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知裙带胜衣冠，延安作风为啥能打败西安作风？
1946年12月，南京，伪“国大”代表们在会场休息时间合影
一门亲贵人称羡，宋玉高唐结主欢。
几见司农轻授受，乃知裙带胜衣冠。
1934年6月30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以“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终审判决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随后，他在南京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服刑，这是陈独秀人生中的第五次被捕入狱。
当时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全无心肝，不顾民族存亡、国家安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挣扎与愤怒，依然醉生梦死。
愤怒出诗人，陈独秀在狱中吟诗56首，取名《金粉泪》。可谓“诗史”，见证了国民党反动派黑暗同志的腐朽堕落与穷凶极恶。
这是其中的第四十一首，陈独秀在诗后，写了七个字：“谓宋孔相继为财长。”
陈独秀《金粉泪》五十六首手迹
蒋宋孔，一门亲贵。这等于是指着鼻子，痛斥蒋介石大搞裙带关系。大舅哥和姐夫哥，相继担任财政部部长，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国库直通你家的小金库。所谓“选拔人才”，不过是任人唯亲的骗局，说好的引进人才，实际上成了私相授受，谁的后台硬，谁在上面有人有关系，关系更高级，谁就发达，一路绿灯，畅行无阻!
不但是陈独秀这样的异见人士，对裙带之风盛行的国民党用人政策多有批评，即便是国民党内部的中层和基层干部，也对此颇有微词。因为这种系统性的人事腐败，其实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少将情报处长陶仲伟，在学习材料中写道：“在国统区，官员靠的是裙带关系，他们一旦得到一个职位，就腐败了。没有有权有势的人事关系，即使是个正直诚实的人，也谋不到一个好职位。”
第五次被捕后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
以河南为例，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撵走了冯玉祥，前者的心腹爱将刘峙当上了省主席。此人在河南名声极臭，贪污腐败属家常便饭，用人政策上，更是任人唯亲，吃相难看。
最得刘峙信用的，当然是沾亲带故的江西老表，其次是他的保定同学，自己的黄埔学生都得靠边站，除非不得已。
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浙江人，更是蒋介石比较信任的学生，当时给刘峙当副手，担任第一师副师长。刘峙升任开封行营主任、河南主席后，胡宗南也想跟老师反映下，我太想进步了!结果，刘峙偏偏压着胡宗南，就是不让后者接手第一师长的职位。
在军事上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刘峙一来河南，河南官场仿佛成了江西会馆，他的大同乡、小同乡、亲戚故旧、同事、同学都从江西源源而来。开封的大旅馆、小旅馆、大公馆、小公馆都住满了江西人。
国民党河南省主席 刘峙
这还不算什么，更奇葩的是刘峙的原配大老婆杨庄丽，亲戚朋友，都不行，关键得给钱，否则免谈，给足了钱，不但童叟无欺，售后也有保证!
安阳县长周鹏年，贪污腐败，臭名昭著。刘峙来视察时，发现此人能力极差，一问三不知，完全不具备任何领导能力，当即震怒，大喊撤职。
可人家一撇嘴，说你不能撤掉我，因为您夫人收了我的钱，这才三个月不到，我没捞够本金呢!
刘峙连忙打电话回去，跟老婆商量，还真这么回事，于是就把这祸害给留下来，继续祸害。
河南老百姓不说什么，河南籍的国民党军政干部却忍不了了。有些人公开说刘峙用人荒唐，关系大于能力，堪称河南官场上历史最差一任主管。
新生活俱乐部(今龙亭)，开封，1938年，(美)福尔曼 摄
当时在省会开封的官二代学生圈，都拿这位堂堂省主席开玩笑。
河南省民政厅代厅长，老同盟会员栗廉芳的儿子，在开高读书，同学开他玩笑，说：“栗继馨，给你爸爸弄两千，给弄个县长做做?”
