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革命引发内乱导致中国被瓜分的吗？

自甲午战败特别是胶州湾事件后，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日益增强，“列强瓜分中国”的舆论广为流传。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方式的改变及各国均势等因素，列强未能瓜分中国。上述现象迷惑不少国人，如梁启超所言，他们“奔走相庆，趋跄恐后，以为列强爱我、恤我、抚我、字我，不我瓜分而我保全，我中国亿万年有道之长定于今日矣”。然而在义和团运动前，梁启超已经看到列强侵略方式的改变，提出“有形—无形瓜分”论，揭示列强“无形之瓜分”的手段和本质，强调“无形”更惨于“有形”，还指出侵略方式的转变不意味着列强完全放弃对中国行“有形之瓜分”，中国若“不能自强、不能自保，则无论迟早，而必有爆裂之一日”。有识之士以为，列强均势被打破之日，即中国遭瓜分之时。随着革命形势高涨，部分立宪派担心革命将引发内乱，进而打破列强均势，“革命瓜分论”因此不胫而走，不仅成为反对革命的重要论据，而且深刻影响各党派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选择。

以往学界对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瓜分论”关注不多，对其与辛亥革命之关系论述尤少。本文拟系统梳理“革命瓜分论”的形成、革命派的应对及此论对辛亥革命进程的影响，深化对辛亥革命得失的认识。

一、“革命瓜分论”的形成

“列强瓜分中国”论自胶州湾事件后即成为一股强劲舆论，“革命瓜分论”则随革命思潮出现而产生，并随革命思潮传播逐渐系统化。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维新士人逐步分化，革命力量增强，革命呼声渐趋高涨。此时革命思潮不仅在诉求上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民变”，而且主体也全然不同，如康有为所言，“向者不过变自小民，今则变自士夫矣”。“士夫”相较“小民”的一大优势就是拥有话语权，这一优势在近代中国报刊出版业大发展的背景下更为突出。与以往“民变”私密运作、唯恐走漏风声不同，此时革命派公开发声、大造舆论。个中原因，章太炎在《序〈革命军〉》中说得很清楚，“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他认为邹容的《革命军》“以叫咷恣言，发其惭恚”，“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以革命宣传为“义师先声”，吸引更多“材士”加入队伍，也是他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中吸取的教训。

革命派1901年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是较早公开宣传革命的刊物，刊发《中国灭亡论》《亡国篇》《正仇满论》等文章，公开号召武力推翻清政府，与孙中山等在海外的革命宣传一起，引起海外华侨关注。为此，康有为撰文批评革命主张，其中即有革命将招致列强干涉之意，认为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运械，或请外人练军，或与外人立约，或向外人乞师，“方列强竞争，虎视逐逐，今方一统，犹危殆岌岌，若吾同胞相残毁……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必先为外人有矣，若印度是也”。针对“排满”宣传，康有为认为“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满洲、蒙古，皆吾同种，何从别而异之?”更关键的是，“国人今日之所当忧者，不在内讧，而在抗外也。欲抗外而自保，则必当举国人之全力”，若“不顾外患，惟事内讧;同室操戈，他人入室”，结果必“永为奴隶，永无自立，求如今者，不可得也”。文中虽未出现“瓜分”字样，但“为外人有”、“他人入室”都为遭受瓜分之意。此文节选亦刊发于《新民丛报》上，依据《新民丛报》“印刷之数，自二千增至五千，读者之数，当自二万增至五万”的事实，可以推测康有为的驳论在国内也有一定影响。而《国民报》因经费问题，仅发行四期便告停刊，加之远在日本，在国内影响相对有限。

真正开始在国内大规模宣传革命且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属《苏报》。自1903年章士钊“大改良”《苏报》后，该报连续刊出《康有为》《客民篇》《祝北京大学堂学生》《读〈革命军〉》《新书介绍·革命军》《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文，公开疾呼“排满”革命。清政府因而出手镇压，《苏报》被封停。与清政府行动相比，反对革命的议论出现更早。《苏报》革命宣传开始后不久，《中外日报》连续刊载《革命驳议》一文，核心论点即“革命瓜分论”：“中国今日必不可以言革命，一言革命，必启内乱。一启内乱，则外人必乘虚而至，将借保护财产之说，以行其扩张权利之计，而大地陆沉矣。”革命—内乱—保护财产—干涉陆沉，即是“革命瓜分论”的基本逻辑。该文进一步分析外人干涉的几种情况，一是列强助官兵，则官兵必胜，列强必索酬于清廷，“其地之管辖权即永不复为我有。东三省之已事，其前鉴也”;二是如菲律宾，列强助革命党，官兵必败，但成事后，中国之土地终为列强所有。无论谁胜谁负，西人都坐收渔翁之利，“不啻我为前驱而引西人入内，使瓜分吾地也”。

从立论依据和逻辑看，“革命瓜分论”并非虚词恫吓、无中生有。菲律宾革命的教训近在眼前，内部变革引发混乱、外族趁机入侵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也不鲜见。尽管此变革非彼革命、此外族非彼列强，但逻辑是一致的。以彼例此，人所共喻，引起不少共鸣。更重要的是，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决定他们不可能坐视任何以推翻其傀儡——清政府为目标的革命，如何处理推翻清王朝和防止列强干涉之关系，是革命派必须面对的问题。《革命驳议》是立宪派“革命瓜分论”较早的系统表达，对此后反对革命论述的影响较大。当然，“革命瓜分论”片面强调革命可能的后果，避而不谈清政府作为“洋人的朝廷”无法维护国权和列强早已通过清政府“无形瓜分”中国的现实，仍寄希望于光绪帝“圣主当阳，内修政治，外联邦交，中国犹有可为也”，显示出维新派对清廷的幻想和惧外进而对外妥协的倾向。

