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资助华盛顿的亲战智库？揭秘美国军火商幕后的“独立”专家

作者：凯利・弗拉霍斯来源：法意观天下 2025-04-04 2230

法意导言

如今的美国智库看似繁荣，实则问题重重。本文作者凯利・弗拉霍斯是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的高级顾问，也是在线杂志《尽责经纶》(Responsible Statecraft)的编辑，她从“跟钱走”(Follow the money)的视角出发，同时结合相关数据案例，犀利指出各大所谓“独立”的美国机构，其背后一直不乏有智库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大力资助，故其出具的观点并不一定都是独立客观的，美国民众应谨慎参考决策。

作者指出，在美国华盛顿，私企和政府联合，把自身利益伪装成“专家意见”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而这一现象不仅在国防领域甚嚣尘上，在人工智能领域、太空科技等领域，也是如出一辙。从现状看，很多智库和专家早已沦为利益集团的发声筒，借“专家意见”鼓吹军事扩张，为背后资助企业谋利。作者认为，追根溯源，利益驱动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大量资金涌入，使智库将重点放在争夺资金、操控信息和扩大影响力上，却忽视了产出新思想和辅助决策的本职。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

前五角大楼官员米歇尔·弗卢努瓦 (Michèle Flournoy) 是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 的国防投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图片来源：Getty

官商勾结，将自身利益伪装成“专家意见”

——揭秘“独立机构”背后的利益集团

2024年，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U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发布的报告，在华盛顿引发强烈反响。该报告称，美国正面临1945年来最为严峻的威胁，“美国政府需动用一切国家力量”予以应对，当务之急是将目前已高达886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继续上调5%。

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是由美国国会设立的两党委员会，定位为“独立机构”。然而，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却与其幕后资助的智库及军火商关系密切：波音公司、通用电气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如果报告中倡导的军事扩张计划得以成行，上述企业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私企和政府联合，把自身利益伪装成“专家意见”——这本该是桩丑闻，然而在华盛顿，这一现象却司空见惯，被视作常规操作。这些“专家”告诉我们，为了保卫国家并成为可靠盟友，美国需要增加军事预算。此外，人工智能技术是未来战场的关键，如果美国无法在该领域击败战略对手，世界自由就会面临威胁。在太空、公海、核武器以及硅谷支持的“国防科技”等领域，这些说法也是如出一辙。

在过去一年里，你肯定至少听过上述论调的某个版本。但你可曾想过，为什么每个“专家”似乎都在说着同样的话?“跟钱走”这句话已是老生常谈，却也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依靠昆西研究所创建的新数据库(事先声明：我在该研究所工作)，我们得以追踪到部分外交政策领域中共性观点背后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

该数据库涵盖了2019年至2023年期间的数据，用户可追踪美国政府(15亿美元)、外国政府(1.1亿美元)以及私营国防承包商(3470 万美元)流向华盛顿排名前50的智库的资金。并非所有智库都会披露其收到的捐款情况，许多公开收受捐款信息的智库也只是给出了所收款项的最低金额，所以如果这些统计数据有偏差，也是更偏保守的。当筛选出哪些智库从哪些渠道获得了资金，并将这些智库在过去一年里就中国、乌克兰、国防工业化及核威慑等问题发表的实质性观点进行对照时，这背后的利益关系图也就呼之欲出了。

“大西洋理事会至少从美国国防部的主要军火商处获得了1000万美元。”

——“既得利益者”们向智库机构“慷慨解囊”

以国防战略委员会为例，简单上网查询下就会发现，该委员会主席是前众议员简・哈曼(Jane Harman加州民主党人)，她还负责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在过去五年里，阿斯彭研究所从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10个不同国家政府以及波音、通用电气、通用动力、巴特尔和麦肯锡公司等主要军火商处获800多万美元资助。简・哈曼还曾担任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的主席(现为该机构的杰出研究员)，该中心近五年内获得至少5200万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来自美国政府的5100多万美元，以及来自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未公开披露具体数额的资金。

在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的报告发布会上，哈曼声称：“美国民众必须予以重视，我们不能再让美国陷入比“9・11”事件更严重、更可怕的混乱，而是要阻止类似情况发生，并凝聚起为更大规模国防预算提供资金的意愿，并动用一切国家力量为此买单，这样我们才不会陷入该等困境。”无独有偶，外交关系委员会也从同一批美国军火商处获得了超200万美元的资助。

另一位国防战略委员会委员托马斯・曼肯(Thomas G. Mahnken)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该报告发布后，他为《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三线防御战略：美国如何为在亚洲、欧洲和中东的战争做准备》(A ThreeTheater Defense Strategy: How America Can Prepare for War in Asia,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在曼肯看来，华盛顿应扩张其在海外的军事力量，大量为外国盟友和伙伴提供武器。“作为(北约)联盟的核心成员和主要安全保障方，美国必须有能力满足本国及其盟友部队的武装需求。为此，美国政府应为国防企业提供稳定需求，以促进生产。”

