有找到。对此徐信终身念念不忘，这是他心头抹不去的憾事。

(二)

1963年8月4日上午，河北省突降暴雨，副军长兼参谋长的徐信接到报告，邯郸水库告急。他向在家的军领导报告后，随即冒着瓢泼大雨，带领有关人员赶往邯郸水库。

当吉普车行驶到距大沙河不远处，由于河水上涨，道路被堵塞。这时，徐信带参谋人员登上路右侧的小山顶查看周围地形。当他登上山顶，看到眼前的情况，他大吃一惊，因为不远处有一排巨大的洪峰，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咆哮奔腾而下。卷起的洪峰，足有两层楼高，所到之处，房塌桥断，拔树毁地，转眼间，铁路上的钢轨都被拧成了麻花。

对于主管作战和训练的徐信来说，他的脑子里装着河北乃至整个华北主要水库的所有数据。他知道，眼前这条河上游水库容量才一亿立方米，就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如果石家庄附近的大型水库出了问题，那么石家庄、京广铁路以及天津将出现极为严重的后果……灾情远比徐信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他立即带参谋人员返回，组织部队，准备抗洪抢险。

为此，军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抗洪抢险工作，并决定由徐信负总责。此时，各部队纷纷报来洪涝灾情，稻田被淹、鱼塘被冲、营院积水、库房被泡……徐信深知自己的部队，如果不是灾情特别严重，绝不会向军里报告请示;部队尚且告急，那些居住在河边和低洼地带的人民群众的处境可想而知。

情况紧急，刻不容缓。徐信一边将情况上报军区，一边调部队投入驻地的抗洪救灾斗争。并指示部队：“一定要坚决抢救驻地的人民群众和国家财产。”当他得知黄壁庄水库告急、维护水库的万余名民工全跑光时，他感到灾情的严重性。因为，黄壁庄水库位于石家庄西北滹沱河上游，库容量27亿多立方米，一旦水库大坝崩塌，将产生巨大的洪峰，奔涌而下，石家庄市和京广、津浦铁路也将毁于一旦，还有天津……徐信不敢再往下想，立即带上作训、侦察、工兵处长和一部电台，乘车赶往黄壁庄水库。汽车里，徐信不时看着腕上手表的指针，算计着眼下能争取的时间，预想可能出现的险情，盘算着可供调用的部队……当他发现从水库工地逃下来的民工，一群接一群连续不断，越来越多的时候，徐信冒雨下车，拦住几名民工了解水库上的情况。民工对他说：“水已漫上坝顶，大坝就要塌了。快回头，不然来不及了。”望着满面恐慌、急着逃命的人群，徐信大声对他们说：“老乡们，不要跑，你们不能跑啊!保住水库才能保住你们的家!”可是大部分民工还是没有留下，对此徐信非常遗憾，但他没有退缩，立即带领机关人员冒险直奔水库。此时，黄壁庄水库工地上只剩下了十几名心急如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从各地临时招来的万余名民工，全都跑光了。汹涌的波浪不断漫过坝顶，大坝上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涌洞和渗漏现象，随时都有全线崩塌的危险……情况危急，刻不容缓，徐信当机立断，一面命令距水库最近的所属某师带工具跑步赶到黄壁庄水库抢救险情，一面找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保护水库大坝的抢险方案。在坝顶的吉普车旁，徐信眼望库区内汹涌肆虐的洪水，耳听工程技术人员的报告。

一位五十岁开外的老技术员扯着嗓子向徐信报告情况：“目前的首要问题是迅速抢堵大坝的涌洞，抢堵渗漏，否则大坝保不住。同时，必须设法使水库进、排水保持平衡。我们刚测过，眼前水库的进水量每秒有10000多立方，现在已经把所有闸门全部打开了，每秒排水量才只有9000立方，照这样下去，大坝肯定保不住。眼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炸开溢洪道。但是，按规定炸溢洪道，必须报告省水利厅，然后请示水利部批准后才能实施。对此，我们早晨就报告了，可一直没有回音。三个小时前，电话又断了……”。听完报告后，徐信果断地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必须马上炸开溢洪道，有什么问题，我负全责。立即报告军作战值班室，并让其尽快与省水利厅取得联系，把这里的情况报上去。”

规定也好，章程也好，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对于特殊情况，必须特殊处理，如果一味墨守成规，依然按照平时的工作程序逐级请示，等待层层批复，那是要出大问题的!