这也可以证明，刘峙的老婆杨庄丽卖县长缺的事，在河南官场已是众所周知了。
有朋友纳闷，民政厅咋能管着弄县长?那时候的民政厅可不是现在这个职能，国民政府的民政厅长，权力几近今天的常务副省长，比如县长的任命都要民政厅长向省主席提出备选方案。
当时举办县长、县警察局长训练班，行考试制度，谁考得好，有一定行政经验，还要官声不错，才能放这个缺。如今不少人写论文，说这是刘峙搞起来，其实就是人家栗廉芳弄出来，为了抵制刘峙夫妻乱塞私人的办法。
充当“维持会”职员的开封犹太人，1938年，(美)福尔曼 摄
但是每次分配县长时，按成绩好坏分配，在省府会议上很难通过，原因就是省政府主席刘峙的夫人杨庄丽已受了贿，按县的等级分别收钱。人家都卖出去的缺，怎么好给你考上的?不然这生意还怎么做?
栗廉芳就是不识相，觉得自己是老同盟会员，这个党流血牺牲的整个过程，他都参与了，他应该也有义务维护这个党，这个国家。却不知道，蒋记民国已经走到了他们这批老革命的对立面，怎么可能靠一己之力挡得住呢?
他连刘峙都拦不住!
县长训练班毕业学员中有个叫黄觉的，毕业考试系第一名，但因未曾行贿，便耽搁很久。栗廉芳苦苦逼问，几次堵刘峙办公室的门，这才放出去。可该给的一等县，直接换成了最差的县，就这还是牙缝里挤出来的。
这么干，当然没有好下场，没多久栗廉芳就不明不白出车祸，死了。
孙中山像(原在龙亭，今在辛亥革命纪念园)，开封，1938年，(美)福尔曼 摄
家属多次要求省政府查问，起码把司机找到问问情况啊?就这样的合理要求，都得不到满足，这里面的猫腻，你懂的!
对此，刘峙怎么解释的呢?
人家公开在某次“总理纪念周”上讲：“有人说我喜用私人，我总不能随便从马路上拉一个人来用吧?”
笑骂由汝，好官我自为之，这就属于没脸没皮、没羞没臊，孙中山在天有灵，如此被“纪念”，不得被气“活”过来!
裙带之风盛行，政治生态怎么可能有个好?
孔祥熙，1945年，(美)威尔克斯 摄
一位河南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张燕，曾于1938年10月，投书《全民抗战》杂志，指出：
“现在各机关任用人员，除了一部分考试而来者外(不足百分之一)，都是由于推荐，长官和属员因为都有私人关系，所以便必然的要发生下列的弊端：
(一)属员因有私的关系，所以敢贪污;
(二)属员因有私的关系，所以有错误，也不会受惩罚;
(三)长官通过有私关系的属员，才能贪污;
(四)属员大部随长官进退，影响工作效率;
(五)属员因系因缘而来，所以不注意个人修养，不知道国家利益，只知道取悦个人，只知媚上;
(六)因进级多系于私人关系，有私人关系的属员，不努力也可以进级加薪，所以多不注意工作，没有私人关系的属员，知道努力也是朝不保夕，更说不到加薪进级，也只好敷衍从事。”
宋美龄，1945年，(美)威尔克斯 摄
共产党批评国民党的抗战是“片面抗战”，不组织动员群众，不调动群众积极性，不发挥基层创造力，问题是国民党想“全面抗战”，不谈阶级性，仅从组织力而言，也是办不到的。
国民政府社会动员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有私人的裙带关系，欺上瞒下，作践基层，是他们的必然利益选择。对于社会动员中面临或存在的问题，他们相互敷衍、推诿、隐瞒、回避责任，往往顺“理”成章，屁股决定脑袋，这自然就妨碍了社会动员的深入推行，整个动员体系由此运转不灵，直至崩塌，大家一起完蛋。
如果只看学历，不能说国民党不重视人才。
国民党的高级决策层，不乏国内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留学归国的著名教授或专家，也有不少。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为收揽人心，又邀请了一批著名学者进入政府领导机构，交通部和建设部都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留学生和大学生均占80%以上。
1945年11月，重庆，政府工作人员和太太正在整理行李，准备“还都”南京
地方政府也不遑多让，以汉口市政府为例，属于国内外大学和专科学校毕业的，占了绝大多数。广州市政府各局的课长、课员，一度80%以上，都是留学生。
从中央到地方，工科生特别是土木工程专业的高级干部，并不罕见。
看起来，国民党早在多少年前，仿佛就在践行今天不少专家学者，所努力鼓吹的“专家治国”、“专家治市”。
可结果如何呢?