而后，随着《苏报》宣传《革命军》相关文章刊发及《革命军》一书流传，反对革命的声音更为强烈。江苏士人于鬯纠集其芸香草堂众多弟子分别撰写《革命驳议》共21篇，于1903年结集成书，次年出版。于鬯及诸弟子思想新旧程度不一，多对西方的革命学说、革命源流有所了解，但无一例外反对革命，革命“召瓜分之祸”正是他们立论的重要依据。陈象贤称，“若人之革命必无有成，吾恐他人之革命缘之起事也”，所谓“他人之革命”即列强之瓜分：“俄则革命于黄河之北，德则革命于黄河之南，英则革命于长江一带，日本则革命于闽浙之间，法则革命于滇粤之地”，“徒倡革命之说，以召瓜分之祸，亦何乐而为哉!”吴孝仁批评倡言革命者“不审时势”，“自紫髯碧眼儿闯入剥削我权利，犹未足，甚至欲瓜分我土地，是今日之为患者欧美人也”，若汉人与满人争，“白人从而干预，中国之为中国将不可问矣”。杨鼎盛担心，“中国无事，各国犹倡言瓜分”，一旦“内讧既起，外侮遂乘，竟实行瓜分之事”，结果必是“国且折入于外人之手，清命虽革，中国灭亡矣”。对“排满”问题，于鬯诸弟子虽有涉及，但驳论不深，往往指“排满”为妄为逆，为“诱惑人心”、图谋天下，没有将之与瓜分联系起来。

于鬯师徒《革命驳议》出版时，《苏报》已封停，无法与之辩论。但此前《中外日报》的驳议引起《苏报》重视，驳文刊出不久，《苏报》就连载反驳文章《驳〈革命驳议〉》，称《革命驳议》“洋洒万千，而莠言荧听，最足破众庶之胆而短英雄之气者，则曰外人干涉而已”。但是，《驳〈革命驳议〉》只表示“夫干涉亦何足惧，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以自立于抟抟大地之上，与文明公敌相周旋，则炎黄之胄，冠带之伦，遗裔犹多，虽举扬州十日嘉定万冢之惨剧重演于二十世纪之舞台，未必能尽歼我种族”，以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面对瓜分。据柳亚子所言，驳文是章太炎、柳亚子、蔡寅、邹容四人的集体创作，但即便是四人合力，却既未能否认列强干涉之可能，也没有提出应对干涉瓜分的措施，说明革命派对此问题的思考尚不成熟。

这种不成熟在章太炎所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也有体现。此文是针对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书》的驳论，但其对列强干涉可能的回应同样无力，仅表示：“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他所设想的避免干涉之方，是在西部数省建立革命政府，“百度维新，庶政具举，彼外人者，亦视势利所趋耳。未成则欲取之，小成则未有不认为与国者，而何必沾沾多虑为乎?”空想色彩较为明显。

“革命瓜分论”出自革命思潮刺激，并在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较量中趋于系统化，以梁启超、杨度的论说最具代表性。

首先，梁启超系统论述列强干涉革命的可能，认为有两种情况：一是“革命军起即被干涉者”。只要革命爆发，列强就可能行干涉瓜分之策，乘机扩大其在华权益，“若中国民间而有暴动，是即予彼等以最良之机会也”。若清政府不能“平乱”，“外国则或俟现政府之请求然后干涉焉，或不俟其请求而先干涉焉”。一旦一国出兵，均势即被打破，瓜分随之而起。二是“革命有自取干涉之道者”。革命不可避免地导致“排外”、列强商业利益受损、“自然暴动”，为干涉提供借口。一方面，革命发生后，无论如何文明，都不能保证没有“闹教”之事发生，“排满之心理，恒与排外之心理相连属”，必然引起干涉。另一方面，即使无“闹教”，但因有“暴动”，列强在华商业贸易必受影响，同样会出而干涉。最危险的是，旧政府既倒新政府未立、人民生计憔悴之际，“乱机已动，人人以好乱为第二之天性，自然的暴动陆续起”，“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而外国之干涉乃起”。基于此，梁启超断言，“今日昌言起革命军者，其结果小之则自取灭亡，大之则灭亡中国，无损于满洲人之毫末，而徒予外国人以莫大之机会”。立宪派类似言论还有很多，但均未超出他的框架和水平，故不加赘述。

其次，针对革命派“排满”主张，梁启超于1903年提出“大民族主义”论。他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建设现代国家、抵御列强有害而无利，应“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之后他进一步强调“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某种程度上说，梁启超关于列强瓜分的忧惧加速了他“中华民族”设想的成型：“排满”隐含内部分裂的危险，中国要想不被瓜分，只能合各族为“一大民族”与列强对抗。“大民族主义”论具有维护国家统一、抵制分裂的积极意义，是继康有为后对革命派“排满”主张的最有力驳论。

杨度主要聚焦革命将因“内部瓜分”而导致“外部瓜分”的严重后果。在他看来，中国实行“民主立宪”有两大困难，一为满蒙回藏人之文化，不能骤然等同于汉人;二是汉人兵力不能骤及于蒙回藏之地。一旦革命党人以革命行民主立宪，满人“无复有土地之可守，必以反抗而尽败灭”，“以旧政府初灭、新政府未强之际，其兵力必不能制服各族，使仍为我领土”;蒙回藏也将以“民族主义”相对抗，“乘此以解纽而各离立”;汉蒙回藏四族“分为四小中国”，唯有汉族能立国，不能立国者则将为强国所并，俄必得蒙与回，英必得藏，法德日“必下手于二十一行省，其影响遂波及汉人之国，亦就灭亡。以内部瓜分之原因，而得外部瓜分之结果”。基于此种认识，杨度认为，“一言立宪，则以就现有之君主立宪为宜，而以满汉平等，蒙回同化，以实行国民统一之策焉”。之后，他在《金铁主义说》中强调，革命后，“中国固有之一统土地，必当分裂为数国，蒙回藏地各为一国，与汉人所组织之国家彼此不相统属”，“俄既入蒙回，英必入藏，法必入滇粤，而汉人之土地亦将不保，直以内部派分之原因，而得外部瓜分之结果”。

