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广明 李建抓：晋察冀边区印刷局衡水籍革命者的历史贡献与影响

摘要：本文通过走访调研和考证史料，系统梳理晋察冀边区印刷局衡水籍革命者群体的奋斗轨迹。研究按时间脉络还原了1938—1949年间，以王尚明、傅发永、李云芳、袁荣广、张恩树、李根绪、王景林为代表的衡水籍印钞人，在初创奠基、冀中转战、油盆深耕、张家口风云、南峪决胜等阶段的贡献：他们以印机为武器，完成边币印制、货币斗争、军需保障任务，参与了第一套人民币的筹备印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该群体分别成为中国印钞造币、建筑工程、轻工产业、红色金融史学等领域的重要奠基者。研究既填补了红色金融史的地域群体研究空白，也为传承“以油墨为弹、以纸张为戈”的红色金融精神提供了实证支撑。

前言

衡水市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地处燕南赵北，不仅是董仲舒故里，更是一片浸润着红色基因的热土。革命战争年代，衡水辖区地跨晋察冀边区冀中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冀南区。以沧石公路为界，路北的深县、安平、饶阳、武强诸县，是晋察冀边区核心腹地的“冀中区”，晋察冀边区银行货币在这里流通。

晋察冀边区印刷局，是红色政权的“印钞厂”，是边区经济的“心脏”。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一大批从衡水走出的优秀儿女，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以纸张为戈、以油墨为弹，为抗战胜利和人民解放铸就了坚不可摧的经济长城。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成为金融、建筑、轻工等领域的奠基者。

笔者历时数载，自费寻访，查阅馆藏，遍访故旧，试图还原这群从滹沱河、滏阳河畔走出去的印钞人群像。这不仅是一次家族史的钩沉，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溯源。

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印制的1939年版伍元券

一、寻找革命者足迹

(一)泉海拾贝：从辛集招工到衡水群英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太行山上竖起抗日旗帜，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面对国民党法币的贬值和省钞、县钞等杂钞割据的混乱局面，统一货币、建立独立的金融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五台县石咀村普济寺宣告成立，同日发行壹元、伍元面值边币。经理关学文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印制钞票的问题。起初，银行仅靠几台小石印机勉强维持，随着军政费用激增，产能严重不足。

同年3月下旬，关学文与冯国俊亲赴冀中辛集、旧城一带招工。辛集作为北方著名的皮毛集散地，印刷业相对发达，印制县乡货币是这些小印刷局的日常业务之一，笔者收藏的县乡货币中就有“辛集长隆印刷局印”冀县第六区信用流通券、“辛集焕文石印”深县天德号票(见下图)、“辛集绘文石印”辛集义聚公会票。关学文找到当地“长隆”“焕文”“绘文”等八家印刷局掌柜，动之以情、晓之以义，最终商定“机器出一半，技工出一半”，在辛集集中起王尚明、张世东、郭明显等十几人，旧城的兴业、文记印刷局的傅发永、孟冠洲、高树桐也参加了[1]9。正是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招工中，来自深县的王尚明、傅发永位列其中。

“辛集焕文石印”深县天德号票

同年6月，银行印刷部与银行分开，成立晋察冀行政委员会财政处印刷局(通称“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局长吕东，银行保留加印部。在这一时期，来自安平县的李云芳参加了冀中分行加印部的工作。之后边区印刷局主要经历了第一个繁荣发展的油盆时期、第二个繁荣发展的张家口时期和迎接全国解放的南峪时期。在油盆时期，来自安平的袁荣广、张恩树参加了边区印刷局；在张家口时期，来自冀县的李根绪走进解放区；在南峪时期，深县王尚明之子王景林等相继走进了这支红色的印钞队伍。他们或许不曾持枪冲锋，但他们手中的刻刀和印机，同样是抗击日寇、解放人民的利器。

为了厘清这些衡水籍先辈的名单，笔者购买了数十本相关书籍，翻阅了《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简史》《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等权威史料，并偶然发现了“焦凯立的微博”这一宝藏。焦凯立先生撰写的《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故事》系列文章，如同一把钥匙，让我们得以窥见晋察冀边区印刷局衡水人的身影。在《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故事(44)——来自边区印刷局的顶尖技术大拿》中，笔者看到了李根绪的名字，籍贯写着“河北省冀县”；在《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故事(70)——边区印刷局走出的水印雕刻专家袁荣广》中，籍贯写着“河北省安平县”；在《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故事(126)——带艺投八路、印钞父子兵》中，王尚明、王景林父子俩的名字赫然在目，籍贯“河北省深县”。那一刻，我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这些名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但是，他们在边区印刷局的具体故事是什么？他们的后代在哪里？这些文章只是开了个头，留下了无尽的悬念。

(二)千里求证：走访京桂两地

纸上得来终觉浅。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笔者与焦凯立先生建立了联系。在他的牵线搭桥下，2015年12月，笔者联系上了家居北京的王尚明之孙王广全、傅发永之子傅志平、袁荣广之子袁利明、李根绪之子李兵。

笔者李建抓与村支书齐瑶(右)在档案馆

然而，寻找并未止步于此。焦凯立先生告诉笔者，张恩树、谢汉波是安平县人，贾云阁是武强县人。张恩树前辈又提及安平籍的李云芳，笔者通过《安平县志》查到李云芳系任家庄人，又通过村支书齐瑶，联系上了远在广西南宁的李云芳之子李志刚。随后，又顺藤摸瓜找到了安平籍另一位前辈李小山的后人。

在北京地铁上

2026年4月，笔者从衡水奔赴北京。在短短两天时间内，从通州到西城，从丰台到昌平，笔者穿梭在地铁与出租车之间，先后拜访了张恩树前辈(今年102岁)、王景林前辈(今年93岁)以及傅志平、李兵、王广全等后人。

参观中国人民银行行史馆

在通州区，傅志平将未出版的《印钞战线老战士傅发永访谈录》赠予笔者；在西城区，李兵搬出了父亲李根绪留下的整整一箱笔记本和设计图纸；在昌平区，王景林老人用深县乡音说道：“见到老乡特高兴。”在金融街，参观中国人民银行行史馆，从展品中寻找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印记；在北京医院，聆听张恩树前辈讲述“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故事。

