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显示西方制度深陷恶性循环

　　国际金融危机显示西方制度深陷恶性循环

　　郭纪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各国经济难脱困境，政治深陷僵局，社会动荡不安，面临越来越大的变革压力。然而，改或不改，都不容易，从中折射出的是西方的制度困境。

　　不改，经济要崩溃

　　欧美各国经济普遍深陷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银行惜贷、企业裁员、经济萎缩;经济疲弱导致政府财政收入下降，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财政紧缩又反过来造成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口增加、市场需求下降等。

　　随着危机的发展蔓延，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主要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相继被国际评级机构下调，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塞浦路斯等欧元区国家排队等待救助。财政赤字超限、巨额债务缠身、经济低迷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等问题犹如挥之不去的梦魇，严重困扰西方各国。

　　以法国为例。最新经济预测数据表明，2013年法国财政赤字将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至3.7%，经济增长预期仅0.1%左右，到今年底本土失业率或将升至11.25%。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已将法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Aa1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警告说，法国“显著丧失竞争力”，如果不推行经济改革，就有可能落到深陷危机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后面。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可能更糟。《纽约时报》报道称，意大利有600万各种规模的企业，去年以每天1000家的速度消失，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随着裁员的盛行，今年1月份意大利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11.7%，年轻人失业率飙升至38.7%，60%多的意大利人担心入不敷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一份报告则为西班牙描绘了一个惨淡的前景：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中苦苦挣扎5年后，西班牙2013年经济衰退将更加剧烈，失业率将再创新高，公共债务将持续攀升，政府的赤字削减计划在5年内无法实现，经济复苏的希望目前看来非常渺茫。

　　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面对的困扰和问题一点儿不比欧洲少。2012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达107.2%，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重高达3.1%，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失业率依然处于高位。全美独立企业联盟4月份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更多小企业计划削减库存和减少招聘，信心指数下降。

　　西方国家经济难以走出困境，原因虽然各有不同，却也存在共性问题，包括金融领域过度膨胀，福利制度不堪重负，债务负担积重难返，财政赤字持续超限，等等。法国总理府经济分析委员会主席贝纳西-格雷表示，如果不实施痛苦的改革措施，“市场将难以容忍，做出激烈反应。”所谓的“激烈反应”会是什么?没有人敢对这个问题作出乐观的估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除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西方走出困境。

　　改革，政府就垮台

　　西方国家近年来的改革实践不仅步履维艰，而且险象环生。很多时候，改革成了政府垮台的导火索。而民众之所以反对改革，不只是因为福利被削减、生活水平下降，更是为了反对社会不公，反对“让普通民众为资本家的贪婪和政府的无能买单”。

　　福利制度改革，是西方社会结构改革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号称“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只高不低、只上不下。由于财政不堪重负，多年来福利制度一直面临变革压力。但是，对于“养尊处优”惯了的西方民众来说，谁要想动他们的“奶酪”，必须拿出足够的勇气。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4年曾实施改革，削减薪酬和失业、养老保险等多项福利，结果他为自己的勇气付出了代价：黯然下台。在本轮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财政捉襟见肘，高额福利难以为继，政府纷纷推出财政紧缩、福利削减措施，结果引发民众不满，抗议浪潮此起彼伏，支持改革的政党逐渐失去选民支持，多国政府先后因此而垮台。

　　临危受命的意大利蒙蒂政府是一个典型例子。经济学家出身的马里奥•蒙蒂上台后，接连推出强有力的紧缩措施，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号召人民作出“牺牲”。从长远看，这些紧缩与改革措施有利于意大利和整个欧元区发展。但是，民众却没有这个耐心，他们只看到自己为蒙蒂的改革付出了代价，而好处却很难看到。由于民意支持率不断下滑，蒙蒂政府也失去改革动力，不敢再推出新的改革方案。2012年12月，蒙蒂因难以顺利执政不得不黯然离场。今年2月意大利议会选举中，极力反对紧缩政策、并且提出以公投决定意大利是否留在欧元区等极端主张的极右翼政党“五星运动”，成为众议院最大政党，而蒙蒂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只得到约10%的选票，成为此次选举最大的输家。

　　较之蒙蒂政府，法国奥朗德政府在改革问题上似乎更为“慎重”和“务实”。奥朗德去年高举反对财政紧缩、提高社会福利的大旗入主爱丽舍宫，其领导的左翼执政党同时掌控着中央政府、议会和地方权力。但是，因为有“若改革，政府就垮台”的前车之鉴，奥朗德在结构改革问题上患得患失，担心实施改革会遭到民众反对，影响2014年地方选举甚至导致政府提前垮台，因此迟迟不愿触及深层次问题。

　　“我们知道如何进行改革，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再次当选。”欧元集团前主席容克的这句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民主信仰”成了危机的受害者

　　面对西方目前的困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为，“民主信仰”成了金融危机后的一个受害者。改或不改都很难的事实所揭示的，正是西方政治制度的问题。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发表的《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一文发出疑问：是不是现代民主无法提供一个解决当今问题的政治机制?