当时，多数革命党人将“排满”作为革命动员的手段而非目的，但也有一些革命者以“大汉族主义”相号召，将满人视为“异族”，盲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以“合同种，异异种”的逻辑建立“汉族新国家”。革命派推翻清政府的努力值得称道，但其“民族主义”宣传与中国汉满蒙回藏各族共生共融的历史和现实相抵触。梁启超“大民族主义”论和杨度因“内部瓜分”得“外部瓜分”之结果的论述，提醒革命派在推翻清政府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必须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可以说，“革命瓜分论”至此形成一股强劲话语。虽然立宪派对内维护清朝统治、对外消极避祸，已落后于历史潮流，但“革命瓜分论”提出的“革命损害各国利益而遭干涉”、“清政府求助外国干涉”及因“内部瓜分”得“外部瓜分”之结果等可能，符合时人认知和历史逻辑，引起强烈共鸣，对革命宣传与事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如汪精卫发觉：

近日忧时之士，怵于国力之弱，外侮之烈，惴惴然相惊以瓜分，而不知所以救之，则以为中国无内变则已，内变一作，适足为外侮之媒，于是咸以革命必召瓜分为虑，此不独反对党常言之，即深明民族民权之大义者，亦往往以对外困难之故，咨嗟却顾，而不敢遽赞同革命之业。

他们之中，有“自托于老成持重而以逆臆之危辞，恫喝国民，沮其方新之气”者，有“别有怀抱者”，“即真有爱国之诚者，亦荧于听闻，而摇惑失志”，“流毒所播，不可谓细”。革命派人士汪东也看到，列强干涉问题“诚中国前途之隐忧，而足使倡言革命者灰心短气者也”。欲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促进革命发展，必须对“革命瓜分论”作出有力回应，特别是要对革命中可能发生的外来干涉和国家分裂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应对方略。

二、“革命杜绝瓜分论”的提出

面对“革命瓜分论”的强势冲击，革命党人经过准备，提出一套颇为系统的驳论。据胡汉民回忆，“尔时列强间瓜分中国之声不绝，保皇立宪派人常挟此以为恫喝，谓革命即召瓜分，其言足以惑众。先生(指孙中山——引者注)乃口授精卫为文驳之，题为《革命不致召瓜分说》”。“足以惑众”说明“革命瓜分论”影响之大。孙中山亲自出面领导组织，可见驳论对革命党人的重要性。革命党人先后以《民报》和《中兴日报》为阵地，从列强瓜分中国的起因、杜绝瓜分的手段等角度入手，不仅批驳“革命瓜分论”，还提出“革命杜绝瓜分论”，论证革命正当性和合理性。

首先，革命党人指出，列强瓜分中国与否，根本上与中国是否革命无关。汪东强调，中国之所以面临瓜分危局，是因为清政府不能维护国家主权，列强乐于存此“桃梗土偶”之旧政府，便于窃盗，如果说“窃盗不足以亡中国，愚又甚于孩提之童也”。汪精卫认为，中国的瓜分之祸起于数十年前革命未兴之时，“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秉政”。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是中国遭受瓜分的根源之一，故而“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从追溯瓜分原因入手，革命派不仅否认“革命将召瓜分”之说，而且成功建立清政府与列强瓜分之间的因果链，为革命提供合法性。

其次，革命党人提出，革命不是“召瓜分”的原因，而是“杜绝瓜分”的手段。孙中山即指出，革命是避免瓜分的不二法门，“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汪东进一步分析道，“木必自腐，然后虫生，外人之所以敢觊觎中国者，以中国政府之敝败也”，故而只有“以兵力”推翻之，才能去其敝败，“瓜分之途塞”。“列强之所以磨牙厉齿”，是因“吾之不动如死，气息微细”，只有我国民“张耳目，振手足”，“使民气稍张”，列强才能“骇而却耳”，推翻清政府与振作民气均有制止瓜分之效。署名“龙腾”的革命党人将“排满与瓜分”之逻辑关系归纳为“(甲)瓜分不因于排满，(乙)不能排满必瓜分，(丙)能排满即杜瓜分”，“无论列强之明瓜分、暗瓜分，而满人皆为其导引线。故能排满，所以去瓜分之导引线也”。汪精卫认为，庚子事变中八国由“瓜分主义”变为“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主义”，“非满洲政府能使之然也，一由于各国间维持势力平均，二由于知我国民之情实，虑瓜分之难行也”。此正是“中国乘时自立之机会，而非可恃以为长治久安”，此后十年，中国能否避免有形之瓜分，全视“我国民之能革命与否”，“苟不革命，无异于坐待瓜分”。经历义和团运动，革命派对列强和中国自身都有新的认识：列强没有瓜分中国，显示出其对华政策的转变，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则昭示中国民气可用。他们坚信，革命乃摆脱瓜分、实现中国长治久安的唯一手段。

