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正确看待和恰当应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几对关系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就可以正确看待和处理中美贸易摩擦及中美关系。
(一)坚持原则与必要妥协
有同志认为，美国当局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已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本质，我们不应对美国有任何妥协，无非再关起门来重过几年苦日子，完全依靠自力更生，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也有同志认为，我国目前所有问题的解决全部取决于国内GDP能否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韬光养晦战略方针毫不动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美国摊牌、决裂;只要我们始终一心一意埋头做好国内经济工作，再持续发展几十年，其他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有同志甚至还认为，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搞好中美关系作为中国核心利益里的核心加以维护，甚至不惜牺牲我国部分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以换取美国当局与我国的战略共识，为我国进一步赢得新的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期。以上看法，都值得商榷。
为了回答要不要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做出必要的妥协这一重要问题，很有必要重温列宁和毛泽东当年的相关论述。1920年4—5月间，针对当时有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同德国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国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列宁在其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对待的孩子气”;“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1];“……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2]1922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指出：“我们迁就资本主义强国而作的许多让步，使它们有充分的可能同我们来往，保证它们的利润，有时可能是比应得的更大的利润。”[3]
1945年8月26日，在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前两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中指出：“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毛泽东还说：“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4]
尽管当今中美贸易谈判与当年列宁、毛泽东所谈到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甚至有的方面有本质的不同，但有些原则性做法很值得我们今日借鉴。1949年3月，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5]1957年11月，毛泽东说：“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6]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现状，是几十年来两国各自需求发展的必然结果。1971年8月，美国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接着，美国开始搞所谓的“金融创新”。1978年12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逐渐走上了“世界制造工厂”的发展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讲，经过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美两国经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事实上的相互依存的状态，这在短时间内不应也难以改变。正因如此，2019年2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华美国贸易代表时说：“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双方经贸分歧和摩擦问题，我们愿意采取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推动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当然，合作是有原则的。”[7]我国政府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时做出必要的妥协，以换取其他方面更加重要的利益，这是正常的。那种认为在与美国谈判时不能做任何妥协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同时也是极其错误的。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特定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24字方针，后来又增加了“有所作为”4个字，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还可以把这一方针简化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8个字，但绝对不能仅仅理解为“韬光养晦”这4个字。必须明确，韬光养晦仅仅是手段，而有所作为才是目的，不能把搞好中美关系理解为唯一目的。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合作是有原则的。”[8]中美合作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合作，不能认为中美合作本身就是目的、是第一位的，而中国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第二位的，是为建立良好的中美关系而服务的。这样理解，就完全背离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外交原则。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我国已经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两个大局亟待统筹。不能仅埋头国内经济工作，甚至仅一心一意维持GDP的增长，这样下去不仅无法维护GDP的持续增长，还会在不久的将来为我国稳定发展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
目前的格局表明，我国政治的稳定程度高于美国、稳定期也长于美国，预期也好于美国，这就给我国尽可能管控好中美矛盾和尽快发展自己的战略期赢得了时间。自2017年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美虽在就业率、股票市场、净资产与可支配收入比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攀升，但其股市已处于周期高位，减税使全球美资回流的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其国债利率倒挂，强势美元走弱，使得美国并没有实力彻底封闭自己、孤立别人，一时无法改变在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格局。而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道义上的强大优势，人口、产能和市场体量较大、较多的优势等，都决定了我国不是美国和西方跨国资本联合起来用硬实力所能击垮的对象。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随着它们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危机的逐步到来，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会采取历史上采取过的甚至从来没有采取过的各种软硬手段，图谋搞垮我国。
我们当然希望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我们也必须与世界上一切国家进行全方位的外交，并尽最大努力争取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合作。但我们也会牢记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所指出的：“现在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是截然不同的任务。我们现在对一切都要计算”;“处在资本主义环境里，我们应当计算怎样保证我们的生存，怎样才能从我们敌人那里获得利益。敌人当然是要讨价还价的，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讨价还价，而讨价还价是为了占我们的便宜。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决不会幻想某某地方的生意人会变成羔羊，而且会白白给我们各种好处”。[9]正因如此，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原则必须坚持。什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在国内，最为主要和根本的，一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对外关系上，就是坚决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捍卫国家政治经济金融安全和发展利益。在与美国的谈判中，牢记毛泽东关于在与美国对抗问题上要防止“左”的倾向、在与美国合作问题上要防止右的倾向的思想，坚决打破美方企图通过西方所谓规则规制诱导甚至倒逼我国进行所谓的“结构性改革”，让我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10]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11]如果套用这一原则，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我们能让的可以让，必要时可以让;但不该让的我们坚决不让。美国当局曾利用中美贸易摩擦，企图引诱我国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做无原则让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坚决捍卫我国的核心利益，从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在仅仅10个月的时间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接连四次访问我国，这就打乱了美国当局的战略部署，为争取东北亚和平和我国周边安全乃至新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胜利。
