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胡适的反共行径

1919年夏天，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短文章，题目叫《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里有一句很出名的话：空谈“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如果只看字面，这像是在劝人踏实做学问。可放在当时的语境里，事情没那么简单。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正在中国迅速传播，思想界最要紧的争论就是中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革命。胡适偏偏在这个时候劝大家少谈“主义”，实际效果就是把正在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挡在门外。他后来也承认，写这篇文章，就是要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李大钊很快写出《再论问题与主义》反驳他，指出宣传主义和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的”，中国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这场论争，毛泽东后来讲得很透：说到底，是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胡适站到了“不需要”的一边。

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反共，胡适的心理天平开始明显倒向国民党。他私下对人说，蒋介石“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这个新政府……是站得住的”。1932年他创办《独立评论》，标榜“中立”，但刊物在实际政治立场上亲蒋，对国民党的“剿共”多持同情理解，对共产党则多有指责。一个曾经把“独立”挂在嘴边的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的生死较量中，并没有真的站在中间。

更值得对照着看的，是他对日本侵略的态度。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发表文章，称对日本占领东北及国联提出的“满洲自治”，“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1937年8月，全面抗战刚爆发一个月，胡适与陶希圣联名向蒋介石上条陈，提议在东北三省人民可“自由选择国籍”及将来“总投票表决”等条件下，中国可以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同年，他同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组织的“低调俱乐部”有来往，主张对日妥协。一面主张对国内的革命力量“清剿”，一面主张对入侵的强敌“低调”，这两副面孔放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胡适。

抗战胜利之际，胡适做了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1945年8月24日，他从纽约致电毛泽东，措辞恳切：“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他还警告说，“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当时国共谈判的焦点恰恰是军队和政权问题，这封电报的客观效果，与国民党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的立场同出一辙。

1946年沈崇事件发生后，举国愤慨。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在南京对媒体表态，反对把这一事件与美军驻扎中国的问题联系起来，称其“纯系法律问题”。在民族尊严与“友邦”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决定性的转折发生在1946年11月。蒋介石召开由国民党一党主导的“制宪国大”，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拒绝承认。胡适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称这是“实验民主政治”的“一大成功”。1948年4月，他又以主席团主席身份主持行宪“国大”，扶助蒋介石登上“总统”宝座，称赞大会是“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现”。一个曾经以“独立”自居的知识分子，至此完成了向蒋介石政权的彻底靠拢。到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胡适已经被中共方面视为国民党政权的坚定支持者，而不是什么超然独立的“自由主义者”。

1948年底，胡适拒绝留下，从上海登船赴美。1949年，他在美国发表《〈自由中国〉的宗旨》，声称“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同月，他撰文赞扬国民党拒绝国内和平协定，宣称“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同年11月，他与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公开举起“反共抗俄”的旗帜，把反共作为这份刊物的政治基调。

把这些片段连起来看，胡适的选择并不神秘。他用“多研究问题”来消解革命的正当性，用“读书救国”来劝退学生的爱国行动，用“法律问题”来遮蔽民族尊严，最后用“道义支持”为一个溃败的政权送行。所谓“自由主义”，在这条路径的尽头，剩下的只是一件用来包装政治选择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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