随着连续沉闷的爆破声，溢洪道被军工兵部队炸开了，洪水一下子涌入溢洪道，争先恐后地向下猛泄，保证了水库进、排水量基本平衡。大坝上，部队官兵在徐信的指挥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顶风冒雨、夜以继日，连续奋战100多小时，共堵漏、补涌和加固堤坝8400多米，有效地保住了水库大坝的安全。

黄壁庄水库险情缓解后，徐信顾不上休息，立即又赶往其他灾情严重的地方指挥抢险救灾战斗，并指令工兵营舟桥连，出动所有舟桥救人。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徐信指挥所属部队参加了河北省5个地区、22个县、市的护堤筑坝、护厂护库、交通运输等工作。先后抢救群众16788人、粮食291万斤、棉花10万斤、油料3041桶和其他大批物资。抢救桥梁14座，保住了黄壁庄、八一、东武庄、齐村等7座大型水库。所属部队共有104个单位、577名个人立功，1689名干部战士受到各种奖励，共有16个团级单位荣获中央防汛指挥部颁发的奖旗，所属某师荣获中央防汛指挥部“战胜洪水，保护人民”锦旗一面。

1966年3月8日凌晨5点，石家庄、邢台地区突然发生地震，徐信被惊醒后，一边告诉爱人照顾孩子，一边跑步直奔作战室。一到作战室，徐信立即告诉值班员速查清震中的位置。

几分钟后值班员报告，震中可能在邢台地区!震灾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军作战室里，就部队立即出动救灾还是等待军区有指示后再采取行动的问题，出现不同的声音。这时徐信站起身非常果断地说：“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刻不容缓，早一分钟，人民就早一份希望，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上级要是追查，我负全责。”随后，徐信、蔡长元立即带领军指挥所和直属队乘车从石家庄出发，一路向南侦察前进，查明震中位置后，一边立即命令三个师迅速行动，并分别派出小分队，深入灾区了解情况;一边通过车载电台，把灾区的情况迅速报到军部，报到北京军区，报到中央……

徐信和蔡长元一行最先赶到灾情最为严重的隆尧县城，并迅速建立抗震救灾指挥部，架设无线电台与北京军区和国务院建立通信联系，指挥所属部队投入抗震救灾。在他们统一指挥下，63军第一次出动24411人，515辆汽车，进入隆尧、巨鹿、宁晋三个重灾县;第二次出动20679人，汽车547辆，进入邢台、衡水、石家庄、邯郸四个地区十二个县，全力以赴抢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部队进村后，扔下背包立即投入抢险。指战员们不顾余震的威胁，冒着生命危险，在断壁残垣中抢救遇难群众。为了避免伤到被压在下面的群众，大家扔掉锹镐，用双手在废墟中一点一点挖，十指被磨得鲜血淋漓，仍然挖个不停……当后勤人员从几十里外送来饭菜和饮水时，指战员们全部送给了群众，而自己却在初春的寒风中忍受饥渴抢救着群众……。