《外交事务》介绍曼肯时只提及了他的职务，却并未披露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在曼肯认为需要美国武器的国家和地区获取资助，包括日本、(中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英国、波兰和德国。曼肯所在的智库还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以及排名前五的美国军火商处获得了大量资助。根据昆西数据库的信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并未披露该等资助的具体金额。

该委员会的情况绝非个例。2024年11 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发布一份题为《2024年原子计划：双强对抗环境下的战时威慑》(Project Atom 2024: Intra-War Deterrence in a Two-Peer Environment)的报告。在该报告发布会上，报告合著者克里斯托弗・福特(Christopher Ford)微笑着说：“和同组其他专家不同，我个人是相对支持使用核武器的……如果有必要，我完全准备好迈出这一步。”福特就职于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同时是双鸦战略公司(Two Ravens Policy Strategy)的创始人。

此外，该报告呼吁扩充美国的战略武器库，而该报告发布会正是由新型“哨兵”洲际弹道导弹的制造商——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赞助。在过去两年间，这款备受争议的导弹成本上涨了81%，目前预计研发成本将超过1400亿美元，即每枚导弹成本达2.14亿美元。

发布福特这份报告的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自 2019年以来至少从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获得了50万美元的资助。目前，该智库从国防军火商处获得的资金总额已超过410万美元。

大西洋理事会近期发布了其核问题报告，题为《“首先，我们将保卫国土”：本土导弹防御之必要性》(“First, We Will Defend the Homeland”: The Case for Homeland Missile Defense)，呼吁将导弹防御技术的预算投入“提高至全年国防预算的1%”。大西洋理事会至少从美国主要的核武器及导弹防御系统制造军火商处获得1000万美元，这些军火商包括英国宇航系统公司(BAE)、波音公司、洛克希德公司、通用动力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以及雷神技术公司(原名“雷神公司”)。

不过，或许没什么议题能比“人工智能创新”更适合智库的这种“把戏”了。由这些“既得利益者”们出资的相关报告数不胜数，他们还在相关委员会任职，各国政府也可从中分一杯羹。

有些机构能够获利更多。以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Flournoy)为例，她曾是五角大楼官员，创立了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并在其董事会任职。2024年9月，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一份题为《融合促创新》(Integration for Innovation)的报告，这也是“国防技术特别工作组”的部分成果。雷神技术公司(至少向新美国安全中心捐款45万美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60万美元)、帕兰提尔公司(17.5万美元)、莱多斯公司(30万美元)和博思艾伦公司(25万美元)的高管，均作为特别工作组成员直接参与其中，同时他们也从报告的各项提议中获益。

“独立”机构并不独立

——大多传统智库的观点都源自经济利益动机

当智库公然邀请其受捐赠企业的高管来做评估分析时，又怎能声称自己是独立的呢?多年来，弗卢努瓦在国防采购领域一直鼓吹应大力发展人工智能。

在2023年《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弗卢努瓦警告称，美国国防部“永远无法像私营企业那样吸引那么多人工智能专家。国防机构必须……加强与科技公司的沟通……还应减少阻碍科技公司与政府开展业务的壁垒。”但《外交事务》未披露的是：弗卢努瓦曾担任希尔德人工智能公司(Shield AI)的顾问，这家初创公司试图与美国国防部开展业务，而且她还是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旗下专注国防领域投资公司“美国前沿基金”(America Frontier Fund)的董事会成员。

大西洋理事会也早早涉足人工智能领域。2024年1月，大西洋理事会发布了《国防创新应用委员会报告》。撰写该报告的特别工作组中同样包含了行业代表，而这些代表所在的公司也向大西洋理事会捐款赞助，包括帕兰提尔公司(至少捐款60万美元)和博思艾伦公司(至少捐款15万美元)。与之相应，该报告也得出结论称，“应增加激励措施，并减少领先科技公司与国防部开展业务的壁垒”。

此外，还有外国资金的影响。2024年10月，大西洋理事会发布一份重要报告，支持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订一项有争议的防务协议。据该报告，“强化地区防空和导弹防御网络，再加上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防务协议……将对伊朗相关势力产生强有力的威慑作用。”在过去五年里，大西洋理事会从阿联酋获得了超700万美元的资助，从沙特阿拉伯获得了至少40万美元资助。

诚然，“跟钱走”并非造成上述现象的全部原因;意识形态在美国诸多政策的制定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很多传统智库观点都根源于经济利益动机。

作者介绍：凯利・弗拉霍斯是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的高级顾问，在线杂志《尽责经纶》(Responsible Statecraft)的编辑主任。

文章来源：Kelley Vlahos，Who’s funding DC’s pro-war think tanks? 'Independent' experts push defence contractor agendas, January 8, 2025.

网络链接：https://unherd.com/2025/01/whos-funding-dcs-pro-war-think-tanks/?mc_cid=3747b10121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小标题为译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