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翼如何利用幽默和烂梗文化巩固意识形态霸权

极右翼的文化战争

在社交媒体时代，极右翼势力日益擅长借助幽默与模因文化达成政治目的。当仇恨言论披上讽刺的外衣，排外情绪以戏谑方式呈现，法西斯主义通过笑料传播，主流社会往往难以作出有效回应。

2025年1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职典礼期间，其盟友兼顾问埃隆·马斯克做出一个被广泛解读为纳粹敬礼的手势。这一举动在网络上引发激烈争议。部分观察者认为该手势暗示对极右翼意识形态的认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误读。面对批评，马斯克以一系列涉及纳粹人物的双关语回应，进一步激化了舆论分歧。

几乎同一时间，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者提出宣传口号“Alice für Deutschland”(“爱丽丝德国”)，以支持该党重要人物爱丽丝·韦德尔。这一口号与纳粹冲锋队(Sturmabteilung)的格言“Alles für Deutschland”(“一切为了德国”)在措辞上高度相似，引发外界对其意图唤起民族主义情绪的担忧。

在法国，一首人工智能生成歌曲《Je partirai pas》(《我不会离开》)在TikTok平台上迅速走红。该曲调与支持极右翼移民立场的言论形成呼应。视频内容将抗议强制驱逐出境的画面与欢快旋律结合，歌词则表达明显的排外立场。这首歌曲在社交平台上被广泛用于支持“国民联盟”主席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的竞选活动——他在TikTok上拥有逾两百万粉丝。

上述事件均引发了典型的公众反应：愤怒、否认与话题转移。马斯克称批评者缺乏幽默感，反应过度;“德国选择党”支持者声称纳粹暗示纯属巧合;而《Je partirai pas》则被包装为自然的文化表达。然而，将这些现象联系来看，不难发现一个清晰的趋势：极右翼正在策略性地运用幽默与讽刺手段，逐步模糊社会对极端主义思想的警觉，推动其在公共舆论中的正常化。

用笑声打破禁忌

极右翼运动早已深知，打破社会禁忌是吸引注意、重塑公共规范的有效方式。在数字文化语境下，幽默成为实现这一策略的关键工具。笑话如同一面防御盾牌：当某一言论引发强烈反对时，其支持者往往可以轻描淡写地回应为“只是个玩笑”。这一策略通常被称为“边缘领主”(edgelording)行为，即借幽默之名发布挑衅性、越界或冒犯性内容，以此扩大并正当化极端叙事。埃隆·马斯克的言行即表明，这一策略已被部分主流公众人物所采纳。

今日，曾经直白的仇恨口号在“幽默”的包装下卷土重来，凸显了极右翼如何将幽默工具化，转化为传播意识形态的武器。2023年，德国叙尔特岛发生的一起事件堪为典型。一群来自特权阶层的年轻人被拍到在派对上，伴随着吉吉·达戈斯蒂诺的欧陆舞曲《永远的爱》旋律，高喊“外国人滚出去，德国归德国人”(Ausländer raus, Deutschland den Deutschen)的口号。该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发广泛谴责。

然而，这一事件并未阻止相似行为的再现，反而引发了一系列模因效应，进而演变为一种网络趋势。这句源自20世纪90年代德国新纳粹暴力事件的种族主义口号，在传播过程中被去历史化、去政治化，转变为一种“参与式笑话”，并在私人聚会及公共节庆中反复出现。这一转变表明，当幽默被用作表达手段时，公众对仇恨性言论的敏感度正在下降。

类似的策略也在其他国家得到应用。

在印度，印度民族主义团体通过幽默化的 WhatsApp 表情包传播反穆斯林情绪，常以讽刺为掩饰，弱化其排他性政治言论的攻击性。政治戏仿歌曲——包括嘲讽反对派领导人、歌颂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作品——在数字空间中推动民族主义言论的常态化。同样，在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亦频繁使用幽默策略，掩饰其争议性立场。其中最具争议的例子是他发表在社交平台上的“金色淋浴”推文，被广泛解读为对 LGBTQ+ 群体及左翼文化的嘲讽。类似于德国 Eurodance 音乐被用于传播种族主义信息的案例，博索纳罗的支持者也常将流行歌曲改编为极右翼版本，以娱乐形式包装极端主义信息。在

这类语境中，幽默不仅降低了外界对仇恨性内容的警惕，还使批评者面临“过于敏感”或“缺乏幽默感”的指责，从而削弱了对偏见言论的有效反驳。

元政治

先塑造文化，后塑造政治

极右翼能够通过幽默将激进思想主流化并非偶然;这是被称为“元政治”的更广泛的意识形态策略的一部分。这一概念由二战后欧洲的极右翼思想家发展而来，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论。