仅从市政建设方面，就能看出效果不佳。
市政专家冯秉坤吐槽说：“我国市政人才，本极缺乏。而在这有限的人数中，有的升了官，有的改了业，更有的自己认为学识已够宏富，不必再求进取。真正能够抛开功名利禄，矢志致力于市政改革的人士，实属凤毛麟角。”
1946年，南京，教育家臧启芳
殷体扬也慨叹：“我国近十数年来，前往欧美专门从事市政研究的人们，据我所知道的，约有七十多位，不知怎的，回国以后，就无声无臭的下去，有的改了业，有的升了官，把自己当初的志愿，和所应负的责任，都弄得一干二净，既没有健全学会的组织，也没有宣传上专门普遍的刊物，对于市政改良方案，更属少见。”
留美学者臧启芳，当过大学教授、校长，干过市长、专员，跟国民党是深入捆绑，也批评：“一部分留学归国的人虽然晓得了优美清洁的生活，多半各自为谋，只要自己的欲望满足就算了，哪有许多功夫去启发市民的智识、鼓励市民的自觉?”
都专业人办专业事了，专家都当市长，说了算了，怎么还弄不好呢?
究其原因，就在于不少专家学者，当了官，有了权，就忘了本，违背了初心，抛弃了理想。
1946年12月，南京，伪制宪会议，宋美龄、白崇禧
各种职位不再是专业人士以此推行改革、增进民生幸福的舞台，只是成为一种形成特殊集团、巩固小团体利益的工具。本该为人民谋福利的市政组织，成了安排七大姑子八大姨，各路鸡犬的救济机关。工作还在那里，总得有人干，可是干活的人，有能力的人，往往没有背景，或者背景不硬，结果就是体制内越是本分老实，勤恳干活的，越是好事轮不到，背锅就是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学无术的不说了，有术的也志不在此，努力溜须拍马，通人脉、拉关系，各种跑部进步，哪有时间搞学术，哪有心思搞市政?
长此以往，不正常成了正常。很多单位和职务的增设，方便了掌权者鸡犬升天，更要把各路“神仙”，那些跟高官大员沾亲带故的少爷小姐安排好。如此，就导致行政领域内部，裙带关系盛行，派系文化严重。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国民党时代，这种风气渗透进了各行各业，原本的“体面人”不“体面”了，教科文卫系统也不例外。
1948年12月，南京，蒋介石在胜利教堂内和牧师握手
留美的市政专家谢贯一，指责卫生系统：“当局者不求真实之专门人员以办理卫生行政，而徒以卫生机关为其夹带中人物之噉饭地。”
留美的教育家陈选善，指责教育系统：“自己做校长，丈夫或妻子做事务主任，女婿做会计，儿子当教员，这种情形不但在私立学校屡见不鲜，而在公立学校亦复不少。”
所以我们政治制度史专业的老前辈王亚南先生，解放前就提出，不要盲从所谓“专家治国”的系列口号，对此要保持足够的警觉，看到其隐患，他从历史的角度说：“采行专家制，重视文吏专门经验，则又因他们长期或世守其职，造就特殊积习，造成相伴而生的种种官场流弊。”
不是说“洪洞县里无好人”，但有没有好人，无济于事。
1945年11月，重庆，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南山官邸
国民党内的不少专家学者，包括名牌大学、留学过来的官二代，本可作为裙带关系的直接受益者，但他们选择投共，就很说明问题了。你的底色，说的更实在的，你的屁股，是坐在群众一边，还是坐在既得利益者一面，才是关键。
天下只有天良发现的个人，没有天良发现的阶级;只有自行觉悟的个人，没有自行觉悟的阶级。
所以专家既要有专业水平，更要有阶级立场，否则知识不会成为造福大众的利器，只会成为个人、小圈子，垄断利益，固化阶级的有效抓手。
大明用我，大清用我，北洋用我，国民党用我，日本人来了用我，国民党走了又回来，还得用我……
不管上面换了谁，都得用我，大抵如此。
蒋介石、宋美龄和孔祥熙，1934年，山西太谷
只讲裙带，就不讲是非了，甚至自己的根本利益是否受损，也就不在乎了，只在乎所谓“亲情”。
这方面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对孔祥熙家族，最具代表性。
孔祥熙一家，在当时臭名昭著，恶贯满盈，不但自由派知识分子深恶痛绝，国民党内部也怨声载道，蒋介石都生气了，又能怎么样?