最后，革命党人以土耳其、摩洛哥革命而未遭瓜分的事实，证明革命不必然招致瓜分。土耳其、摩洛哥与中国一样，都是因列强均势而得“保全”，而两国最终得以不亡，关键在于革命。两国革命为革命派提供“革命可以杜绝瓜分”的绝佳例证，汪精卫不无底气地说：“中国今日之情势，与土耳其同，以彼证此，洞如观火，安用一闻革命军起，即恐怖皇骇，发声若雌鸡，而相惊以瓜分为也”。孙中山也因土、摩革命成功而对中国革命信心倍增：“近东病夫之土耳其瓜分问题已由革命而解决，无名之摩洛哥干涉问题亦由革命而解决，中国岂异于是哉?!”在革命党人看来，土、摩两国革命比康梁所举法国大革命更具说服力，不能因法国大革命招致干涉而断言一切革命都不可行，“法国之革命，有利有弊，而其弊又非必不可逃避者也”。

在厘清革命与瓜分逻辑关系的同时，革命派还批驳反对者的夸大污蔑之词。如对“各国借口于内乱而行瓜分”之说，革命党人以义和团运动引发所谓“内乱”但没有导致瓜分为例，说明列强瓜分与否不必然以内乱为借口，颇具说服力;对“革命军依靠某一国，均势被打破，干涉之局成而瓜分至”的说法，革命党人明确表示，革命军纯任自力，不依赖外兵。辛亥革命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对立宪派的合理质疑，革命党人则提出应对方案。其一，对“革命军成功，则各国前此由满洲政府所得之权利将尽失之”故而干涉之说，革命党人表示，无论战时还是战后，都将依国际法行事，承认条约规定的各国权益。在随后颁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对外宣言》中，革命党人承诺此前中国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继续有效、偿款外债照旧承认、所有外人既得权利一体保护、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区内之人民财产等。其二，反对者认为，革命军起，必然会引起“排外”，故而必招致干涉。为此，革命派提出“秩序革命”主张，强调“革命之目的，排满也，非排外也”，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也会按照国际法，尽文明国之义务，享文明国之权利。他们特别区分“自然的暴动”与“秩序的革命”，认为自然暴动确有引发排外的可能，无益于国家，也为革命党人所不取。革命党人从事的是“秩序的革命”，是对自然暴动的改良，“使之进化，道在普及民族主义、国民主义，以唤醒国民之责任，使知负担文明之权利义务，为吾人之天职”，将革命可能造成的混乱降到最低，消除列强干涉的可能。其三，革命派考虑到“革命损害各国商务而遭干涉”、“清政府求助外国干涉”等情形，但上述情形是否出现主要取决于列强和清廷的态度。故革命党人承认列强确有出兵干涉可能，表示即便如此，我国民“必痛心疾首，人人致死，无所于疑也……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也。外乘各国之均势，内恃国民之意力，既无被干涉之原因，即使事出意外，亦非无备者也，内储实力，外审世变，夫然后动，沛然谁能御之?”与立宪派维护腐朽落后的清政府相比，革命派担负推翻旧制度、推动中国进步的重任，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面对列强干涉之可能，革命派提前部署，尽量降低风险。即使最终无法制止列强干涉，革命派仍然不畏惧和放弃，勇气与担当值得称道。

对革命派提出的应对方案，立宪派主要集中批评第二点和第三点。梁启超认为革命爆发后，起义必将此起彼伏，革命党人无法保证所有起义军都能“秩序革命”;革命本身与秩序最难相容，“秩序革命”不过是“书生之见、架空之理想”，“其结果仍与自然的暴动无以异”。另外，他也对“外侮愈烈，众心愈坚”论不屑一顾，认为是“童马矣之言也，未尝一自审吾之力如何，又未一审人之力如何，惟喊杀之声连天，遂谓人之必将闻喊声而震慑也”。梁启超强调秩序革命的困难和中外实力悬殊，虽有因噎废食之嫌，但确是革命党人驳论的薄弱点，并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得到验证。

此外，革命派努力回应杨度所说的因“内部瓜分”导致“外部瓜分”问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正是为回应杨度的“瓜分论”而作。在他看来，满汉问题情况特殊，之所以要“排满”，是因清王朝统治者“覆我国家，攘我主权”，只有“满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适黄龙之府”后，才允许其“种人顺化”;蒙回藏则完全可行同化政策。针对杨度所说的“内部瓜分”，章太炎认为西藏自元之后“皆率土来宾，不烦一旅”，不会因为清朝的覆亡而分离;蒙古“亦易驯耳”;回部比较复杂，章太炎没有信心，但认为即使自离，仍“事事将求阞于汉人”，更可能是“求与汉人同化之不暇”。他虽设想满蒙回藏能“同化”为中华民国之民，却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及英俄等列强眈眈虎视之下民族分裂的潜在危险估计不足。至于“外部瓜分”之说，章太炎认为列强不会贸然瓜分中国，因为他们深知中国“地大物博”，非须臾所能制服，若四分五裂，兵连不解，更无法收拾，保全中国更符合列强利益，这也正是庚子年八国联军不瓜分中国的原因。但庚子年间中国未被瓜分，不等于革命期间列强不会在边疆民族地区趁火打劫。将希望主要寄托于列强之不干涉而非即便干涉也有足够实力抵制，失之消极被动和盲目乐观。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党人虽竭力驳斥“革命瓜分论”，但内心却不无疑虑，甚至在其内部直言不讳。1905年夏，孙中山与陈天华等人谈话，明言内乱与瓜分之关系：

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

孙中山忧内讧的原因，还是在于内讧后的“各国乘而干涉之”。1911年2月，孙中山仍表示，革命党已积累一定实力，“大功之成可以操券。所恐者，则外国之干涉耳”。陈天华在论及秦末之“革命”时说，“中国今日而革命也，万不可蹈刘、项之覆辙，而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否则亡中国者革命之人也”。革命范围求小、期日求短，避免列强干涉即为重要原因。同样是出于瓜分忧虑，革命派内部在排满问题上出现明显分化，已出现“五族共和”的潜流，黄兴、刘揆一等在革命前夕已经主张“五族共和”。可以说，立宪派的瓜分示警加速革命党人“排满”政策的转变和“五族共和”观念的形成。