走访李云芳后代李奕珊(中)、李志刚(左)姐弟

对于远在广西南宁的李云芳后人，笔者则通过电话和微信进行了交流。李志刚发来了母亲撰写的回忆录《漫漫人生路、深深同志情——黎文芳回忆录》，那细腻的笔触，记录了黎文芳在边区印刷局战斗的艰苦与坚韧。6月30日在灵寿县油盆村见到了从南宁赶来参加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博物馆开馆仪式的李奕珊、李志刚姐弟；不几日，又在姐弟俩到安平县寻根时进行了访谈，对李云芳前辈在边区印刷局的事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笔者彭广明走访安平县委原书记李哲民(右)

此外，笔者还走访了安平县委原书记李哲民，了解张恩树对家乡丝网产业的关怀，李哲民说：张恩树老领导对家乡的感情特别深，利用自身的经验和在京的资源优势为安平的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安平县红研会副会长佟义兵，这位北京红星二锅头的代理商，主动联系其红星公司的直接上级，请求协助查找王尚明在酿酒总厂的档案。经几次沟通，对方联系了位于怀柔区的“北京二锅头酒博物馆”，经深入查找档案，确认王尚明1962年任北京酿酒厂厂长、1965年任北京酿酒总厂厂长。这一信息为边区印刷局王尚明前辈一生的光辉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佐证。

这一路的追寻，不仅是为了补全史料，更是为了致敬那些曾经在暗夜里为我们点亮明灯的人。

二、烽火岁月：1938-1949

(一)初创奠基：王尚明倾资纾难，傅发永逆境逢生

王尚明照片

1938年3月，深县北景萌村的王尚明(1907年11月9日-1968年11月6日)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这位经营着“开明印刷局”的业主，在关学文的感召下，毅然捐出了自家所有的印刷设备和材料，主动报名参加边区货币印制工作。“开明”二字，既是王尚明名字的尾字，更寓意着他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做一个“开明”人士。

走访王尚明之孙王广全(左)

农历五月端午节那天，王尚明、傅发永他们带着印刷设备和材料，首先在边区银行安平分行经理王俊民的家乡——安平县城南五里路的槐林庄村(今大同新村)集中，用了10多辆马车，把设备、材料和铺盖装上车，人坐在车上面，由关学文、冯国俊带领出发，走了一天，到达安国县伍仁桥村，与派往冀西受训的学生会合，然后有民夫抬着设备和材料，由部队派一个连护送，吃过晚饭一起步行向山西五台山地区抗日根据地方向出发。由于天越来越黑，伸手不见五指，地上坑洼不平，又弄不清方向，跋涉了一夜，才从定县境内越过平汉路敌人封锁线。

傅发永照片

深县牛家庄的傅发永(1919.9.1-2013.5.13)回忆跟随关学文去冀西参加革命途中的一段故事：途中经过曲阳县燕赵镇，东边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和汽车声，队伍一下子全跑散了，这时傅发永和孟冠洲、郭明显等七八个人跑在一起，反复多次，跑出敌人包围圈后，继续往西走，天快黑了也未找到关学文和队伍，住在了文德村一户农民家里。房东姓赵，知道我们是去冀西参加抗日的，招待十分热情，烧水做饭，忙前忙后，我们临走给房东饭钱，他坚决不收，说为了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应该做的。十年后，傅发永在阜平南裕和赵翠琢结婚了。说起此事，才惊讶地发现，当年收留他们的，竟是岳父家。赵翠琢的叔叔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寇杀害了，赵翠琢是生长在一个革命家庭[2]9。

走访傅发永之子傅志平(中)

历经20天的徒步跋涉，队伍终于抵达五台山石咀镇古佛寺。边区银行经理关学文给同志们讲当前边区的对敌斗争形势，讲边区急需货币，边币对抗日有着重要的作用。大家干劲十足，立即安装机器，投入生产，产量提高了好几倍，也保证了质量，受到边区银行通报表扬[3]17。

傅发永(右一)在裁切车间工作

1938年6月，边区印刷局正式成立，吕东任局长，王尚明担任第二印刷队队长，傅发永则在加印部负责裁切工作。英国友人林迈可拍摄的一张照片，定格了傅发永在油灯下裁切边币的瞬间，那是青春与信仰的见证[4]12。

(二)转战冀中：李云芳巾帼不让须眉，王尚明、傅发永游击办厂

王尚明忠孝难两全。1938年9月24日，平汉线、同蒲线日伪50000多人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边区银行和印刷局随同边区政府转移到冀中，在蠡县大白尺村驻扎。由于印刷局和银行加印部工人、干部大都来自冀中，且战争年代交通不便，书信往来极少，许多人要求回家探望。印刷局领导和银行领导理解大家的思乡心情，同意大部分人员回家探亲，并希望在探亲的同时，动员亲属、熟人参加印刷局工作。但王尚明由于担任印刷二队队长，难以离开，不得不委托顺路同乡代为探望。10月，印刷局刚在大白尺村开工生产，日寇又对冀中进行残酷的扫荡，印刷局和银行加印部正准备转移之际，王尚明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尽管同在冀中，距离不到一百公里，但重任在肩，忠孝不能两全，他无法回乡奔丧，心情异常悲痛。待印刷局在肃宁县东青口落定后，局领导特令保卫连除值岗人员外，全员披麻戴孝，陪王尚明向家乡方向举行遥祭仪式。这份殊荣，让王尚明泪流满面，从此他将全部身心都献给了边区的印钞事业。

1939年1月，由于日军对冀中扫荡，形势越来越紧张，边区银行和印刷局奉上级指示，考虑对冀中地区供应边区票的需要，把印刷局和银行加印部一分为二，留下部分人员和设备组建冀中印刷分局和冀中分行加印部，刘竹溪任冀中印刷分局局长，王尚明任冀中印刷分局印刷队队长；傅发永则留在了冀中分行加印部。大部分人员和设备分批返回冀西地区[5]16。

这时，冀中印刷分局设址在河间县武家庄村，冀中分行加印部设址在肃宁县泽城。他们用边区印刷局制好的壹角、贰角、五角、壹元边区票底版，印制边区票，印后由冀中分行加印部再印刷签字和号码，交由冀中分行发行[6]99。1939年以后，边币发行逐年增多，对肃清河北银行票(俗称“河北票”)、打击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票(俗称“联银券”)，停止法币在市面流通，解决军政费用开支，支持边区经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至1940年春，形成了边币统一市场[7]65。