用蒋介石的侄孙兼副官蒋孝镇的话来说，就是：“委座之病，惟夫人可医。夫人之病，唯孔可医。孔之病则无人可治。”
可以说裙带关系是导致蒋介石政权走向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美龄和孔令伟(左)、孔令侃，1987年
只在乎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的利益，自然要走到人民的反面。这样的裙带政治，只能沿着与既有的腐朽政治势力妥协、合作，并且同流合污的路线，在维持旧的社会秩序现状的过程中日益腐败堕落，最后在人民革命的滔天巨浪中崩溃。
就这个意义而言，“四·一二”之后，国民党跟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做切割，实际上是跟全中国最大广大人民做切割，自觉站位到了最广大人民的对立面。由此，以裙带政治为代表的政治腐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只能一条路走到黑，越走越窄，越来越没人跟下去，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补救，除了完蛋，别无可能。
反观共产党，共产党何以以弱胜强，战胜由美国人支持的国民党?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个说法，叫做“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西安是“国统区”，自然是国民党作风，延安是革命圣地，又是什么作风呢?
1949年6月，第一届新政协会议筹备会期间，毛泽东与中国侨联第一任主席陈嘉庚(左一)、副主席庄明理在中南海勤政殿前合影
“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2月1日，延安民众讨汪(精卫)大会上最早提出来的。爱国华侨陈嘉庚来访，听到“十没有”，通过对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比对，得出结论：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随后，陈嘉庚回新加坡途中，在马来西亚的华侨华人欢迎会上，有人问他这次回国观感时，陈嘉庚回答说：
“去年新加坡各社团联合欢迎我，我的演讲措词是相当悲观的。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了许多大事了。假如有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刻苦耐劳，埋头苦干，我们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依照情况推测，我们中国今后不必三十年，就可以转弱为强了!”
前排左起：周恩来、彭德怀、包瑞德、朱德、谢伟思、叶剑英，1944年，(美)福尔曼 摄
对此，即便是利益交关方的美国人，也是看到并看懂了的。
1944年7月28日，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到达延安6天后，就向美国国务院报告：
“我现在认为，进一步研究和观察将会证实：
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着。还有，当国民党已丧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随着这一丧失而呈现四分五裂的时候，共产党由于必须继续奋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而且渐渐壮大和比较成熟了。人们不能不得到一种感觉，这一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
当然，有人希望中国转弱为强，也有人希望中国永远“那样”下去，他们才能上下其手，从中牟利，永保子子孙孙长富贵。至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些既得利益者并不关心。
时任“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的唐纵
怎么办呢?
