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与孙中山的交往

▲孙中山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谭平山等人在积极促成国共合作、深度参与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一大召开等方面与孙中山有较多交往。

力促国共合作

1920年2月，陈独秀出狱后到上海，3月31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宴请陈独秀，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作陪。5月，孙中山为《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题词“天下为公”。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在凤阳路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胡汉民、戴季陶和陈独秀、杨明斋等人共同到会祝贺。当月，经陈独秀介绍，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会见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代表维经斯基，双方交流了辛亥革命和苏俄革命的情况，会见时陈独秀在场。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期组织革命小团体岳王会，安徽光复后任安徽军政府秘书长，没有参加同盟会、中华革命党。1915年后作为《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主编、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起五四运动。1920年8月与俞秀松、施存统等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来自湖北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辛亥革命时期就加入同盟会，1914年又参加了中华革命党。1938年，董必武撰文回忆当年首次谒见孙中山时的情形：“先生辩才无碍，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董必武写道“先生这几句训示，永远活跃在我的脑海中”。

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就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还有来自湖南的老同盟会员林祖涵(后改名为林伯渠)。林祖涵1904年赴日留学，1905年8月参加孙中山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1907年林祖涵被派往东北联络绿林，1911年回湖南做新军工作，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回湖南参加护国运动。1917年参加护法之役，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等职。10月17日，孙中山“任命林祖涵为湖南劳军使”，之后双方有函电往来。1919年冬离湘赴粤，1920年任大元帅府参议，与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林修梅一道创办《革新评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1月，经李大钊介绍，林祖涵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会见了陈独秀，经多次谈话，讨论辛亥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后，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1922年苏俄代表越飞同孙中山的会谈，都是李大钊通过林祖涵联系的，林祖涵本人也参加了会谈。

1922年4月底，林祖涵在陈独秀召集的中共广州支部会上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北伐主张都是值得钦佩的。国共合作应以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为中心。”从1922年下半年开始酝酿国共合作到1923年底，中共经过林祖涵向孙中山转达主张，还通过他安排李大钊、陈独秀与孙中山见面。

▲1922年8月，李大钊在林伯渠陪同下到上海拜访孙中山、宋庆龄。图为杨顺泰绘《孙中山与李大钊会晤》油画。

1922年8月底，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西湖会议。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会后，李大钊在林祖涵的陪同下，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在一次交谈中，双方讨论了《建国方略》。孙中山提出愿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马上向孙中山说明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孙中山亲自主持李大钊的入党仪式。李大钊拜会孙中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本身就是国共合作进入酝酿阶段的标志。

改组国民党

1922年9月4日，应孙中山邀请，陈独秀出席各省在沪国民党党员座谈会，议题是研究改进国民党。9月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陈独秀等九人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委员，陈独秀同时担任党务改进计划起草委员，正式拉开了国民党改组的序幕。

1922年9月13日，李大钊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转述了孙中山关于改组国民党问题的意见：在逐步加强兵力于中央来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紧接着就需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所以我目前正在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这样经过改组后的大政党，一方面要讨论政治手段的运用，做一般政党应做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

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并经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在1923年1月1日公布，提出“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次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党务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纲及总章。21日、23日孙中山先后发布了国民党本部各部长及参议的委任状，其中林祖涵为本部总务部副部长，陈独秀等18人为本部参议。

1922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审查国民党改进案的会议，重点讨论怎样改组党才能够推进政治宣传的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

1923年1月30日，孙中山“委任谭平山为本党广东工界宣传员”。2月21日，孙中山由沪返粤，随后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3月，陈独秀从上海前往广东，与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谭平山从北京回到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参加了大元帅府的工作。4月10日，孙中山令“派陈仲甫、谭平山、马超俊为宣传委员会委员”。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工作经费由国民党支付。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委员和中央局秘书、中央组织部部长。

毛泽东在长沙读中学时“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激动之余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里面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

1923年9月，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贯彻三大决议，指导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祖涵，还给了他一个中央党部筹备员的名义。28日，毛泽东写信给林祖涵等，汇报成立秘密筹备机关，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国民党的工作计划。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国民党湖南长沙总支部成立，使湖南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10月19日，孙中山致电上海事务所，通知已委任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一共才5人)，并“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10月24日，孙中山写信给党内同志，特派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9人、候补委员5人，其中分别有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的准备工作。