我们坚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知己知彼、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并进退有度，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把坚守的原则与必要的妥协结合起来，把眼前利益与长远根本利益结合起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以斗争求合作，则合作存，我国一定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共赢者甚至是胜利者。
(二)坏事还是好事
中美贸易摩擦如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好像是突如其来。从此出发和认定问题，则往往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如同国际金融危机一样，是绝对的坏事。从一方面说，这一看法完全有道理，因为中美经济贸易联系已经十分紧密。从第一产业看，美国是世界上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均耕地10亩多。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排在世界第126位以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39亩，美国人均耕地面积是我国的7倍多。我国肉禽蛋奶和食用油等副食主要靠进口解决，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约为30%，农产品中的大豆进口依存度高达85%，美国大豆出口依存度50%且约25%的大豆出口至中国。就是国内产的肉禽蛋奶等，也有相当比例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从第二产业看，目前在美国户外休闲业进口产品中，41%的服装、72%的鞋靴和84%的旅行用品来自中国。中国生产的玩具、箱包和家具分别占美国市场的86%、61%和44%。目前在中国使用的苹果手机多达3.1亿部，是美国使用苹果手机的两倍以上。中国已经购置1000多架波音公司飞机，现在在中国运营的商用喷气式客机中50%以上是波音飞机。从第三产业看，2008年以来的短短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债务已经从10.6万亿美元跃升到22.01万亿美元，而中国目前持有量为1.12万亿美元。美元若升值，不仅中国出口换汇会减少，而且外资还可能较大规模流出;美元贬值，中国外汇储备会缩水。一般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回报率为22%，2008年美国在中国投资回报率却为33%，而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仅为3%—4%。美国是全球最大贸易逆差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占比8%)、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占比21%)和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占比47%)。中国也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12]美国当局与世界特别是与中国开展贸易摩擦，必然会极大地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必然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13]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一定条件下”，就是要发挥正确的主观能动性。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这是坏事。但是，多灾多难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壮大，催生了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促使中国人民普遍觉醒，这才诞生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又是好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与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仅凭道理教育不了人，没有灾难就没有辉煌。1965年2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在《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的出版说明中引用了毛泽东如下的话：“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还有反面教员”;“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14]
正因如此，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我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15]
从另外一面讲，如同抗日战争一样，中美贸易摩擦越持久、越惨烈，越能教育中国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长期以来，帝国主义者总是把自己打扮成文明的、高尚的、人道的化身，欺骗了不少人。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当局越是不讲道理，越是做出出格之事，对我国来说越是坏事，但又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霸权主义的本质，坏事就能够变好事。强大而又蛮横的敌人，恰恰就是最好的老师。美国每一次对中国赤裸裸的捣乱，都能起到这种作用。1948年8月，面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封锁威胁，毛泽东曾经说：“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1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航天业一直是西方封锁的重点，但现今我国的航天业已是全球的领跑者。在今后一些年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将会经历更多风雨，经验更加丰富，中国必将会更加强大。而个别自以为是的霸权主义国家却常常事与愿违，一直在无意间做中国“最好的老师”。
(三)偶然还是必然
有同志把美国发动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善意”而又简单地归结为中国过早宣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规划，宣布了“2025制造”规划，甚至归结为“厉害了，我的国”这样一句口号的提出;有同志把美国发动的贸易摩擦的原因归结为我党隆重纪念了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等。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就不会刺激美国，就不会有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发动的贸易摩擦是中方考虑不周、没有坚持“韬光养晦”的方针造成的，是一次偶然性事件。
上述看法是错误的，可以休矣!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开辟道路。中美之间突发的贸易摩擦，从表面看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在起支配作用。早在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时说：美国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17]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18]美国政府不断更换班子，但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这一根本企图从来也没有改变过。认清这一点，异常重要。笔者认为，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摩擦仅仅是也只能是手段。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才是美国的根本目的。
美国之所以发起贸易摩擦，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现行全球贸易格局不利于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美国已经长期处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主导之下，但以美国的体量特别是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等，制造业的空心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产出比例的失衡等必然使其实体经济难以支撑整个经济体的正常运转，也必然使得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烈度不断提升，最终伤及其竞争优势。
注释：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4页。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页。
[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7]《习近平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人民日报》2019年2月16日第1版。
[8]《习近平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人民日报》2019年2月16日第1版。
[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5页。
[10]《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页。
[11]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
[12]以上主要数据来自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李长久研究员。
[1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
[14]《〈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的出版者说明》，《人民日报》1965年2月26日。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170页。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页。
[1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页。
(本文原载王伟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暨当代国际形势研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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