上述分析表明，在与立宪派论战中，革命派对“革命瓜分论”的驳论取得极大进展，由最初的被动应战转为主动出击，论述主题也由革命“不会召瓜分”转变为革命乃“杜绝瓜分”之手段。革命派主张通过武力推翻清政府，杜绝中国被瓜分的可能，较之立宪派因畏惧瓜分而反对革命的妥协态度无疑更符合历史潮流。面对“革命将召瓜分”的质疑，革命派进行理性分析和回应，完善革命方略，反映其务实作风和英雄主义气概。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必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加之革命派实力不足、“排满”民族主义理论存在局限，其驳论说服力大打折扣。故而“革命瓜分论”一直萦绕国人心头，瓜分隐忧更在革命爆发后成为影响革命进程的重要因素。

三、瓜分隐忧与革命进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潜藏于国人心头的瓜分隐忧被唤起，且贯穿于革命与和谈的整个过程。中国如何在实现革命目标的同时不被瓜分，是对各党各派政治智慧的严峻考验。

清廷预备立宪之初，立宪派几乎一致反对革命。但随着清廷“假立宪”暴露特别是革命爆发，立宪派日渐分化。但无论是转向革命者还是坚持立宪者，其内心都有深深的瓜分忧虑。1911年11月，顺直谘议局、宪政公会致电内阁，要求清廷顺势“组织共和政体”，顾虑之一即“若长此兵连祸结，恐乱未息而外患已乘，立兆瓜分，黄种且将不保”。驻外使节陆徵祥、刘镜人也联名恳请清廷让位共和，否则“以内乱而召外侮，竟使两族同沦……尤非所以光史册而对祖宗”。与此前立宪派以革命将招致瓜分为由反对革命不同，此时他们发现，革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顺应大势、承认共和才是免遭瓜分、挽救危亡的有效路径。

而劝说革命党人接受君主立宪者，同样受瓜分隐忧的驱动。瀛孙呼吁革命党人放弃共和，“与其以外人之干涉而息争，贻豆剖瓜分之祸，何若以两党调停而罢战，泯鲸吞虎视之心”。也有论者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角度强调“君位宜存”，认为列强一直虎视眈眈，“借口瓜分实意中事”，“更何论土崩瓦解如今日乎!现各国以保侨民为词，增兵调舰……且蒙疆西藏之愚民，久与外人相习，则惧兵祸之波及，转求外人之保护，亦自亡之一端也”。即使袁世凯的内心也不无中国被瓜分的顾虑。当《泰晤士报》记者对保留腐败的清政府及实行君主立宪表示异议时，袁世凯表示，“一旦灭除满清政府，恐起内乱。且恐不免损及外人利权，伤及外人生命，因而召干涉瓜分之祸”。他最初派代表赴武昌劝和，也有“望都督熟为筹谋，无酿瓜分之祸”等语。据称当时袁世凯为劝说革命党人接受君主立宪，不惜“运动外国报界访事”。正因深知“外力干涉”的威慑力，他才屡屡以此向革命党施压。

对袁世凯借“外力干涉”施压之意，革命党人心知肚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对袁世凯初次派来的议和代表表示，“瓜分之语，岂足以吓湖北革命党……且中华同胞不革命，满人能担认各国不瓜分乎?”不畏“瓜分”恫吓是革命党人的一贯态度。但在革命进程中，瓜分忧惧一直是影响其决策的重要因素。革命伊始，革命派即高度重视可能引发列强干涉的敏感事宜，着力承认和保护外国人特权及生命财产。湖北军政府一经成立便颁布《刑赏令》，规定“保护租界者赏”，“伤害外人者斩”。10月12日，湖北军政府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承诺保护租界和各国人民财产，各国与清朝签订的条约继续有效，应付之赔款或外债如数偿还。革命军按照“秩序革命”预案，在武昌起义中确实做到严明纪律、文明革命。美国国务卿在向总统汇报时即言：“迄今外国人的利益一直受到悉心尊重，这就将这次革命与以前的革命区别开来，并表明了领导层的智慧，努力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10月18日，驻汉口领事团宣布不进行军事干涉，“严守中立”，对革命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暂时缓解了其有关“干涉”的顾虑。

然而，随着革命战争持续，诸多不确定因素仍有引发列强干涉的可能。首先，若战争持续不已，兵连祸结，瓜分仍不可免。时人论及内乱与外患的关系，认为“自古国家有外患者，必不可生内乱，内乱一生，外患因之愈棘”，而今日“我之土地主权，已大半入他人掌握之中，事事受其牵制”，作为“非完全自主之国”，战事不可久延，否则“上下交哄，战争不已，是益授外人以隙，而速中国之亡”。当时各国在华商业利益受到影响，长沙出现“排外暗潮”，陕西省也出现革命波及外人现象。列强以保护外人财产生命为由出面干涉已不再是假设，而是随时可能发生的现实。日本舆论即云：“比来山西陕西各地匪贼蜂起，虐害外人，而今而后，骚乱益甚，至于国内之秩序，大相紊淆。则此种之忧虞在所不免，诸外国人之自卫上，殆亦有不得不豫为措置者乎!”莫理循也观察到，“各省都非常混乱，再也不能夸耀共和运动有秩序地进行了”。

