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区是怎样开通香港贸易的

▲1947年3月，钱之光被周恩来派往大连，组织成立了中华贸易总公司。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建设解放区的过程中愈发意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意义，即以多余的原料和产品交换人民必需的物资。例如，1946年5月，任弼时就表示：各解放区要“有计划地生产和收集对国外贸易的原料和制造品，如猪鬃、鸭绒、油类、皮毛、草辫等，争取直接向国外进行贸易，向外国交换必需的机器和物资”。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解放区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亟须推动对外贸易发展，促进物资交换，以满足解放区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而香港在中国内地的对外贸易发挥着特殊作用，为转口商埠，与各国贸易关系至为繁杂。于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尝试开通香港贸易，力图开辟解放区与香港之间的贸易通道。

01

“设法打通对外贸易”：

东北解放区与香港之间的贸易尝试

中国共产党希冀在东北地区建立巩固根据地，故尤为重视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东北地区植物方面以粮食为主，解放区内粮食丰富，仅大豆一项，年可输出200万吨，工业品、生活物资等则欠缺。基于此，1946年7月11日，陈云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东北只有出口粮食，才能换回其他生产和生活的物品，所以要设法打通对外贸易。尽管之后东北局着重与邻近的朝鲜北部开展双边贸易，但党内也在酝酿如何打通与香港的海上贸易通道。

1946年8月，周恩来指示香港贸易机构负责人杨琳，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次年3月，周恩来又命令钱之光“带人到解放区沿海口岸设法和香港建立联系”。不久，钱之光即前往烟台解放区准备与香港方面联系，9月间周恩来一度计划钱之光去港主持海外及内地经营，后因形势变化，钱之光改道进入大连。在这期间，东北局同样在接触香港方面，如陈云曾致信杨琳在港购买进步影片运往东北，试探海上贸易通道。正因如此，东北局的主要财经领导决定：钱之光留在大连，组织货源，打通东北和香港之间的贸易通道，把东北局的物资运到香港，再从香港购买战争和生产所需物资。

1947年11月初，东北局将1000吨粮食和土特产运往朝鲜罗津港，然后通过租用的苏联轮船“阿尔丹号”直航香港。一周后，货轮顺利抵港，香港方面旋即电告中央：“东北与香港的航道已经打通。”其后，两地贸易逐渐频繁，东北粮食、土特产在港市饱受欢迎，看货、谈价钱的商人络绎不绝，煤炭、豆饼等远销海外，而药品、棉纱、汽车零件等用品也被大量运入解放区。由于东北解放区的日益扩大，两地贸易随之激增，引起了多方关注。以国统区影响颇大的《金融日报》为例，该报在1949年1月14日发文称：香港与东北解放区贸易大见增加，只1948年9月至11月间自朝鲜输入商品总值就有200万元港币，输入总值亦有220万元港币之多。可见，在东北全境解放前后，解放区与香港之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贸易通道，且贸易量达到了一定规模。

02

“恢复繁盛状态”：

新型津港贸易的连锁反应

1949年初，继东北全境后，华北等北方大部基本解放。此时，南方工商界急切希望恢复华北贸易，如上海航商在2月11日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启程平津商议贸易及航运，并获得中共中央同意。鉴于“天津及其它重要海口的解放，许多外国的商业机关和国民党地区的商业机关都要求和我们进行贸易，而我们为了恢复与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亦需要进行这种贸易”，中共中央于2月16日决定开启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其中，天津是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商埠，被视作将成为新中国对外贸易的范例。

香港也早已充斥着与“华北恢复贸易声”，在获悉中共中央的态度后，众多商人表示开通津港贸易为期不远。2月24日，英商之高华利轮顺利自港抵津，让香港工商界一片欣喜，普遍认为“津港贸易当可恢复繁盛状态”。在发展津港贸易中，中国共产党亦不断完善具体的运转方式。一方面，明确贸易的详细规则，如华北区制定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列明了进出口贸易的各类注意事项。另一方面，加强对香港商人的沟通与照顾，如为充分交换有关贸易问题的意见，华北区专门举行了香港等地来津贸易商座谈会，有针对性地解答了他们的疑惑。这就彻底改变以往津港贸易的不正常现象，以进口货物种类为例，1946年时，天津港进口多为日用化妆品、服装衣料、皮革成品等消费品。1949年后，在“建设”话语主导下则转变为进口以工业原料、化学制品等生产用品为主。正是贸易的走向规范化，使得仅数月间，津港两地“进出口货物的数量及种类也非过去可比”。

津港贸易的顺利开展无疑增进了香港商人对各解放区贸易的热情与信心。青岛解放后不久，已有龙门号货轮一艘自香港抵青，载来印刷材料及交通器材等货物一部。解放后的上海重新通航时，香港各界就预测不日“有数艘英国船可以抵达，而大多数是由香港驶来的”，工商界加紧备货，市场上与沪方贸易有关货物亦一致报好，旋即便有货轮装载工业原料、西药、洋纸、棉花等离港开沪。如香港《大公报》所言：解放区与香港的贸易正在不断向前发展。

03

“南方贸易通路”：

中国共产党开通香港贸易的展望

面对持续的颓势，国民党政权决心实行“关闭政策”，企图封锁解放区港口，破坏海上交通线。1949年6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宣布封锁包括天津、青岛、上海、宁波及长江各商埠，前往上述港口的“一切海外商运，均予禁止”。这一政策严重威胁了解放区与香港之间的海上贸易通道，阻挠了正常的贸易交流。例如，载有上海电力公司46天用煤油的莱姆河号，因封锁政策，无奈于6月26日折回香港，取消来沪之行。

受封锁影响，部分解放区港口城市渐陷入困境，尤以重点封锁的上海最为明显。上海不但人口特别多，依靠外来的物资很多，而且维持生产也依赖进出口，如棉纺织业依赖外国供给棉花，生产纱布，也部分依赖南洋的市场推销成品。由于大量自港驶沪的货轮或被炸或被迫取消，“当时的机器业几乎处于崩溃的境地，纺织业成本高于卖价，百货业销售困难，粮价领导物价而上涨，使广大依靠工薪为生的人员惴惴不安”，应该说上海工商业在当时实际处于难以维持的状态。

为突破困境，中国共产党转而探索新的香港贸易通道。8月8日，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告知党内准备应对外国势力的长期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同时指出，“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从香港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放后，南边即可有一条通路。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陈云所指的南方贸易通路就是粤港贸易线，两地交通畅便，商旅往来频繁，既有固定的陆路交通，又有稳定的海路交通，加之英国对华强烈的贸易需求，形成了一条新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的预留紧急通道。事实也正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广州解放后迅速重建了粤港贸易，到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这一通道已经成为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关键所在。

考虑到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积极探索如何建立解放区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从东北解放区的尝试，到津港贸易的典型示范，再到预留粤港贸易通道，这见证了新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的起步。中国共产党开通香港贸易的尝试与发展为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民生建设，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封锁”“禁运”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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