谭平山1909年在两广优级师范工读期间加入同盟会，1913年加入国民党，当选广东省参议员。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参加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毕业回广州，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与陈公博和谭植棠在广州创办宣传新文化的《广东群报》。谭平山后被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员。1921年3月，谭平山与陈独秀一道创建广州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后，谭平山任广东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主任。

孙中山看重谭平山，认为他“有能力和有才智”。谭平山曾对人讲，孙中山“亲口这样说过：‘要干革命，取得革命成功，非他们(指共产党人)不可，他们确实能够为革命苦干。所有国民党进行改组，组织工农群众工作，全权信任廖仲恺、谭平山，不许有反对意见’”。1923年10月25日，谭平山等5名共产党员参加了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商讨和拟定改组国民党事宜，决定来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0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建立广州市党部组织案，决定成立党员登记委员会，推举谭平山等4人为委员，组织重新登记党员。在谭平山等人的努力下，截至1924年1月10日，国民党从广州12个区里的12个支部发展到9个区委64个支部，党员已有7780人。

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颁布廖仲恺、谭平山等参与制定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此前还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等文件，供党内讨论。

11月29日，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的名义上书孙中山，对苏联支持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动机表示怀疑，并称“探闻俄人替我党订定之纲领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指控“陈独秀本为陈逆炯明特别赏识之人，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

孙中山对“上书”即作批示：“此稿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又指出“不能以彼时反对吾人，则绝其向善之路……吾党自革命以后，则日日退步，必有其故，则不图进步改良也”。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举行了三届一次中央执委会，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决定“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12月25日，陈独秀、罗章龙发出第十三号中央通告，指示关于国民党改组问题，“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要派我们的同志前往成立分部。在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我们的同志应该成立联合委员会，“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通告还要求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选举。

旅法学生中的国民党组织，是由旅欧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周恩来等人帮助建立起来的。1923年6月，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周恩来等人同国民党商谈，协议80余名团员加入国民党。随后孙中山任命周恩来、尹宽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同年11月，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建立，周恩来被选为执行部总务主任。1924年中国国民党巴黎通讯处成立，聂荣臻被选为通讯处处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924年1月11日晚，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待李大钊等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北京代表。李大钊就住在大元帅府的官舍，常与孙中山会谈。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开幕，在165名代表中，孙中山指定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分别为安徽省、北京市、广州特别区代表。陈独秀根据中共事先决定不作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候选人，没有去广州出席会议。孙中山在会上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林祖涵、王尽美等人是由相关省市分别选出的，毛泽东、夏曦、袁达时三人是湖南省国民党组织推选出来的代表。不料，1月7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讨论各省代表人选时，有人竟说“共产分子毛泽东三人，冒称由湖南推选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随即又发出《告旅粤湖南党员》启事，宣称定于12日在东堤惠州会馆开票。时任临时中央秘书的谭平山和《革新评论》主编的林祖涵在据理反驳无效后，直接向孙中山报告。1月14日孙中山在报告上批示：“湖南所选出之毛泽东等三人，照海外分部办理，准其列席，但有发言权。”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李大钊等9人组成宣言审查委员会，强调“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大家通过后，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完全达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1月23日经大会通过。毛泽东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认为“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其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

1月22日，临时中央执委会提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大会同意廖仲恺、谭平山、毛泽东等19人为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28日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章程中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当即予以反驳，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他的发言得到廖仲恺等多数代表的支持。毛泽东适时提议停止讨论，请付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大会否决。

1月30日会议最后一天，进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选举。孙中山手书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24人中有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等，候补17人名单中有共产党员林祖涵、毛泽东、瞿秋白等。孙中山在闭会式上致辞说：我们这次大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

1月3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推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确定中央各部部长人选，其中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部长；决定李大钊、蔡和森、王尽美到北京执行部，李大钊任组织部部长；毛泽东到上海执行部，任组织部秘书，并在邵元冲未来到任前代理秘书处文书主任，施存统任宣传部指导干事；林祖涵到汉口执行部工作，任组织部部长，指导和监督当地党务。

毛泽东高度评价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大。1925年冬，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说：由于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非革命派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当去年一月孙先生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宴全国大会代表时，茅祖权起持异议，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孙先生起立作长篇之演说，谓二十年以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再谈国民党一大，说：“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以共产党员的个人身份率先加入国民党，在帮助国民党改组、召开国民党一大及国民会议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力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高涨，同时也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就孙中山而言，出于革命现实需要积极主动联共，在困境中求索新出路，依靠新力量重振中国革命，这是主流。

来源：《团结报》2026年7月2日。文字有删减。邵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党的统战政策提出地工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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