李云芳照片

李云芳：冀中分行加印部的女战士。安平县任家庄的李云芳(1924.3.11-2001.10.14)，1931年就读于革命先驱李锡九创办的任庄女子学校，从小受到浓郁的进步思潮影响，十三岁就开始从事妇女救国活动，并于1938年2月在任庄妇女救国会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时年仅十四岁。1938年11月在冀中抗战学院民运院学习，1939年1月毕业后被组织安排到边区银行冀中分行加印部，从此开始边币印制工作。

李云芳后代李奕珊(左二)、李志刚(右一)姐弟在安平

李云芳回忆录中说道：到冀中分行加印部后被分配到检查科，检查科的成员大部分是新参加工作的冀中各县的女青年，她们穿着可体的棉旗袍，讲究的棉鞋，比起我这个身穿灰军装的“假小子”就有点“显眼”。1939年2月19日是旧历年初一，在泽城过，各组分头包饺子吃，之后照常工作。由于处于游击状态，街上既听不到节日的鞭炮锣鼓响，也听不到欢声笑语的“恭贺新春”。人们在愤怒、在咒骂、在准备还击日本侵略者[8]33。

马车上的印钞厂。1939年春，日寇对冀中区进行扫荡。在反“扫荡”中，王尚明所在的冀中印刷分局和傅发永、李云芳所在的冀中分行加印部随部队转移。他们用马车拉着机器、钞纸、器材行军，住下来就地安装机器开箱生产。钞纸、器材等装在车上随用随取，印出的成品，马上送到冀中分行加印部，由加印部加印签字号码，交到银行。遇有敌情时，立即拆卸机器装车，迅速转移，十分机动灵活。3月，因敌情紧张，危及生产，他们奉命向文安县方向转移。夜里行军，进入文安洼与敌人遭遇，突围时队伍被敌人冲散，一天后才集合起来向南转移。到饶阳县北齐村(今大齐村)，生产了半月时间，敌人进攻又危及饶阳。由于在冀中坚持生产已十分困难，冀中印刷分局和冀中分行加印部才于4月和9月分两批转移到冀西，最后并入位于油盆的边区印刷局[9]99。对于上述情节，李云芳回忆文章中有具体描述：夜里行军至文安津，突然，漆黑的夜幕被几道刺眼的灯光划破，有人说是汽车灯，有人说是探照灯，牲口被吓惊了，它们驮着重物、拉着马车跨起蹄子乱跑。我们这支还缺少实战经验的队伍一下子乱了阵脚……是日本人的汽车冲散了我们的队伍。前面是汽车，左面是水，深更半夜，人生地不熟，我拉着身边的齐丽芳、孔繁淑就往右边跑。走了约二十里路，天近晌午，我们好像找不到娘的孩子般感到孤独，但谁也不愿意去找亲生娘，一心一意想找队伍，就又往回走。真巧，在回程的路上遇到领导派出高炳年、刘俊剑两位同志出来找失散的人员，我们高兴极了，跟着他们回去。约下午五点钟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我们的队伍。失散一天的孤雁终于归了队，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10]34。

(三)油盆深耕：袁荣广刻刀守信誉，张恩树淬炼成骨干

边区印刷局从冀中撤回冀西，经过在平山县杨家庄、王家坪的短暂停留，1939年7月，转移到灵寿县油盆驻扎下来，由此进入第一个繁荣发展时期。随着根据地的迅速扩大，使用边币的人口快速增长，1938年为250万人，1939年为530万人，1940年为700万人[11]12。这对边币印制发行提出了更高要求，印刷局进入了比较系统的建设阶段，在领导体制方面进行了调整，从印刷到加印完全划归印刷局管理，冀中印刷分局和冀中分行加印部一起划归印刷局管理，队伍相应扩大了。

袁荣广照片

在革命战争时期，安平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23年，安平县台城村建立了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24年又诞生了中共河北省第一个县委；1938年冀中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在安平成立，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核心。由于安平县党的基础好，应召入伍，踊跃走向油盆边区印刷局的革命者就有不少安平人，袁荣广就是其中一位。

安平县袁营村的袁荣广(1919.1.1-2013.10.14)，少年时期因家境贫寒，出门到保定学习雕刻印章，当学徒、学手艺、混温饱。由于他勤奋、刻苦，掌握了一手刻章的绝技。1939年8月，边区银行加印部开始招工，特别需要像袁荣广这类有技术的人才。袁荣广知道抗日救国的道理，决心干一番大事，主动报名参加，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报到时，加印部已并入边区印刷局，袁荣广直接编入边区印刷局。

油盆时期，印刷局除设有三个印刷分局外，还直辖裁切队(一队)、签字号码队(二队)。袁荣广在签字号码队的刻字室工作，负责刻制票券上的经理(即今行长)章、副经理(即今副行长)章和经理、副经理英文(或中文)签名，即在印刷分局印制好钞票上的行名、金额、纪年和图案的基础上，由签字队在钞票的正面加印正副经理章，在背面加印正副经理的英文(或中文)签名，此外每张钞票上还要加印冠字和数字号码，才算完成钞票印刷的全部流程，才能送银行发行进入流通领域。加印正副经理章、正副经理签名和冠字号码，这是钞票防伪的最后一道关口。袁荣广夜以继日地工作，刻刀下的线条，构筑了边币的信誉基石。

1940年版晋察冀边区银行拾元券正面印有“边区银行经理”“边区银行副经理”印章，背面印有正、副经理英文签字(牛双跃图)

在边区印刷局，由于边币印制量大，雕刻石版损耗很快，袁荣广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雕刻正副经理章和正副经理英文签名，还要刻制单位公章、重要岗位人员章如会计人员、检查人员人名章等，他始终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无怨无悔、默默奉献。

张恩树照片

与此同时，安平县杨各庄的张恩树(1924年2月2日-)，因少年时期在安国伍仁桥姥姥家居住，因此直接在安国县报名参军。张恩树对吕东局长印象很深：我是1939年15岁参加的印刷局。分配工作前，吕东局长给我谈话“你来印刷局想干什么？”我回答“既想抗日也想念书”。他告诉我，“这里就是抗日工作，也可以学习，这里就是一个大学校”。我入党时又是吕东局长在河边给我谈话，鼓励我“努力工作，抓紧学习，多和群众联系，做一个好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吕东局长是一位好领导。

拜访张恩树前辈(中)

