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钱学森一生中有许多荣誉称号，如：“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等等，但最能体现他重大人生价值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这个称号。

知识分子家庭的影响

1911年12月，钱学森出生于上海一个正直、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受这个家庭影响很大。钱学森的祖父是杭州经营丝绸的商人，有良好的文化教养，钱学森的父亲是第二子。钱学森生前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

钱学森的父亲叫钱均夫，是吴越国王太祖武肃王钱缪之32代孙，祖籍浙江杭州，幼年就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早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在腐败的清王朝日趋没落之时，他怀着救国之志，四处寻找着救国奇术，济世良方。他曾东渡日本学习，目的是学成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1910年，钱均夫回国，在上海成立“劝学堂”，教授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钱学森少年儿童时代，父亲教育传承给他的，是一颗爱国心。

钱学森(左)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后，在杭州家中与父亲合影。

说到钱学森家庭对他的影响，不能不说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叫章兰娟，是杭州富商的女儿。章兰娟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聪颖过人，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极强，具有数学天赋。钱学森在回忆他的母亲时说：“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传。”

钱学森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特殊的聪慧，有惊人的天赋。这一点，或许来自父亲、母亲的遗传基因。

进学校读书的钱学森，从小就十分努力。他学习方面舍得下工夫，用力气。在学习中，搞不懂的，他就认真思索，请教老师，弄懂后还要举一反三。他善于找出学问中的难点重点，把很大精力放在掌握难点重点上。他理解力很强，无论文史、数理化，很多别人要经过很长时间学习才能理解的，他很快就理解了。但他决不满足于这一点，而是反复学习，加深理解。在课堂上，他认真学习，善于思考，在课外，他也抽时间学习。别的孩子去玩儿了，钱学森却手不释卷，经常夜间读书到很晚。但是他却从不死读书。他和当时的学生一样，爱好体育运动。

对钱学森一生影响较大的是他的岳父蒋百里和妻子蒋英。蒋百里是近代中国军事家，被誉为“现代兵学之父”，曾任国民政府保定陆军学校校长。蒋百里追求进步、立志救国、做事务实、为人开明、富有爱国心，这些对钱学森影响是很大的。说到他对钱学森人生的影响，要提到在钱学森选择事业目标时蒋百里的帮助。据钱学森生前回忆，他1935年赴美，需要选定专业。他原本读的是航空工程专业，打算下一步攻读航天理论，但父亲回信说中国航天工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还是研究飞机制造技术为好。钱学森则告诉父亲，中国在飞机制造领域与西方差得太多，只有掌握航天理论，才有超越西方的可能。由此父子俩争执不下。蒋百里得知钱家父子的分歧，找到老友钱均夫说：你的想法落伍了，欧美各国的航空研究趋向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钱均夫听了这番话终于应允儿子继续学航天理论。钱学森如释重负，从此对蒋百里感激不尽。

钱学森与蒋英1947年在上海结婚。

钱学森与蒋英1947年在上海结婚。婚后，蒋英不仅无条件对钱学森事业支持，还深明大义，鼓励、帮助钱学森冲破阻挠回国工作。钱学森回国后，蒋英承担了家庭和子女教育等一切，为钱学森解除了后顾之忧。1991年，中共中央在为钱学森举行的颁奖仪式时，钱学森特别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和蒋英结婚44年的生活是很幸福的。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迫害期间，她管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她与我的专业相差很远，但，正是由于她为我介绍了音乐艺术，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深刻认识，学会了广阔的思维方法……”

钱学森青少年时代受到父母的正确教育，使他正直、爱国、进步、全面发展。可以说，知识分子家庭，对钱学森人生走向辉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他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是优秀的

受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影响，加上自身聪明、刻苦，使钱学森从儿童时代、少年时代直到青年时代，学习成绩都很优秀。他顺利读完初中，于1929年9月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机车制造专业。1934年于交通大学毕业，并于8月赴国立中央大学参加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考试。10月成为清华大学第二届共20名公费留美学生之一。1935年8月离开祖国，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钱学森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钱学森在美国学工程到工厂去实践时，看到美国航空工厂歧视、刁难中国知识分子，内心十分难受。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国人争一口气，证明中国人并不笨，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优秀的。于是，他特意选择了难度极高、有世界顶级水平的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专业，为此，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

钱学森来加州理工学院，是因为该院航空系有一位空气动力学顶尖人物冯·卡门教授。他是匈牙利人。当时是坐在这一领域第一把交椅上的人，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钱学森想师从他，一是瞄准世界科技最高峰，二是想学一门对于振兴中华最有用的学问。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钱学森曾回忆了他与冯·卡门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卡门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位仪表庄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他提出几个问题让钱学森回答，钱学森稍加思索便异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冯·卡门暗自赞许：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敏捷而又富于智慧。他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在随卡门学习过程中，钱学森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在卡门的学生中，钱学森是佼佼者，卡门特意提升钱学森为自己的助手和科学研究伙伴。