　　西方民主政治实际上是选举政治。为了赢得选举，各政党往往罔顾经济客观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竞相向选民作出不切实际却能讨好选民的承诺，这样的招数屡试不爽。在选票至上原则主导下，政府被选票绑架，受制于短期民意和舆论，很难推出触动选民既得利益的改革举措。短视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痼疾，“短期效应凌驾于一切之上，催生追逐短期利益的行为，市场、政治和媒体无一例外”。美国《新闻周刊》载文说：“现代民主制度的弊病是：它不能为了长远利益而将短期痛苦强加于人。”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实质就在于此：为迎合选民，历届政府都只管“点菜”，却不管“买单”，不断推高福利，最后走上借债度日的赤字财政;明明是寅吃卯粮、债台高筑，但是在改革可能导致政府下台的压力下，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久拖不决，以至于积重难返。明眼人看得很清楚：西方国家现在是在吃老本，吃它们上百年来积累下的老本。但老本总有吃完的时候，真到了最后“买单”的时候，危机就不可避免。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刊文认为，经济危机使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不仅质疑自己的经济制度，而且“怀疑自己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包含严重的、可能无法修复的缺陷”。美国著名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最近为《外交》杂志撰文，质疑美国的政治制度到底能不能确保为应对危机而进行的改革取得成功。曾当选《科学美国人》2002年美国50位最重要预言家的劳伦斯•莱西格教授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陷入一场严重危机。《德国金融时报》网站文章则直言，债务危机或致欧洲民主制度崩溃。盖洛普民调显示，54%的美国受访者在诚实和伦理标准方面给予国会议员较低或非常低的评价，名列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一的汽车推销员相差无几，从一个侧面表明“美国人对民主制度渐渐失去了信心”。欧洲民众同样因为执政党施政无方、丑闻不断、乱象纷呈而感到失望。意大利最近的民调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公众对本国执政党的信心在4%到10%之间徘徊。

　　虽然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引用了肯尼迪总统的名言——“宪法并未让我们成为权力的竞争对手，而是共同进步的伙伴”，但事实上，民主、共和两党恶斗几乎让美国政府瘫痪。第112届美国国会成为数十年来通过法案最少、最无业绩的美国立法机构。弗朗西斯•福山最近也就民主政治体制“效率低下”提出反思：美国是否已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都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从而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福山提醒说，不能忽视的是，我们“成立政府也是为了发挥作用和作出决断”。

　　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幻灭，让欧美民众越来越多地利用街头政治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示威民众不仅提出“反紧缩、反削减、要就业”等经济社会诉求，还打出了反对政党勾结、变革现行政治制度、实施真正民主的旗帜，强烈表达他们对现行政治制度的不满。在非洲、拉美、中东和原苏联地区，西式民主近年来也在衰落。有人认为原因在于它未能促进经济繁荣，也没给民众带来福祉。也有人认为，“代价昂贵”是西方民主制度在全球尤其是亚洲衰落的原因，因为民主通常意味着争论不休、举棋不定、效率低下，而且需要拿繁荣作代价。

　　2011年，比利时的一批知识分子发表了《千人集团宣言》，对西方民主没有与时俱进提出批评：“民主是活着的有机体，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而且，“这决不仅仅是比利时的问题。”

　　在西方民主制度遭遇“信仰危机”的同时，很多西方学者、政要、商界人士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风险投资家李世默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指出，如果中共十八大的战略规划能够一一实现，那么有朝一日2012年就可能会被视作是一种理念的终结，即认为选举式民主是唯一合法和有效的政治治理制度。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明白，民主并不能解决它们所有的问题。对于它们来说，中国的例子是重要的。“中国模式的成功确实表明，只要符合一国的文化和历史，许多政治治理模式都可以成功。中国成功的意义不在于向世界提供一种替代模式，而在于展示其他的成功模式是存在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58期，摘自2013年第10期《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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