张恩树被分配到总局检查科，科长是谢汉波，之后是李云芳，工作就是检查票子，由于他工作认真，很快熟练掌握了操作技巧。几个月后，他被调到总局收发科，就是将印刷分局印制的半成品取来转发给签字号码队，再把成品清点清楚，打包后送到银行发行。由于他工作出色，很快受到局领导的重点培养，1940年5月，参加革命不到一年、刚满16岁不久就入党了。1940年八九月间，边区印刷局成立完成部，收发科从总局划归完成部，他被提拔为收发科科长，从此走上领导岗位[12]。

一座政治大学校。油盆时期，印刷局不仅抓生产，更抓教育。边区印刷局焦选青同志的一篇回忆录，以“一座政治大学校”为题，生动描述了油盆时期“形式多样的政治教育、浓厚的政治空气、活跃的文化生活、朝气蓬勃的体育运动”氛围[13]190。当时印刷局局长吕东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既要把印刷局办成一个大工厂，又要把它办成一个大学校，印刷局既要生产钞票，又要出人才，为此印刷局在抓生产的同时，还努力抓好教育[14]31。印刷局涌现出了许多有觉悟、有能力、有干劲的骨干分子，经过党的培养，张恩树、李云芳、傅发永等很多人被锻炼成为革命事业的人才，在局里各职能部门中担任着领导工作。

学习培训：《傅发永访谈录》提到：印刷局的员工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唯物主义等政治理论，傅发永晚上点着豆油灯阅读，往往一学就是大半夜，由此初步确立了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15]21。张恩树回忆道：在全力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认真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对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虽然当时未能完全理解其深刻内涵，但仍下功夫背了下来[15]。《李云芳回忆录》记述：课程有政治课、时事政策、军事、文化课，还有党课。当时学习条件差，上课在山坡上，两腿当桌子，石头当椅子，夏天顶烈日，冬天披冰霜。职工专心致志地听讲，在边角废纸做的本子上认真地记笔记，课后自动对笔记。三五成群地议论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否定的否定，以及什么是人生观，你的人生观是什么等等。回忆在战争环境中有两年多相对稳定的时间，抓紧每天业余学习两小时，确实难能可贵，对职工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初步的坚实的基础[16]42。

王尚明(后排右二)傅发永(前排右二)焦选青(三排左一)在北京，解放初期摄于人民印刷厂(即今北京印钞公司)

印钞生产：王尚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保证任务的完成，主动担纲钞版制作，根据领导指示会同刘英等人设计、制作了新版拾元券和五十元券。除了自身生产需要外，还代冀南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印制钞票[17]29。李云芳1940年担任检查科科长。科内工作时要求：身要坐正，两臂悬空，手快眼准，精神集中。手工劳动加上脑力消耗，一天工作下来感到眼困、手累、浑身疲倦。久而久之，有些同志厌烦了，有的同志调走了。为了解决职工思想问题，李云芳采取了讲明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开展有益的文体活动，加强质量检查工作等措施。当时边区政府戴新民同志找了检查科同志开会，她说：“检查工作现在很重要，抗战胜利后也重要，你们是印刷局的侦察兵……”通过学习，职工们认识到为了坚持抗战，发展边区经济、保证边币信誉、开展货币斗争，不给敌人破坏边币以可乘之机，大家安下心来。真正做到不漏掉一张废券，同时也不能浪费一张好券，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8]33。

1940年火光剧团在油盆演出(右一傅发永)

文体活动：1939年底，边区印刷局组建了职工业余文艺团体“火光剧团”，首任团长是高树桐。不久，傅发永担任团长，先后组织了话剧、音乐、舞蹈、歌咏等演出队。职工们经常唱的歌曲有《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是开路先锋》《游击队之歌》等。自成立“火光剧团”之后，傅发永更为活跃，性格争强好胜，每次开大会，他都带头呼口号，天天早晨他带着大家做操、跑步。局里还常常“紧急集合”，以备应付突如其来的战斗情况。这段时间，以周巍峙为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等专业文艺团体来印刷局演出，周巍峙还为印刷局谱写了局歌[19]22。傅发永晚年在家里经常哼唱的歌曲之一就是《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局歌》，“纸片在飞，机器在雷鸣，装订成功，堆起印刷品，美丽钞票在流通……”他唱这首歌时往往眼里放着光，两只手还打着拍子，群情激昂。他给家人讲：在油盆时期开全局大会，几乎每次都是以唱歌开始，又以唱歌结束。逢节假日全局的庆祝大会，是各分局业余剧团最活跃的时刻，会前各局的职工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雄壮的进行曲依次进入会场；落座后，相互拉歌的歌咏大赛就开始了，歌声震荡，热血沸腾，至今犹在眼前啊!歌声中，寄托着他对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无限眷恋。

1940年国际劳动节边区印刷局总局全体女职工的合影

这是194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晋察冀边区印刷总局全体女职工在大会场的合影，前排左二是李云芳，由专职文化干事马化民拍摄于油盆村，赠送给李云芳，背面有马化民的题字：“194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晋察冀边区印刷总局全体女同志在大会场的一角合影留念，老战友马化民摄于油盆村(赠于1988年4月，这是一张复制片，至今已48年)，我原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电影处工作，1984年离休，现住老家”。照片展现了“娘子军”是印刷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李云芳回忆录提到：吕东同志非常关心职工的文娱生活，他把文化娱乐比作“机器油”，认为这是万万少不得的。1941年三八妇女节时，火光剧团话剧组集体创作独幕话剧《伟大的女性》，由卜芳洲同志执笔，李云芳主演，西战团鲁前同志修改并导演。导演很认真，要求严格，如在女主角克里怒斥日寇、中弹倒下时的一个动作，李云芳练了几个业余时间，直至导演认为合格。此剧演出受到职工的赞扬。另一个创作节目是大型秧歌舞“新旧社会的妇女”，由王子旗同志主持编排，李云芳主演，演出后油盆村的妇女很受教育，老大娘、大嫂子们几次对李云芳说：“你站得高高的，举起妇女解放的红标语，真好看，妇女就是要解放。”当时演出条件很差，舞台设在山坡上、梯田边，服装由演员自己借，舞鞋由女同志做，油彩自己调，马化民、任国立和木工还自制了一把小提琴，真称得上“因陋就简、节约演出”。虽然演员的技艺不高，话音不同，但她们倾注了全部身心，感情真挚，乡土味浓，节目思想内容健康，对职工思想意识形态有潜移默化的感染力。此外，李云芳还积极参加工会组织的球类比赛、田径赛、爬山、打秋千、跳绳、踢毽子等体育运动，锻炼身体和意志。供给制待遇，个人不愁吃穿，上下级间、男女同志间关系融洽，大家快乐洋洋[20]46。