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与卡门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期间，钱学森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成为世界一流空气动力学家。当时钱学森还跟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1945年初，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空军科学咨询团的成员。德国投降后，他随该团的考察小组到欧洲考察航空和火箭技术。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1953年钱学森发表了《从地球卫星轨道上起飞》，为低推力飞行力学奠定了基础，并于1954年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

在周恩来关心下冲破阻力回祖国

钱学森赴美留学，始终怀着学成后报效祖国之心。促使钱学森尽快踏上归国之路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当这个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内心十分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但他们的回国之路却障碍重重。

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大肆迫害共产党人。美国军事部门怀疑钱学森是共产党，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回国之心更加迫切。当他向美国政府提出回国请求时，却遭到拒绝。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认为钱学森已经掌握了尖端军事科学，了解美国军事机密。美国海军部次长甚至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国去!美国不仅不准钱学森回国，还对他进行政治迫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把他拘留在特米那岛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巨额保释金才释放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打包之前，钱学森本已叫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才表示：没有查到任何机密。

1950年9月，钱学森遭到无理拘留，右图就是关押钱学森的特米那岛。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受到中国政府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监禁钱学森。中共中央特别关注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决心帮助钱学森达成回国心愿。

1954年4月，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他指示我国外交官：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以帮助钱学森回国。

为了以中国政府的诚意换得美国政府让步，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对美方提出让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回国的问题，大度地做出让步，同时提出：美国要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但提议遭到美国方面无理拒绝。为了帮助钱学森，周恩来决定再做一定让步。7月22日，中美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时，中国首先向对方通报：已经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让步，美国政府仍然阻止钱学森回国，一点儿不让步。美国代表约翰逊的理由是：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证据。

对此，周恩来非常着急。恰在此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钱学森从美国辗转寄来的信，信中的内容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这封信很特殊，是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蒋英妹妹)的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目的是摆脱特务监视。陈叔通收到此信后，立即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高兴地说：“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他立即让外交部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中国外交部关于交涉钱学森回国事宜的文件。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首先通报说：中国政府在7月31日已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接着提出：你们应该立即放钱学森回国。约翰逊仍然说：“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 约翰逊话音未落，王炳南便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拍在他面前，说：“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约翰逊看信后满面通红，无言以对。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钱学森一家终于能够回国了。回国前他向冯·卡门告别。冯·卡门激动地说：“现在，你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偕妻子、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为了国家强大奋斗不息

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回到祖国怀抱。他回国不久即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钱学森也立即投入到发展新中国军事科学技术的工作中来。

当时中国军事工业还很落后，钱学森和中国军事领导人一样为此着急。他回国不久的1955年12月26日下午，正生病住院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亲自请钱学森到医院来，向他征询关于中国如何搞导弹的具体意见。当彭德怀听钱学森说中国用5年时间可以搞出导弹时，非常高兴。1956年1月，国防部专门安排钱学森在积水潭总政文工团排演场礼堂给我军高级将领讲了三次火箭导弹技术。钱学森给大家讲了许多制导的原理，其中包括洲际导弹的制导原理。他说导弹是在制导系统，也就是在自动控制系统控制下才能精确命中目标。导弹将成为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战略武器。对于中国来说，制导技术在短期内易于突破。他的讲话，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许多科学知识不多的老将军都听得津津有味，也十分振奋。不久，周恩来邀请钱学森在中南海怀仁堂给中央领导讲《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听者是国家总理、副总理和各部委的部长。钱学森在讲演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正是在钱学森这一建议下，中央军委此后建立了“第二炮兵”。

钱学森的讲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普及了导弹知识，推动了导弹研制事业的进程。他本人也为发展中国国防科技投入了全部精力，在夜以继日的科研中推出许多最新科研成果。1956年他参加中国第一次五年科学规划的确定，为之做出了重大贡献。钱学森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1960年6月10日，也就是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仅仅17天，在钱学森的领导下，中国用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用国产燃料发射了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准确命中目标。

1956年，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办公室办公。

钱学森在殚精竭虑发展中国国防科技的过程中，也做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创造。钱学森1954年发表《工程控制论》，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回国后他发展了这一学科。他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他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取得了许多新成果。1957年，《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同年9月，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成立大会推举钱学森为第一届IFAC理事会常务理事，他成为了该组织第一届理事会中唯一的中国人。钱学森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在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领域，钱学森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在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领域，钱学森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他提出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1962年他在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钱学森提出了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的建议。