其次，各省“独立”引发时人的瓜分忧虑。武昌起义后，14省先后独立，“独立与瓜分，如泾渭不相混也，乃今之试瓜分者，将借径于独立”。伍廷芳在答《中国快报》记者问时特别解释各省独立问题，“完整的中国仍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某个省宣告独立绝不意味着它脱离国家的其余部分，而是说明它与帝国政府公开决裂”。但各省分立不仅削弱清政府的统治，而且意味着暂时无法偿还此前的外债赔款，为列强干涉提供借口。时论即指出，各省独立后，“政府从前之外债、赔款，与各省一切关税路矿之抵押，在独立者必不能承认”，将因“独立之名，转以召干涉、速瓜分也”。事实上，各省独立业已引起列强瞩目，孙中山在归国途中致电军政府称，“文已循途东归，自美徂欧，皆密晤其要人，中立之约甚固。维(惟)彼人半未深悉内情，各省次第独立，略致疑怪”。他深感不安，建议革命军政府尽早组织会议、推定总统，“但求早巩国基”。他在与英籍好友康德黎谈话中表示：“今之中国似有分割与多数共和国之象，余甚希望国民速建设一善良之中央政府。”有报刊引用美国政治家言论，说明各省独立的危险：“各省独立自召瓜分，当清政府颠覆之时，即中国全民族灭绝之日。”当时宣布独立的不只是省，甚至有些府县也跟着宣布独立。时论警告：“此疆彼界，各自为谋，统中国千数百州县，虽分为千数百独立国可也。内部瓦解之势既成，外界瓜分之祸斯至!”

各省独立浪潮中，最棘手也最令人担忧的是蒙藏地区的“独立”。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宣传已引起立宪派因“内部瓜分”导致“外部瓜分”的忧虑。各省独立后，蒙藏问题日益凸显，因其地尚未设行省治理，“一旦朝纲解纽，彼即有跃跃出柙之余地，军政府又岂能穷兵远征，不为英俄所煽动，而借此干涉哉!苟英俄进窥蒙藏，而各国机会均等，则日取满洲，德攫山东，法据云南，我国领土遂纷纷不为各省之所有而为各国之所有，军政府又将何如乎?”在此忧虑催化下，杨度与汪精卫分别代表立宪、革命两派共组“国事共济会”，宣言称，若“汉人团为一国，蒙回藏遂以解组，以内部离立之原因，成外部瓜分之结果”，故两党联合发起此会，“意在使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他们认为，两党有诸多共识，“如确定宪政，发挥民权，则两党之所同也。满汉蒙回藏五种，必使同立一政府之下，决不可使分离，以与各国保全领土主义冲突，又两党之同也”。更重要的是，“两党共同之目的”，“皆不过成立立宪国家，以救危亡之祸而已”。因君主、民主之分歧而招致瓜分，根本不符合两党“救国之本意”，而“亡国之责两党不能不分担之矣”。显然汪精卫已不再执念于“革命杜绝瓜分论”和“排满”，而与杨度联手，为免遭“瓜分”、“五族”统一奔忙。

列强虽然表态“中立”，但面对战争持续、各省独立形势，仍有出面干涉的迹象，梁启超即言“今各国虽号称中立，然以吾所知者，则既磨刀霍霍以俟矣”。革命发生后，各国以保护租界和外侨为名，调集军舰驶入汉口。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本就驻有大量外国官兵，配有武器。北京外交团会议还通过增加华北驻军的决定，传递出可能出面干涉的信号。日本政论家浮田和民称：“倘此次内乱，旷日持久，官革两军势力不决，徒使无辜之人民、世界之贸易永受其祸，自难保列强不起而干涉。即使事不至此，列强各遣军旅，保护侨民，事实上亦与干涉等耳。”驻德公使梁诚致函内阁，报告德国目前虽“尚无借端干预之意”，但“所虑者，党派太纷，要求过甚，内外扰攘，靡有已时，商务受其影响，厘税因之短绌，洋债赔款两难应付，尔时虽各国欲不干预而不可得”。事实上，俄日等列强已在私下酝酿瓜分中国，只是碍于列强均势而没能得逞。英美等国虽无直接干涉之意，但战争对其在华利益的威胁随时可能改变其态度，英国就有舆论云：“中国革命风潮颇起吾英之忧虑者也。吾英在中国所得利益，几难计算……故此革命风潮之延长，于英国利益至为危险。”

11月24日，英使朱尔典就陕西西安英人“被匪戕害”之事与外务部交涉，表示担心该处“各教士亦难保其稳固”，要求告知“西安近况及旅居该处之外人财产性命各消息”，“望中国政府竭力设法，迅将外人时常经过之区早日平靖为要”。11月25日，两军在汉阳交战，炮弹落到英俄租界，引起各国驻汉口领事不满。朱尔典为此晤谈袁世凯，“告以英国旅汉之人，因战事接续所受之危险，及可虑情形”。袁世凯当即表示“如能两方面设一满意之停战之法，甚愿饬停战争”，希望朱尔典将此意转达湖北军政府。自“出山”起，袁世凯多次谋求和谈。其谋和固然有多重考量，诸如捞取政治资本、最大化个人利益等，然担心列强干涉无疑是其中之一。他对日本驻华武官阪西谈及此事称：

平定时局，殊非易事，各地秩序渐趋混乱，杀害外国人之类事件已偶有所闻。长此以往，必不免惹起外国干涉。实际上外国干涉已可谓迫在眉睫，如当前英国总领事在汉口进行之居中调停，即可谓其开端，颇堪忧虑。若欲避免外国干涉，必须尽快平定乱局……

时任资政院议员、立宪派重要人物汪荣宝也在日记中记道：

徐相(指徐世昌——引者注)来谈，谓革党近在奉天、大连等处有所举动，颇有日本人在内为之主谋，并接济军械，俟革党发动，日本政府即以兵据奉天，盖运动中国内乱，因而乘机以平乱为口实，遂其野心也。又闻英人进兵广州，法人进兵云南，若再不解决，必召瓜分之祸，属设法将此意宣布国民，先将奉天暴动暂行按住，徐商平和解决之策。