1941年秋，因日寇扫荡，边区印刷局转移到平山县深山区苍蝇沟；1942年5月1日起，因日寇大扫荡，冀中根据地变为游击区；1943年秋，因日寇扫荡，边区印刷局转移到平山县水磨湾一带。在这一时期，边币生产量和需求量减少，机构因实行精兵简政而萎缩，根据地发展处于低谷。

(四)张家口风云：李根绪胶印显身手，众先辈为国舍小家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抗战胜利。8月下旬，由印刷局局长王文焕率领庞润田、郭明显、王尚明等十余人为先导队，随边区接收团前往张家口接收当地印刷厂。其他人员于9月、10月下旬分两批到达张家口。印刷局接收的蒙疆新闻社印刷厂和星野印刷厂，是日寇开办的工厂，厂里使用的都是日产胶印机，印版也使用较先进的锌皮版。先进设备需要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来操作，但边区印刷局从山沟里开进大城市，能开动胶印机的不足10人，技术力量严重不足。为此，局领导派人到北平、天津，寻找和动员有技术专长的工人到张家口来[21]57。李根绪由此走上革命道路。

李根绪照片

李根绪(1927.11.27-2017.5.27)，冀县李后院村人，年少时在天津富华印制厂学徒四年，熟练掌握胶印技术，同时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1946年2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乔装北上，来到张家口边区印刷局，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走访李根绪之子李兵(中)

在边区印刷局，李根绪从给资本家打工变成国家主人，身份变了，劳动积极性异常高涨，在使用先进设备过程中，他将掌握的胶印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车间工友，生产效率成倍增长，产品质量明显提高。他说：“我们多印一张货币，就如同多造一颗子弹，可以加快胜利的步伐，多流点汗没关系。”

然而，和平是短暂的。同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撤退途中，李根绪执行断后任务，撤退至桑干河边时，河水结了冰，妇女和孩子们坐在牛车上，李根绪和工友们在冰水里推车，往返数天，由此落下了关节炎的毛病。山里没有医疗条件，进城后工作又忙，没有时间看病，腿疼得厉害时就吃止痛片，一拖就是几十年。风湿病使他的腿严重变形，成了罗圈腿，走路困难，不能久站，所以一生离不开拐杖了[22]33。

张恩树与王红弟的婚礼。张恩树在张家口时期已升任印刷局秘书，负责文秘事务，协助局长处理对外联络、协调事宜，会议组织、报告文件整理等工作并由他牵头落实。张恩树曾立下“抗日不胜利不结婚”的誓言。来张家口的路上，李云芳为他介绍了对象，1946年1月1日，张恩树与王红弟结为百年之好，婚礼由副局长贺晓初主持，在张家口大礼堂举办，场面隆重，还备了酒肉菜肴。一起熬过艰苦卓绝抗战岁月的战友们到场祝福这对战友伉俪，欢聚一堂，欢庆胜利后的第一个新年[23]。

扛起担当，公而忘私。10月10日，张恩树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进攻解放区，傅作义的骑兵从内蒙古草原突破我防线已到张北，印刷局要在今晚十二点前撤出张家口。这天上午，张恩树受派前往张家口市委，见到了市委书记刘秀峰，专门商议若有党员无法及时撤离，如何妥善交接组织关系的事宜。当晚，张恩树把印刷局印章、重要文件装入挎包，又根据组织指派与贺晓初负责把无法带走的印钞半成品浇上汽油点火焚烧，不留下任何可用物资给敌人，还点燃了办公大楼。待到他们撤离时，已是深夜，他告别了这座刚刚收复一年的城市。张恩树撤退中途经西合营转运站，才前去探望产褥期的妻子王红弟，那天大女儿张欣才出生6天，见了一面后，他又马上归队。王红弟坐在牛车上，上有敌机轰炸不断、道路崎岖颠簸难行，婴儿张欣娇嫩的前囟门被震裂，留下了一生的凹陷[24]。

李云芳、李一平夫妻和大女儿在张家口

李云芳在张家口担纲党政工作。李云芳作为第三批人员于十月下旬出发，十一月上旬到达张家口市。局领导根据形势需要，派一部分人员建立营业分厂，地点就在明德街原伪蒙疆新闻社印刷厂和星野印刷厂旧址。厂长为甄全忠，副厂长为张自凯，秘书兼党支部书记为李云芳，分厂的三个领导为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分厂的生产任务是印刷政府的文件、报表、账本、烟盒、烟箱等活件。当时前门牌、大婴孩牌烟盒及包装箱就是分厂印制的。1946年五六月间，根据形势需要，扩大了分厂的生产规模，将总厂的胶印机调了一部分给分厂。分厂除了照常营业外，还承担了一部分印刷边区钞票的任务。这时分厂被命名为“大华印刷局”，经理为吴子钧，副经理为甄全忠，秘书(党支书)仍为李云芳。9月24日，印刷局第一批老技工和家属开始从张家口撤退。李云芳因为上有六十八岁的老妈妈、下有五个月的婴儿，是第一批撤离张家口的。李云芳生小孩后奶汁充足，在撤退的路上，就主动给缺少母奶的婴儿喂奶，还对两个失去婴儿的母亲做思想工作，给她们宽心安慰。1946年2月下旬，印刷局分三批南撤的队伍，到达阜平县南峪村一带老根据地[25]63。1947年7月，李云芳和丈夫李一平奉命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报到，参加土改整党工作队工作，由此离开了印刷局队伍。

1946年傅发永(左一)与马化民、穆其彬、李容录在张家口

傅发永奔赴“冀热辽”，打开印钞新局面。傅发永等一批干部1944年下半年，被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从边区印刷局抽调到冀东筹建印钞厂。1945年6月冀东印刷厂在玉田县大高庄子村开工，生产标有“冀热辽”字样钞票，郭建亭任主任，傅发永任副主任兼工会主席。日寇投降后，傅发永等少数干部受命去东北接收伪满印刷厂，在锦州筹建“冀热辽边区印刷局”，杨玉森任局长，傅发永任副局长。12月国民党攻打锦州，傅发永又辗转于1946年初到热河省会承德建设热河省财政厅印刷局，傅发永任完成部负责人，印制“热河省利民商店流通券”。2月2日春节后，国民党军队在承德周边驻扎，形势紧张，傅发永等人带着设备回到当时驻张家口的边区印刷局[26]30。