由于徐信率部队最先进入灾区，及时建立起抗震救灾指挥部，通过有线电话与无线电台与军部取得联系，并经过军部上报国务院、中央军委。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经过63军抗震救灾指挥部联系到各受灾县的一级地方政府。所以，下至公社、生产队，上至北京军区、国务院，有情况、有问题都直接联系63军的指挥部，所以徐信在组织部队抢险救灾的同时，还义不容辞地担起了协调组织工作。震后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亲赴邢台视察灾情。当天下着小雪，徐信作为邢台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人，去冯村火车站迎接周总理，随后到受灾最严重的隆尧县城了解情况。周恩来总理走下吉普车，看了一眼专门为他搭的帐篷，对徐信说：“徐信同志，你的指挥位置在哪里?走，我就在你的指挥部办公!”徐信的指挥部是在已裂开十几条大缝的隆尧县委办公楼，考虑目前余震不断，徐信非常担心周总理的安全。可周总理还是与指挥人员一起走进了临时指挥部。在灰暗的马灯下，徐信向周总理详细汇报抗震救灾情况。汇报中余震又起，大家还是担心周总理的安全，劝他离开，可周总理却坚持听完汇报。徐信望着周总理那从容镇定的神情，心中升起无限敬意。听完徐信的汇报，周总理对部队及时出动，迅速进行救灾的行动，以及指战员在救灾中表现出来的英勇爱民行动给予充分肯定和表扬，并指示救灾组织工作“要以军队为主，实行党政军民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的联合救灾指挥部”，还提出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救灾方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徐信带领广大官兵，经过27个昼夜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救灾任务。在这次抢险救灾中，63军共出动干部战士45090人，汽车1062辆，有效地保护了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为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开展生产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久，邢台宁晋地区又发生强烈地震，徐信又奉命率所属部队奔赴灾区，展开了灾区的抢险救灾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圆满完成了邢台、石家庄两个地区的抗震救灾重大任务。对于抗震救灾的成绩，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驻地政府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称他们是“永远不老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周恩来总理更是给予充分肯定。1966年5月抗震救灾工作刚刚告一段落，周总理就指示在首都北京举办部队抗震救灾大型展览，一方面宣传人民子弟兵的功绩，另一方面也鼓舞人民群众遇到天灾人祸时振作精神，激发与自然灾害做斗争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

(三)

1969年11月26日，徐信接到中央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分区军管的任务，决定由两位副军长带部队对包头、巴彦淖尔盟实行军管。翌年2月12日，徐信亦奉命率军前指和两个师对包头、巴彦淖尔盟实行军管，并对近四百公里的边境区域的警戒、备战实施统一组织指挥。

当时，包头钢铁公司生产处于瘫痪状态，生活无人管理。周恩来总理对钢铁生产十分关心，点名徐信抓好包钢。一生军旅的徐信，对钢铁生产是门外汉，但从不畏惧困难的他，立即投身包钢。在了解包钢现状后，首先从抓生活保障入手，召回流散人员，恢复党团组织和行政班组。接着，他全力抓好恢复生产的工作。为了熟悉特大型钢铁企业的管理，他多次走访“靠边站”的领导干部，劝说他们不计前嫌，重新投身到国家急需的钢铁生产中去。在恢复生产过程中，他着重抓了四大难题：

一是高炉解冻，灭火、除“瘤”。包钢有大小两座高炉，徐信一进包钢，这两座高炉由于停产失修，被冻成了“冰塔”，厂区一片狼藉，恢复生产的当务之急是对两座高炉破冰抢修。经过工程技术人员和担任包钢建筑的第二冶金公司研究，徐信批准了“解决方案”，并亲自担任现场总指挥。首先由部队和二冶工人突击除冰，清理现场;同时由工程技术人员，对高炉“内脏”检修。经过二十八天的日夜奋战，两座高炉终于点火投产，这成为包钢二十三个分厂全部恢复生产的“标志”。不料，高炉运行不到两个月，一天深夜徐信接到报告说一号高炉着火。徐信立即赶到厂区，果见一号高炉成了一座“火山”。他立即召集部队、消防人员和工人全力把火扑灭，接着他又和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冒着炉内高温，钻进炉膛进行检查，发现炉壁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经过专家“会诊”，原因是矿粉所含硫量偏高，日积月累、积患成灾。但这些“瘤子”又不能炸破，徐信当即拍板，由部队一个连用锒头和钢钎一点一点地抠，整整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把“瘤子”全部清掉。同时专家也攻克了除硫难题，使这座高炉重新投产。

二是生产原料问题。当时急缺铁矿粉，包钢原先用的是白云鄂博的富矿，剩下的贫矿渣堆积成山。日本商人多次来包头要求购买那些矿渣。徐信意识到这些矿渣的利用价值，但如何从这些贫矿渣中选出精粉是个难题，有人向徐信推荐国家选矿研究所的马所长，说他现在在包钢下放劳动。徐信“三顾茅庐”，终于把马所长请出山。马所长用强磁球团选矿法，解决了选矿难题。

