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龙：回应时代呼唤，推动文艺创造

回应时代呼唤，推动文艺创造

李  龙

如何回望改革开放40年文艺的历史，并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前瞻性的思考，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重要思考。这40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等领域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已经不能仅仅从某个点上来解决，而是要全方位、多层面地思考。所以，这就需要我们从根本上来走出问题的迷雾。习近平同志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应该说，这给我们反思40多年来的文艺观念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向。

文学创作与时代同行，它既反映也表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同时也回应了时代关切，成为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的思想之先声。那么，在今天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文艺工作者如何真正理解今天的时代，回应时代的呼唤，进而真正的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呢？与时代同行，并不意味着要做时代的传声筒。恰好相反，真正的艺术家和思想者往往能够跳出自己的时代，就像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历史任务一样，“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今天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同样也面对着揭露那些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任务。比如文学创作中对所谓的人性问题的绝对化；用情欲、欲望等消解宏大历史叙事；用个人化、私人化的“人”取代“人民”的主体性地位；热衷于宫斗剧、都市情感剧，热衷于帝王将相和白领资本家的生活，把人民、底层等悄然纳入资本的逻辑，使之成为被消费的空洞的符号；用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来消解进步的社会主义文化理念；用所谓的学术化、客观化来抽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政治性，等等。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第一、必须重建“人民”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主体的合法性。在当代文艺创作中，我们看到作为主体的“人民”的形象是模糊的，甚至是缺场的，即便涉及到了这样的形象，也只是一个被动的、符号性的存在，缺乏自己的思想，缺乏进步性的追求，也无法成为承载历史进步的力量，一句话，并未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人民”形象的缺场，意味着社会主义理念和共产主义的大同理想失去了实现的主体，所以我们看到的要么是帝王将相，宫斗厚黑，要么是都市白领，霸道总裁，要么是在现代都市化进程中迷茫的一代青年，历史在此停滞，未来也因此失去了想象力。这就像马克思在经典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那样：“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567页）。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理念的承载者，“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不是一个蒙昧的、没有自我意识的空洞存在，也不是在消费主义盛行的资本逻辑中被碎片化了的无数的松散个体，它是真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实在，是承载历史理念的创造性主体，是推动现代中国历史进步的力量，就像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所以，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应该把对“人民”的内涵和历史意义的理解更加深入，重建“人民”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主体的合法性，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文艺创作写什么，为什么人而写的问题才能更好的解决。

二、真正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掌握文化的领导权。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文艺观念上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发挥其作用。在文学观念上，片面强调狭隘的审美和空洞的人性，启蒙叙事模式依然有其强大的影响，再加上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资本的逻辑、娱乐的逻辑牢牢地支配着文艺创作，甚至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所谓“审美资本主义”这种有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说法。在理论研究上，将马克思主义学术化、中性化、客观化，力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和批判性，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经院化、符号化的存在。所以，很多时候对文艺活动的理解停留在数字的繁荣上，对理论的阐释停留在名词的使用上，而忽略了对更深层次问题的系统分析和思考。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分析和解读当代文艺，就要坚持人民立场，站在历史的宏大语境中理解和阐释文艺活动，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批判性，揭穿消费时代的资本逻辑和娱乐至上的伪自由。对现实的历史性批判，一是对进入文学作品中的“现实”要有批判性思考，二是经由批判去建构一种更富有生产性的现实和文化。“一种与创造不存在某种本质性关联的批评或哲学注定是无意义的空谈，正如本身不包含一种批判性的迫切需求的艺术或诗歌注定会被遗忘”（[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这种批判不仅需要理论勇气，更需要理论洞察力、理论把握能力和理论想象力，它既是对现实的重构，也是对人的可能性的探索。因此，“唯有革命者能够践行一种对世界的批判，因为他们拥有一种同存在的真正关系。因为他们认识到，造就此非人世界的，恰恰是我们。因为世界意义的缺失，也是我们自身意义的缺失，因为世界的空虚也是我们的空虚”（[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尉光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2页）。

三、把实现社会主义理念、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文学的价值追求。建设新国家，塑造新国民，创造一种崭新的新文化，一直是现代中国尤其是新中国的文化理念和自觉追求，文艺创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现具有特定内涵的人的解放以及如何解放，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追求，这也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高的普世价值。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所谓的“人的自由”其实不过是资本的自由而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明确说过：“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79页）。而这种对于所谓的人类自由的颂扬，其理论实质不过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终结论而已。换言之，人类历史失去了前行的动力，这也成为很多人盲目迷信西方文化的一个集体无意识。而对于这一点，经典作家早就一针见血的指出：“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81页）。建构新的共同体，走出狭隘的个人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对于中国来说，历史并未终结，建构崭新的历史主体，和新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的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的历史任务。所以，中国近代和现代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给人类的未来提供了一种另外的选择。我在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来看，中国在近百年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了一种宏大的历史追求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和文化理想，整个国家体现出一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气象。在笔者看来，这种美学追求和文化理想，就是建设新国家，塑造新国民，创造新文化。通过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从而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和美学精神，这才是最重要的文化启蒙。这种美学追求和文化理想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体认的人间大道和人间正道，也正是因为这种美学追求和文化理想，使得中国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张力结构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美学精神，同时，由于它拒绝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因而也使现代中国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获得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并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的可能性。

四、要造就一批“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想要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三个条件。民族复兴，文化先行，在今天，就要求艺术工作者能书写中国故事，张扬中国精神，有直面现实勇于批判的勇气和以人类命运为命运的磅礴大气，书写中国人民在全球化时代不断创造的浩然正气，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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