“瓜分”忧虑正是促成南北双方开始和谈的思想基础之一。

在朱尔典调停下，12月18日，伍廷芳、唐绍仪分别代表南北政府在上海英租界开始议和。英法俄德美日六国驻沪领事随即向议和代表提出“尽快达成一项旨在结束目前冲突的协议”的“忠告”，袁世凯估计，“如延不解决，各国必出而干预，欲求为现在之局面而不可得”。伍廷芳也在和谈中表示，“我等最注意者，宜使中国完全无缺，不为外人瓜分”。可见列强干涉瓜分不只是立宪派的预言或时人的“忧危之论”，更是影响革命进程的客观现实。

议和开始与双方强烈的“瓜分”忧虑密不可分，而议和能够曲折进行、免于破裂，也与此种忧虑密切相关。双方会谈初步达成以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的共识。唐绍仪在向袁世凯汇报此结果时表示：

此次和议一败，战端再启，度支竭蹶可虞，生民之涂炭愈甚，列强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倘知而不言，上何以对皇太后，下何以对国民。绍仪出都时，总理大臣以和平解决为嘱，故会议时，曾议召集国会，举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以为转圜之法。

遗憾的是，虽清廷同意以国民会议决定国体，但袁世凯却以不满会议地点及代表产生方式为由，拒绝承认双方已经商定的条件，唐绍仪被迫提出辞职，和谈几乎陷入绝境。而对列强干涉瓜分的畏惧，特别是俄国支持下的外蒙“独立”，成为推动和谈走出绝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辛亥革命发生前，俄国已觊觎蒙古，但在列强均势格局下不无顾忌。武昌起义后，俄国认为时机难得，于1911年11月、12月间策动外蒙亲俄集团宣布“独立”，成立所谓“大蒙古国”，以八世哲布尊丹巴为“日光皇帝”，似乎正应验以“内部瓜分”致“外部瓜分”的预言。对此，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的就职宣言中表态：“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唐绍仪致电内阁：“四蒙独立，是已离去中国，外人得所借口，势必瓜分。和议若再不决，将来东三省又倡独立，辽东岂复中国所有。”国内反对共和之声一度因之高涨，有舆论批评革命派“非曰外人决无干涉中国领土主权之事，凡以干涉相警告者皆言乎!今试起而视之，共和之馨香未至，边陲之警耗先传，藩王携贰，强邻唆使，业已咄咄逼人”。蒙古王公联名致电伍廷芳反对共和，担心君主一去，满蒙藏“不知鹿死谁手”，中国“四无屏蔽，其能仅以十八行省立国乎?能使彼持均势主义之列强，坐视一二强邻独收满蒙藏回之利，不进而瓜分十八行省乎?”

在此背景下，从速、和平解决争端成为各界共识。时论呼吁南北议和代表应“互相让步，从速了结”，“则南北军民，既不致浪掷头颅，而东亚和平之局，谁敢破坏，议和诸公之有造于国，岂浅鲜欤!”上海国民协会致电袁世凯指出，“我华合五民族而成一大国，不意俄启野心，胁蒙外向，近竟正式要求蒙土将归俄有，均势之局一破，瓜分之惨立至”，呼吁南北统一，合力御外。时人“盼望和平，如饥思食，如渴思饮，惟恐大局破坏，瓜分即在目前，所以日日阅报，以盼承平”。

瓜分忧虑对南北政府决策之影响，正如时论所称，“今吾局势颠危，国之存亡，全视列强意向，毋庸讳言也。武汉事起，官革两派，势固水火，而同抱瓜分之惧，同存依赖之情，亦无可讳言也”。法国驻汉口领事向法国驻华公使汇报称，据王正廷所言，“袁世凯和孙逸仙之所以达成协议，用十分优渥的待遇让皇帝迅速退位，是为了协同一切力量，对付俄国人和日本人在蒙古和满洲的态度中表现出来的危险。中国的南北两党对俄国人和日本人侵吞两省确实都表现得慷慨激昂，他们会下决心尽早派兵前去应敌。”和谈接近尾声时，部分满族亲贵不甘退出历史舞台，态度激烈，甚至有“借外兵”之说，士人罗惇曧即观察到，“北军异常激昂，非战不可，若使外人不干涉，必血战矣”。但清廷最终没有选择“借外兵”的邪路，而是宣布退位、接受共和，“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与胡汉民、廖仲恺论及必赴沪宁主持大局缘由：

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

孙中山曾在论战中断言太平天国式的外力干涉不会重演，在此却坦言“胡可不虑?”，对外力干涉瓜分的恐惧，正是他与并不可信的袁世凯妥协的重要驱动力。黄兴选择袁世凯的心态与孙中山无异，他曾致函汪精卫表示，之所以向袁世凯承诺在其赞同共和后推举他为“中华民国大统领”，“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

随着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瓜分舆论有所减弱，但列强在承认中华民国政府问题上多所掣肘，高悬的瓜分利剑依旧令人心悸。日人大隈重信就称：

中国革命之风潮，自表面观之，似已告终，其实不然。言内政则国本尚未巩固，言外交则列强犹未承认。譬之扁舟，于深夜渡海，不知经几多风波，几濒于危险，而后能得一线之光明，以达于彼岸。设于危困之中，列强乘间而入，鲸吞虎噬，狡焉思逞，以实行其并吞之策，则瓜分豆剖，可立而待，后顾茫茫，亚东之风云，又岂能逆料者哉!