(五)南峪决胜：众将士迎接新中国，父子兵同心建功名

迎接全国解放的南峪时期。南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前，边区印刷局在农村的最后一个驻扎地。1946年12月下旬，边区印刷局分三批从张家口撤退到冀西阜平县南峪村一带，此时，为保密起见，印刷局对外叫“新大公司”。1948年7月，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晋察冀边区印刷局改称华北银行第一印刷局，王文焕调任华北银行发行处处长，贺晓初接任印刷局局长。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印制新币……委托华北、华东印制10元、50元、100元新币”。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华北银行第一印刷局改称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印刷局。

董必武为张恩树题词

董必武为张恩树题词。在南峪时期，张恩树作为秘书，接待任务很重，印刷局除了印钞任务，还承担了军用地图的印制任务，军区派来一位王参谋驻局指导，张恩树全程配合其工作，始终严谨细致，未出现任何差错。印刷局还承担了粮票印制工作，张恩树负责与边区政府粮食局对接，办理粮票领取事宜。由于张恩树多次出色完成任务，经常受到领导表扬。张恩树在谈及董必武赠他题词时，激动地说：“几十年的往事有许多已经回忆不全了，但和董老的短暂接触使我终生难忘。”1947年9月27日，时任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华北财政经济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由晋察冀边区财政处长南汉宸陪同，从西柏坡前来印刷局考察，实地评估是否具备承担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第一套人民币设计与印刷任务的能力，并为统一解放区货币做关键准备。董老留宿一日，在张恩树的办公室兼宿舍居住。那天吃过早饭，张恩树到卧室里去取笔记本，董老恰好也在房间里，叫他坐下，问起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对他进行了鼓励。张恩树恳请董老题字留念，董老欣然应允，在张恩树用印制边币纸张的边角料裁制的笔记本上写下：“横眉那怕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录鲁迅先生句。张恩树同志留念，董必武题，一九四七年中秋节前一日”。这份承载着革命元老期许的题词格外珍贵，张恩树将原件悉心保存至今。张恩树回忆说，“我从董老这两句题词中，深深体会到革命前辈那种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崇高品质。董老题赠我的这两句话，对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每当我想起那两句话时，我脑海里就浮现出董老那循循善诱、和蔼可亲的形象”。董老考察后不久，边区印刷局正式接到人民币设计印刷任务。一次他受派前往财委请黄敬主任审阅票板，黄敬主任审阅后，又嘱托他去找姚依林对接工作。董老题写了“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推动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及人民币发行[27]。

李根绪屡建奇功、频获殊荣。1947年3月8日，王文焕局长在《工人战旗》小报发表“开展立功运动”的署名文章，对如何开展立功运动作出了全面部署，印刷局总工会做出“全面开展立功运动”决议。一个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节衣缩食、减薪献金、支援前线”为中心的新英雄主义立功运动在印刷局开展起来。印刷部开工印刷的产品有伍元、拾元、伍拾元等，为了加紧生产，每个机台都制定了立功条件，严格要求自己。尤其是李根绪，表现更为突出，自立功运动开展以来，他工作积极，抓紧分分秒秒，生产时注意质量，一再受到领导的表扬[28]75，并因自愿降薪捐资第一名、生产竞赛第一名，荣获二等功。1947年7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掀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在新解放区，急需人民自己的货币以解决军费开支、打击法币、巩固政权，1948年5月，上级把印刷“中州农民银行”钞券的任务交给了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平时需要三个月才能完成的印刷任务，要求45天完成，为此印刷局工会开展了“45天大突击”运动。李根绪面对几何级增大的任务，他争当排头兵，克服重重困难，开足马力加班加点，他以数、质双突出的最佳战绩荣立一等功。同年10月全国解放日益推进，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在即，李根绪积极投入到新中国建立前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制中，为“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发放到哪里”作出了突出贡献。1949年，北京解放，进城前需要突击完成印钞任务，提前拆机装箱，第一批押运进京，李根绪通过自己的拼搏，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获“突击手”称号，为党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29]。

冀中印刷分局领导干部合影，王尚明(前排中)

王尚明担纲冀中印刷分局局长。早在1946年初，边区银行经理关学文向边区政府提出了统一货币发行、整顿银行、加强领导的建议。经边委会讨论，于同年1月30日作出决定，各战略区设分行，并绝对服从总行领导。各战略区印刷分局受边区印刷局直接领导，所印钞票交由当地分行发行。边区印刷局派王尚明到位于献县张庄大教堂的冀中印刷分局任局长、张惠中任副局长。鉴于抗战胜利初期，冀中市面上充斥着日伪货币，边币严重短缺，王尚明心急如焚。为了抢时间印刷边币，他开办夜校，将自己掌握的制版技术教授给制版工人，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除印制了边区印刷局设计的货币外，还自行设计制版印制货币，如张少良设计的壹佰元券、刘海茂设计的贰佰元券、赵汉三设计的拾元券和五十元券等。10月，由于国民党破坏和谈协议，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冀中印刷分局周围时有特务活动，上有国民党飞机盘旋侦察，下有特务向印刷局警卫放冷枪。为保证安全，王尚明经考察分析认为，武强县境内的小范镇是位于滏阳河的重要码头，交通便利，堤南是武强县建党最早的村庄，相邻的皇甫是武强县人口最多的大村，两村党的基础好，又有当地年画印刷传统作掩护，便于开展工作。报经上级批准，1946年11月，冀中印刷分局转移到武强县，局部和印刷科等设在堤南，完成科设在皇甫村，并在小范集镇设立文具商店，储存和转运从天津采购的纸张油墨、印刷器材[30]104。据皇甫村籍李永奇文章转述程振国老先生儿时的回忆：在丁字路口道南，墙高院深，严实而又神秘，黑漆斑驳的大门冲北开，是加印车间。门外能看见人员从院子出出进进，也能听到“哗啦哗啦”印票子的机器声响。银行的人员多是战士模样，生产区大门矗立在高高的台阶上，持枪战士站立门口两侧，颇有几分森严。人们常捡拾印票子机器裁下来的白纸边。上面没有字，纸较厚，用手一抖嘎嘎响，或宽或窄，或长或短，齐边齐沿儿[31]。1947年9月，根据毛主席“中国时局已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的指示，停止财政发行，有计划地发行货币，保证物价稳定，在这种形势下冀中印刷分局奉命停止了货币印制工作，精简人员，改为印制年画、日历、表格等营业活件。1948年8月，冀中印刷分局转移到石家庄康乐新村，与冀晋印刷分局合并，成立了华北银行直属厂[32]104。