钱学森(前排右一)和郭永怀(前排右二)等人在讨论问题。

一个个重大科技成果，一个个重要科学贡献，在钱学森为国家富强奋斗过程中产生，它充分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中国知识分子，只要把自己的命运和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结合在一起，他们的价值就是无法用具体数字估量的。

1959年，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重要职务;他还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

毛泽东：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钱学森回国不久即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那是1956年他写出《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不久，周恩来陪同他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见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毛泽东称他“学森同志”，让他又高兴又激动。毛泽东对钱学森说：“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在这次见面谈话中，毛泽东告诉钱学森：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请你这个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来牵这个头。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导弹、卫星试验基地，也请你当负责人。

这次见面后，毛泽东又请钱学森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到菊香书屋，当面谈火箭和导弹问题。钱学森到时，毛泽东热情地指着自己身旁的一个座位说：“学森同志，来，来，坐这儿来。”毛泽东说，“请你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谈谈火箭导弹问题吧!”毛泽东显然对钱学森用他的工程控制论指导建造的火箭导弹有着特殊的兴趣。钱学森向毛泽东介绍了关于火箭和导弹的问题，并且表示:如果苏联遵守我们签订的协议，他们提供的模型尽早运来，我们在三年五年之内就会有一个大的突破，争取把第一枚导弹打上去。因为我们对工程控制论的研究，远远走在他们的前面，而研制火箭导弹是无论如何离不开工程控制论的，可以这样说，离开工程控制论，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将寸步难行!如果他们拖拖拉拉，我们也不怕。至少我们有火箭导弹的理论基础，有比较完善的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根据工程控制论的理论，我们准备先搞出图纸和模型，在不依靠外援的基础上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像刚才总理说的，我们搞火箭导弹，包括搞卫星，要有立足于国内的思想准备，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全国大力协作，使工程控制论的研究更趋完善。

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和钱学森在宴会上。

听了钱学森的介绍，毛泽东非常兴奋，插言道:“学森同志，你谈得蛮好呀!现在我们搞尖端技术，也是在打硬仗，打一场工程控制论的硬仗呢!我们过去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什么取得胜利，就是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思想。学森同志，实际上，这也是你的工程控制论在军事上的运用，只是当时没有这个名词罢了!”

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集中了大批优秀的科学技术人员、工程兵部队、工程技术人员，迈开了独立自主研制战略武器的步伐。而在此过程中，钱学森作为主要领导人兼首席科学家，起了别人不能起的关键作用。1960年，苏联撤走了援华的全部专家，撕毁全部257个科技合同，包括给我们提供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的合同。在此情况下，我国研制战略武器的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速度也没有减慢。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钱学森在此过程中做出了无人可以替代的重大贡献。由于他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这20年时间，使原本军事特别是战略武器十分落后、综合国力不强的新中国，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了世界战略武器先进国家，具备了有效的核反击能力，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使当时险象环生的中国国家安全得到保证，也使新中国在短时间即跻身世界大国行列，形成了世界大三角。从这一点看，钱学森对国家的贡献之大，怎么说也不为过。他的作用和影响已经不局限于中国，而是世界性的。

永远保持创新精神

钱学森生前有一句至理名言：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作为科学家，钱学森一生保持一种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格。

钱学森到老年时，思维仍然十分活跃，富有创新精神。他提出了许多科学概念和科学观点。上世纪80年代，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science)，并且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比较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因此，需要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提出：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此外，在人体科学等方面，钱学森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人体生命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钱学森归纳了十一大科学部门，并且论证了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一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这是个活的体系，是在全人类不断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发展变化的体系”。在纵向结构上，人类知识体系又可以区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技术三个层次(文艺理论的层次的划分略有不同)。三个层次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科学技术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是双向的、统一的，又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在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中谁也离不开谁。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他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

真诚的坦言

中国知识分子有自我修养、提升境界的传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钱学森一生追求进步，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升境界，追求人格完美。他生前说过：“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一个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致迷失道路;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

钱学森真诚向人们坦言：自己坚定不移地信奉马克思主义，信奉社会主义。他说：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的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还说：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啦。

钱学森曾风趣地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讲述自己在美国时的经历时说：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伟大国家。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钱学森生前曾担任过许多领导职务。他1965年就担任副部长一级职务。他的最高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从心里把这看作是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他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6分，钱学森走完了他为新中国繁荣富强而奋斗的人生路，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钱学森一生获得许多荣誉。例如，他曾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等等。他还被评为“2007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但“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给他的最好荣誉和评价，也是对他一生的集中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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