中华民国政府为得到列强承认可谓多方努力，但成效有限，“吾若要求，彼将要挟愈甚。日来日、俄提议满蒙特权，英国提议西藏特权诸事，吾已引为寒心，宁可再行自出要求，致铸错于九鼎”。孙中山也气愤指出：“今日民国成立已一年，而列国互相阻难，无一国肯首先公(应为“正”——引者注)式承认。而蒙古一域之独立，俄乃首先承认之，各国不以为难。此非故为瓜分之余地乎?”直到1913年5月，美国成为列强中较早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民国外交上的孤立地位有所改变，其他国家则多到1913年10月才宣布承认中华民国。

此后，“革命瓜分论”逐步淡出当时的舆论界，但瓜分问题远未解决。当时中国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然内部问题重重，纷争不断。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统一政府正在筹备之际，时论警告称，若各方再迟疑争执、不求实际之统一，“恐谈判未终，而他人已升堂入室也”;“欲免外人之干预、国势之危亡，实视对内问题为根据，所谓实际上之统一也”;“实际之统一”一为对于内部之统一，即各省“消除畛域，解释纷争”，一为对于蒙藏回“藩部之统一”。中国内部一日不稳定统一，瓜分隐忧就一日无法消除。甚至至1921年，孙中山仍然强调：

以现势论，瓜分中国之说，表面上似甚冷静，实则不然。其在以前，此种论调颇高，吾国人士尚抱有亡国亡种之痛，思所以挽救之。自武昌革命而后，乃渐归沉寂，以为外国不复言瓜分，中国遂亦相与忘之，此乃大误!

可见，中国想要彻底摆脱被瓜分的危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结语

“革命瓜分论”和“革命杜绝瓜分论”，本质上讨论的是如何处理推翻清王朝统治与抵抗列强侵略瓜分之关系，即近代中国两大基本任务——反对封建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之关系。革命与立宪两派都认识到，清政府的统治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利益息息相关，革命派认清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主张推翻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府，剪断列强瓜分中国的“导引线”，同时达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而立宪派虽深知列强已通过清政府“无形瓜分”中国，但依然对清政府抱有幻想，惧外畏外，认定反封建的革命将因损害列强在华利益而使中国遭到瓜分，得出革命将加重帝国主义侵略的片面结论，对内对外的妥协性与软弱性不言而喻。但是，立宪和革命两派就“革命是否招致瓜分”问题的持续争论意义重大，客观上警示革命党人做好杜绝列强干涉的预案，促使他们进一步思考如何维护中华民族各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推动其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调整与完善。

面对“革命瓜分论”强势冲击，革命党人提出“革命杜绝瓜分论”，以中外史实正面论证革命的合法性，并规划一系列应对外来干涉的策略，通过事先预案降低列强干涉的可能性，尽量不予列强干涉借口。革命派对革命与瓜分关系的认识得以深化，其“民族主义”观念也逐渐由“排满”转向“五族共和”。但由于自身实力不足及革命理论的缺陷，革命派在反驳“革命瓜分论”时，既无法完全排除因战争长期持续、规模扩大而波及“外人生命财产”的可能，也没有提出避免因“内部瓜分”而导致“外部瓜分”的有效方案，故未能彻底消除国人心头的瓜分隐忧。

辛亥革命爆发后，瓜分威胁如影随形，瓜分忧虑更深刻影响各党派的政治选择和革命整体进程。战争持续、各省独立及其引发的列强公开“忠告”和私下活动，似乎都在应验立宪派“革命有自取干涉之道”的预言。俄国支持下的外蒙“独立”更激起因“内部瓜分”导致“外部瓜分”的强烈忧惧。在此背景下，南北双方和舆论关注的焦点都转向如何尽快解决争端、达成和解，一致对外、免遭瓜分，尽早、从速、和平成为各方共识。最终，南北双方从战争走向和谈，在和谈中互相妥协、各自让步，最终达成清帝退位、优待皇室、确立共和、大总统位让与袁世凯的解决方案，成就了辛亥革命的“‘低烈度’与大业绩”。究其原因，除双方财政拮据、兵力不足外，还与举国上下的瓜分隐忧密切相关。

然而必须指出，革命派虽然在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上态度坚决，但因担忧瓜分，不仅在谈判中被迫迅速向袁世凯妥协，而且在对外关系中承认列强此前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特权和利益。“低烈度”的革命意味着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被部分掩盖而非彻底解决，辛亥革命因此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一方面缘于革命派自身实力不足，必须集中有限力量对付国内的封建势力，无法做到同时与帝国主义势力开战。诚如英国舆论所言，“彼(指孙中山——引者注)谓遵守条约担任外债，此固势所必然，否则将触列强之怒，列强又讵能任其不遵守不担任耶?”另一方面，革命派对列强的幻想也深刻影响其革命策略。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承认列强在华既得利益，换取列强对革命的“中立”甚至支持态度。但实际上，列强对革命的态度以其根本利益为归依。他们之所以没有选择支持清政府，是意识到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已经难以维系，“纵使以大力压制目前之革命，然将来结果必与斯时相等。盖中国内政之腐败，势必用强迫之力以驱除，愈敏捷则愈易奏效，盖亦在不数年间也。此一结果，无人可为之隐讳者矣”，宣布“中立”更便于根据形势调整对各方势力的态度和对华政策。即便其傀儡清政府走向灭亡，列强也必然以自身利益为基点，重新寻找利益代言人，而非真心实意“保持中立”甚至支持革命，列强最终选择支持袁世凯为“大总统”即是明证。而从列强后续侵略活动看，虽革命党人逐步放弃“排满”宣传，积极倡导“五族共和”，但列强并没有因此停止对中国边疆地区领土的觊觎，俄国支持下的外蒙“独立”活动仍在继续，挑拨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矛盾、挑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分裂的阴谋层出不穷。瓜分的威胁并没有因革命策略和国家政策的调整而消除。由此可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只有放弃幻想、认清帝国主义列强的本质，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杜绝“瓜分”，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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