该概念认为，在获得政治权力之前，运动必须首先赢得“文化之战”——塑造公共话语、影响语言并重新定义社会可接受的范畴。1945年后，法国的阿兰·德·贝努瓦以及德国的阿明·莫勒和格茨·库比契克等新右翼思想家试图创造一种极右翼意识形态，既能与残酷暴力的新纳粹主义保持距离，又能将民族主义和仇外思想纳入主流。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元政治赢得对人心和思想的控制。

在数字时代，幽默已成为极右翼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工具。从欧洲的身份主义者到另类右翼“喷子”，例如英国极右翼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前主编米洛·雅诺普洛斯，以及新纳粹网站“每日冲锋者”(The Daily Stormer)的创始人兼主编安德鲁·安格林，诸多极右翼活动者均将互联网文化视为其传播策略的重要载体。

正如安格林在其文章《普通人指南：另类右翼》中所言：“种族歧视言论……应当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表达——就像每个人都会笑的种族主义笑话，因为它是真的。”在这一语境中，表情包、口号与讽刺性语言不仅降低了极端思想的传播门槛，也提升了公众的接受度。它们鼓励用户参与、分享甚至“加入玩笑”——即便并不完全认同其中蕴含的信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策略有效推动了“奥弗顿之窗”的位移，即扩展了主流社会对可接受言论范围的界定。

数字流行文化与病毒式传播的政治

社交媒体平台进一步放大了这一传播机制。模因的病毒式传播特性使得信息得以越过原始受众，进入更广泛的传播路径。某一表达被反复转发和引用——无论出于幽默、愤怒或随意提及——其内容便更容易融入主流文化语境，逐步削弱其原有的政治色彩。这一机制在现实中带来了具体后果：在叙尔特岛事件中，那些在派对上高唱种族主义口号的年轻人，可能并未被认定为极端主义者。然而，他们所参与的，正是一种通过社交媒体精心构建的“趣味种族主义”文化。同样，那些随意转发极右翼幽默内容的人，虽然未必认同其立场，却在无意中参与了其扩散过程。一个起初看似无害的“玩笑”，最终可能演变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信仰。

表情包、口号及其他形式的数字流行文化，常被极端主义势力用作“意识形态试验场”，其目的在于以轻松、易于接受的形式渗透激进内容。例如，带有讽刺意味的重复性种族刻板印象，即便出于“玩笑”之名，也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刻板观念的根植。TikTok、Telegram 和 X 等平台上争议性表情包的高速传播，表明当极端主义内容被幽默化处理后，其扩散速度与影响力显著增强。

这一现象的影响早已超出虚拟空间，并扩展至国际政治领域。在2025年于华盛顿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上，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伊向埃隆·马斯克赠送其象征“对抗官僚主义”的标志性电锯。马斯克随后模仿米莱伊的竞选动作——挥舞电锯——并笑称：“我成了表情包。”

右翼喜剧情结

幽默与政治始终息息相关，但笑话与严肃的政治观点之间的界限却日益模糊。类似“骗子”的行为——用讽刺、挑衅和恶作剧取代传统的政治辩论——正在改变政治的运作方式。

研究员马特·显凯维奇(Matt Sienkiewicz)和尼克·马克斯(Nick Marx)描述了一种“右翼喜剧情结”的兴起，其中反动的脱口秀喜剧演员、讽刺网站和播客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不断突破社会可接受的界限。它们至少通过两种方式改变政治：首先，通过讽刺的“动员力量”动员民众;其次，拓展了公开表达的界限，避免引发普遍愤怒。

在《白人笑话的灵魂》一书中，研究员劳尔·佩雷斯(Raúl Pérez)揭示了幽默的恶意一面。当仇恨被讽刺包裹，仇外心理被讽刺，法西斯主义被笑话包裹时，主流社会难以有效应对。

现在怎么办?

应对极右翼的幽默问题，仅仅愤怒是不够的。道德上的愤怒反而可能被他们利用，助长他们关于受害者和反抗的叙事。有效的应对措施需要将数字素养、战略性反击信息和平台监管结合起来：媒体和讽刺素养计划应该教育人们——特别是年轻观众——如何利用幽默和模因来推动政治议程。

反模因和讽刺可以有效地揭露和嘲笑极端主义叙事的荒谬性。媒体公司需要认识到他们的算法如何放大有害内容，并采取措施打击极端主义网络。然而，大型社交媒体公司最近宣布的举措——例如Meta终止其事实核查程序——却指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政治中关于幽默的争论，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意义的争论：谁来决定什么是可接受的话语?说到底，笑话绝不仅仅是笑话——它们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时甚至改变了它。随着极右翼势力继续利用幽默来推进其议程，我们必须保持警惕，质疑我们所听到的笑话及其背后的意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防止幽默成为仇恨和不宽容的烟幕。

作者

Mirco Göpfert是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教授

Konstanze N'Guessan是美因茨大学社会人类学和非洲研究系的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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