国民党特务头子，蒋介石的侍从室第六组(主管情报)组长唐纵，曾经在1943年9月的日记里提到，“无形中消灭共(产)党的斗争”策略：
“好逸恶劳，人之常情，本党在未取得政权之先，人人言革命，个个皆刻苦，今因居官位，不觉有人腐化堕落，共产党亦犹是也。如使其担负一部分责任，其高调立刻不弹，而同受国民之批评。”
唐纵认为，相对清王朝和北洋政府，国民党也曾经是革命党，可是得了天下之后，就迅速腐化堕落。那些“革命同志”当了官，越升越高，“思想和观念已为之大变”，丧失了原来的革命精神。结果便造成“上级干部在追求权位，下级同志在追求生活。主义、政治、革命，都已忘却了，消失了。”
共产党也会面临这个难题，我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你们敢不敢刀刃向内，向那些昔日的“功臣”和“同志”开刀?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机场，迎接黄炎培等民主人士
其实关于这点，民主人士黄炎培也有担心。
1945年7月4日，黄炎培和毛泽东彻夜长谈，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何感想?黄炎培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情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开国大典上的毛泽东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时的毛泽东同志信心满满，他的一生，相信群众，相信同志，相信前途是光明的，当然道路是曲折的。
三十年后，白内障手术后的第二天，主刀医生的唐由之，在主席书房里陪他看书，忽然他大哭起来，哭了大约一刻钟，才稍微平静下来。毛泽东同志叫唐由之同志过去，看他手中的书。
晚年工作中的毛泽东
原来是南宋爱国词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词曰：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1956年，毛主席看贫下中农的丰收喜信
又：这星期有个重大舆情，知道的都知道，我就不细说了。有感而发，写了这篇文章，能读懂的同志和朋友，我只能说，懂的都懂。
我是科班学历史的，学历史的目的在哪里，简单说就是以史为鉴。《诗经》里有句话非常深刻，叫“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对于我们来说，以史为鉴，我个人认为，最当为鉴的就是国民党，要时刻警惕国民党化，否则你懂的。
国民党种种问题中，裙带作风是个顽疾，特别是蒋介石的姐夫哥孔祥熙，其所作所为，搞得天怒人怨，以至于蒋介石的身边人，都颇多微词。这其中既包括党内元老张继、吴稚晖和孙科，也包括侍从室的陈布雷、陈方和唐纵。
为什么这么招人恨呢?
毛泽东同志在国民党农讲所的前同事陈克文，后来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清流官。在其日记中，就没少吐槽孔祥熙及其子女的龌龊事。
比如抗战爆发之初，战事吃紧，行政院长孔祥熙，兼任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和中国信托局理事长，负责采购外国军火。其子孔令侃刚刚大学毕业，就以理事的身份，长驻香港，全权负责购买军火，从中捞取回扣，大发国难财。你发财就发财了，谁让你有个好爸爸，关键是得有起码中国人的良心，做生意也得讲个商业道德吧?
行政院同事，私底下告诉陈克文：“最近孔以向美订购飞机之权 授其子令侃，所得均速率最劣之旧机，每小时不 过二百八十哩以下，航空界大愤，但终无法补救。”
广州沦陷后，陈克文的同事李朴生，从澳门来信述及广州失陷前后的广东和港澳地区的情况，其中谈到：“驻外公务员行为浪漫，生活奢侈，如孔院长公子令侃在港挥霍，冠于一时。此皆抗战期间，足为气短之事也。”还援引港粤两地流传甚广的一句口头语，叫做：“爹爹在朝为宰相，人人称我小霸王!”
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伟也是个奇葩官二代，有人告诉陈克文，说：“孔以一切公文交未满十六岁之女儿处理，言下愤极，谓尚未有开苞资格的臭丫头居然处理国事，我们尚何必再做此官耶?”对此，一开始陈克文是不信的，可是几天后，就啪啪打脸了。孔祥熙在就任行政院长后召开的第一次院会中，“其女公子忽入会场陈事。孔指谓出席诸官长云，此我女儿，常为国家服务，翻译电报，代阅公文，未取国家一文报酬，外间竟有许多闲言，真是气人。散会后，众竞以不要钱的女儿为题，传播新闻。不知孔作此语时，亦想及其女儿身上罗绮与口中肥甘，果从何来也。国家设官授职，各有专司，孔氏又何以必须尚未成年之儿女过问公务耶。”
大搞裙带关系，竟然毫不避讳，也是中国政治史上极罕见的景色。可是这样的货色，因为跟蒋介石、宋美龄的裙带关系，竟然“圣眷不衰”，所以陈布雷就此吐槽蒋介石：“委座没有改革决心。”
换言之，裙带之风盛行，国民党就没个好!
2025年5月3日2：54于郑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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