王景林照片

王景林——印刷局中的红二代。王景林(1933年5月25日-)幼年时在家乡深县北景萌村跟着母亲，到不足500米远的西景萌村就读小学。1946-1947年，他跟随父亲王尚明先后在冀中印刷分局所在地献县张庄和武强县堤南村完小就读了两年高小知识。王景林好学上进，做完作业就爱看父亲王尚明雕刻石版，由此发生了兴趣，萌生了将来做石版雕刻工作的志向。

拜访王景林前辈(中)

1948年1月，王景林到南峪参加边区印刷局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印刷局里夫妻、兄弟、舅甥同在一个单位的有一些，但父子同框的却为个位数。由于日常大家对王尚明非常敬重，都把王景林当作亲人，让他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在边区印刷局，王景林在照相制版部当学徒。这项工作虽然辛苦，搓洗铜版时又苦又累，手都磨肿磨破了，但他很坚强。由于王景林表现出色，工作不到一年就入党了。

印刷局完成使命进北京。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由中国人民银行派出的第一印刷局王尚明等人，在首席军代表秦炎的带领下，接管了国民党政府中央印制厂北平厂，并于次日改名为中国人民印刷厂(今北京印钞公司)。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印刷局贺晓初到北京任中国人民印刷厂厂长。11月，傅发永、袁荣广、张恩树、李根绪、王景林等人随第一印刷局合并到中国人民印刷厂。1950年3月，中国人民印刷厂改称北京人民印刷厂(对外称国营541厂)，行政上归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领导[33]48。至此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历时12年，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告胜利结束。

三、聚散有时，风采不减

从晋察冀边区印刷局走来的衡水儿女，脱下戎装未卸担当，把战争年代的忠诚与韧劲刻进新中国建设的肌理。他们攻坚印钞核心技术、夯筑工业建筑根基、扎根边疆深山拓荒、执笔留存红色金融薪火，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成为支撑共和国大厦的坚实基石。

(一)李根绪：中国印钞造币的奠基人

李根绪在工作中

如果说战争年代李根绪是一名优秀的战士，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是一名卓越的工程师，被誉为“中国印钞机之父”。

1952年，国家为了印制第二套人民币，首次从国外引进了4台双色自动胶印机。日本技师(战俘)傲慢地宣称，4台机器需要16个月才能安装调试完毕。时间不等人，李根绪挺身而出，立下军令状。他昼夜钻研，边学边干，带领团队仅用25天就完成了4台机器的安装，比原计划还提前了5天，震惊了业界。

李根绪获国家技术发明奖

在此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李根绪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印钞设备的研发中。他研发的145型系列、245型系列、72型、82型、95型、SD型等一系列若干类型的印钞技术设备，涵盖了平、凸、凹三大印刷种类，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他是唯一一位全过程参与第一至第五套人民币印制技术攻关的专家。先后获得国家发明奖、全国科学大会一等奖、金融科学进步一等奖、中国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被国务院授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及专家证书、印钞造币勋章、全国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模范离休干部、阳光老人等无数荣誉[34]。

德国乌尔兹堡KBA公司朋友写给李根绪的贺信

2017年5月，在第十七届国际货币会议上，李根绪入选国际货币事务联合会“货币名人堂”，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和亚洲人。这份荣誉，是对他一生奋斗的最高褒奖。李兵回忆父亲时说：“我这辈子算是看明白了，他除了搞技术，别的啥也不会，连吃喝拉撒睡都围着机器转。”这种近乎痴狂的专注，铸就了中国印钞造币的脊梁。

(二)张恩树：从印钞厂到“中国建筑”的掌舵人

张恩树中央财经学院毕业证

1949年后，张恩树原本可以在印钞系统稳步晋升，但国家的需要就是他的方向。1953年，他从中央财经学院经济系银行专修科毕业后，响应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号召，调往长春，参与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

张恩树(右二)与吴子钧、王子旗、杨铭三位战友兼同窗在一汽建设工地合影

在一汽，张恩树边干边学，牵头推进操作规程编写和预制化施工，为新中国汽车工业奠定了基石。随后，他又调入建工部，担任建筑组织机械化研究所所长，赴苏联考察，带回了先进的建筑技术和管理经验。

张恩树(右)与德国霍尔兹曼公司董事长贝克先生在法兰克福

1983年，张恩树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建集团前身)总经理。彼时，中国建筑企业刚刚走向海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张恩树凭借深厚的专业素养和敢为人先的魄力，带领中建跻身国际大承包商行列。他亲身参与无数次重大商务谈判，与日本企业合组公司，为中国建筑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

张恩树和夫人王鸿弟在安平

离休后，张恩树依然心系家乡。作为安平人，他利用自己的人脉，为家乡的丝网产业牵线搭桥，推动建立了安平国际丝网博览会，让“世界丝网看中国，中国丝网看安平”成为现实。2025年，101岁高龄的张恩树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他的一生，完美诠释了董必武题词中“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35]。

(三)王尚明与王景林：两代人的传承与跨越

1955年，北京印钞厂主要领导班子成员与苏联专家合影，从左至右：王尚明、魏笑天、苏联专家、魏仁斋、翟诚

王尚明在1949年参与接管北平印钞厂后，历任541厂制版科长、副厂长[36]48。1960年，他离开熟悉的印钞行业，调任北京一轻局，任北京手表厂厂长，将北京印钞厂的计划管理、技术定额与安全生产等现代工厂制度引入手表厂，帮助这个由21名钟表匠起家的作坊式单位，转型为具有完整架构的国营大厂，成为建立轻工业管理体系的“拓荒牛”。据王景林前辈回忆，当时手表厂在昌平新址建设期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遇到原材料短缺的困境，得到时任冶金部部长、昔日晋察冀边区印刷局老领导吕东局长的帮助，特批紧缺钢材，有力保障了工厂建设。1962年，他出任北京酿酒厂厂长，于1965年整合多家酒企，组建了北京酿酒总厂，担任首任厂长。在他的领导下，北京二锅头这一传统品牌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和发展。1966年调入一轻局任巡视员。