三是新建三号高炉和改选平炉转炉问题。当时最大的难题是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徐信说：“我当后勤部长，设备、资金我去跑，急需的专家、技术人员，你们提名单，我去请。人力不足，部队上。”为了增强攻坚的技术力量，确保三号高炉建设和改造平炉、新建转炉的成功，徐信多次从“五七干校”解放一批所谓的“反动权威”，经过妥善安置，让他们与包钢的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工人一起，群策群力集体攻关。为加快工程进度，徐信进北京、跑山西，还请来了袁宝华同志(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很快将高炉设备和建炉资金落实到位。经过包钢、二冶和部队官兵八个月艰苦奋战，包钢最大的三号高炉终于建成投产。为了使铁产量与钢的产量相适应，在徐信的周密筹划下，又决定增建了两座转炉。由于三号高炉的投产运行，使包钢的年产量可达二百七十万吨。周恩来总理听到三号高炉投产的消息，非常高兴地说：“祝贺你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并指示冶金部发了贺电。从此包钢跻身国家大型钢铁企业行列。

四是解决包钢增产不增收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上轧机，把钢锭变成钢材。当时国内不能生产这种设备，进口所需的外汇又难以解决。当徐信了解到从德国引进的一套轧机在晋南闲置时。他立即经北京军区内蒙前指司令员郑维山转报李先念副总理。后经周总理同意，很快将这套轧机调往包钢。轧机投产后，产值增加，增强了包钢自身的发展“内力”。

同时，对于遭受冲击的领导干部，徐信报以真诚的同情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保护和帮助。石家庄铁道兵学院政委李庆柳是位老红军，被造反派长期关押、折磨。徐信得知情况后，摆脱造反派的纠缠，把他从关押点解救出来加以保护。包钢杨总工程师，被造反派当作“特务”揪斗。徐信为了弄清原因，把造反派头目找来了解情况。造反派头目说杨工程师在苏联学习三年，回国后与苏联人有书信来往，有特务嫌疑。徐信知道这个造反派头目的父亲被日本抓过劳工，便问他：“你父亲是否有日本特务嫌疑?”徐信接着说，“杨总工程师1954年留学，主修钢铁冶金专业，是党和国家选派去的，这样的人，怎么能随便怀疑、揪斗呢!”一席话，说得这位造反头目无言应对。杨工程师被解脱出来，全身心投入工作。

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石甦，曾在刘仁领导下的北平城工部做地下工作。刘仁被打成“黑帮”后，他也被隔离审查，审查后未发现问题，被挂了起来。徐信找到军区领导说：“石甦是军区的大笔杆子，很有水平，为人很正派，这样的人查不出问题，靠边站是个浪费，先让他到我们军工作吧!”经军区领导同意，石甦到六十三军工作生活了两年多。石甦对此非常感慨地说：“徐信同志保护了我，我在六十三军工作很愉快!”

著名诗人贺敬之，“文革”中要求回《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报社不敢接收，推给军宣队。军宣队的崔金耀、贾文歧请示徐信。徐信对他们说：“贺敬之是名人，你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可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总理有了批示，贺的事就好办了。”军宣队根据徐信的建议向总理报告，总理很快答复：“贺回报社好!”就这样，贺敬之的工作、生活才得到了落实。

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吴洁，“文革”期间遭受劫难，子女受牵连，下乡插队也受到歧视。一次，军内著名医学专家张葆樽见到徐信，说了吴大夫子女的情况。徐信说：“你可以对吴大夫说，如果孩子愿意入伍，征兵时可以报名到六十三军。”对此，吴大夫非常感激。那个年代，类似吴大夫这样的子女，六十三军接收了不少。有人对这个问题告状。徐信说：“老子是老子，孩子是孩子，老子的案都没有定，孩子按条件、程序入伍有何不可!”徐信顶住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为一些老干部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几十年后，张葆樽还说：“当年徐信军长那种浩然正气，真是令人敬佩。”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原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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