王景林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证

王尚明的儿子王景林，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541厂从事照相制版工作。1953年，他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后考入人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1961年毕业后，他本可以到清华任教或在教育部任职，但他选择了化工部教育局从事与企业相关的工作。

王景林(中)陪同燕山石化党委书记吴仪与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见面

1970年下放到石油化工总厂(今北京燕山石化公司)从事工会工作，高级政工师。1979年落实政策放弃回到化工部机关工作的机会，选择留在企业上。1993年离休后，又被返聘为新组建的燕山石化凯旋旅行社总经理，直到2000年正式卸任。王家两代人，从印钞造币到制表、酿酒，从学习深造到石油化工，每一步都紧跟国家发展的脉搏。

(四)李云芳：南国大地的巾帼书记

李云芳和丈夫李一平

1949年8月，李云芳随丈夫李一平(爱国侨领李光前之子)南下广西，投身于解放广西和建设广西的伟大事业中。在广西，李云芳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厅劳资科长、柳州电厂党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纺织工业局政治处主任等职。她始终保持着在印刷局时期养成的严谨作风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在纺织系统工作期间，她重视思想政治工作，1993年被评为广西纺织思想政治研究活动积极分子，1997年获评广西纺织总会优秀共产党员。

《巾帼英雄》纪念系列邮票上的黎文芳(李云芳)

李云芳一生淡泊名利。她的丈夫李一平曾两次将本属于她的晋升机会让给了其他同志，李云芳对此毫无怨言。她常说：“干革命不是争官，是把事干好。”这种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品质，正是从晋察冀边区传承下来的红色基因。2001年，李云芳在南宁逝世，享年78岁。2009年，国家邮政局发行《巾帼英雄》纪念邮票，李云芳(黎文芳)名列其中，这是对她一生奉献的最高肯定[37]。

(五)袁荣广：深山里的“水印大师”

袁荣广获印制科技工作贡献奖

新中国成立后，袁荣广继续在印钞技术岗位上发光发热。1959年，他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科学技术研究所。当时，中国钞票水印技术尚属空白。袁荣广经过夜以继日的钻研，终于攻克了水印雕刻技术。第三套人民币中那张著名的“大团结”十元券，天安门放射光芒的水印，正是袁荣广心血的结晶[38]。

袁荣广出国考察途中

20世纪60年代，国家启动三线建设。袁荣广毅然告别京城，前往四川盆地深处的大山里，担任东河公司(502厂)水印制网车间主任。在艰苦的环境中，他带领团队经过近两年反复试验，成功研制出第四套人民币的固定人像水印，实现了10元、50元、100元券纸张的规模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人民币的防伪性能。2014年，成都印钞公司成立50周年，袁荣广被选为8位突出贡献奖获得者之一，成为“东河精神”的代表[39]104。

(六)傅发永：青史留名的修志人

傅发永在工作中

傅发永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印钞系统担任领导职务，曾任541厂工务科科长、副厂长，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生产处处长，四川省财贸组副组长，541厂厂长、党委书记。1982年离休后，他并没有安享晚年，而是怀着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深厚感情，着手编撰《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简史》。

《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简史》封面

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他四处联络当年的老战友，收集散落的回忆录和照片。这部1995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巨著，成为研究红色金融史最权威的史料之一。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在《从晋察冀边区货币到人民币》一文中，专门走访了傅发永，印证了书中的诸多细节。傅发永用笔墨为战友们立传，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2013年，傅发永逝世，但他主编的史书，让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精神永垂不朽。

尾声

晋察冀边区印刷局这个革命熔炉，铸造了衡水籍革命者忠诚担当、艰苦奋斗、甘于奉献、拼搏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内核。李根绪攻克多项核心难题，将外国人预计16个月才能完成的4台进口胶印机安装工程压缩至惊人的25天，袁荣广雕刻出前所未有的人民币固定水印，张恩树带领中建公司攻坚克难、走向世界等等，这些故事既呈现了晋察冀边区印刷局自力更生、开拓进取的伟大历程，又彰显了衡水儿女的奋斗精神。他们的理想、信念和精神，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传递、继承和延续。

今天的衡水大地，将这些红色基因融入发展血脉，以红色动力赋能全市经济社会大发展。当前依托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如安平丝网、桃城橡胶、冀州采暖等)优势，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共享智造”和数字化技改不断提升，城市空间与交通优化，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文旅融合发展，服务业提质扩容，低空经济、新能源新兴赛道加速起势。每项工作的辉煌，都不负先辈们的期待，都不忘晋察冀边区印刷局为衡水大地淬炼了精英人才。

注释：

[1][4][5][6][9][13][14][17][21][28][30][32]傅发永主编：《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6月

[2][3][15][19][26]杨俊贤等采写：《光辉70年革命印钞人—印钞战线老战士傅发永访谈录》，未出版

[7]陈尚孔：“抗日战争时期冀中银行工作与货币斗争史料”，《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36期，1986年1月

[8][10][16][18][20][25]李云芳子女：《漫漫人生路，深深同志情—黎文芳回忆录》，2026年6月，未出版

[11]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

[12][24][27][35]李建抓、彭广明：“102岁共产党员张恩树：俯首甘为孺子牛”，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红色文化网》，2026年6月20日

[15][23]焦凯立的微博：《晋察冀边区印刷局故事(139)从边区印钞兵到大国建筑领军人》

[22]韩玉婷：《中国印钞造币文化教育读本(四)》，无出版信息

[29]李根绪：《参加革命工作五十五年要事记》，未出版

[31]李永奇：“红色印钞村——记皇甫冀中边区银行印钞厂”，《档案天地》，2016年第12期

[33][36]五四一厂史编辑室：《厂史通讯·解放初中国人民印刷厂》第八期

[34]刘德林：“李根绪—中钞事业的精神坐标”，《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2017年6月9日。

[37]李志刚：《慈母黎文芳诞辰100周年纪念》，2024年3月9日

[38]胡福庆：“中国人民银行的传奇人物—袁荣广”，《钱币》报，2013年11月下旬刊

[39]赵平昌：“大巴山下的红色印钞火种”，《中国金融》期刊，2021年第13-14期

(彭广明，经济师，退休于中国人民银行衡水分行，中国钱币学会会员；李建抓，退休于安平县委组织部，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好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本文为河北省钱币学会2025年立项课题HB20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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