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闻天米脂调查看地主老财的家产都是怎么来的？

作者：鹿野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6-11-13

1942年秋天，张闻天带着调查团走进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这个藏在黄土山沟里的村子，地主马维新一家拥有土地三千五百二十四亩。更让调查团意外的是，马家保存着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以来近百年的买地契、佃地账、收租簿、放债折子，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张闻天让人把这些账簿全借来，反复核算，后来整理成《米脂县杨家沟调查》。那份报告揭示的，不是某一个地主如何“勤俭持家”的偶然故事，而是一套运转了两千年的土地财富积累机制。地主的家产，极少是“攒”出来的，绝大多数是“滚”出来的、“吞”出来的、“占”出来的。

首先，是封建权力。

官僚地主不需要在市场里讨价还价，权力本身就是最高效的兼并工具。乾隆朝的宠臣和珅，嘉庆四年查抄时，军机处与内务府联合上奏的《查办和珅案》记载其“收租田产一千二百六十六顷三十五亩四分四厘”，约合12.66万亩。民间流传的“八十万亩”出自晚清私家记述，并非官方档案。但即便以档案数字计，和珅的收租田产也相当于当时一个中等县的全部耕地。

山东曲阜孔氏贵族地主，从明清到近代，由于历代朝廷“钦赐”“奏讨”的层层叠加，至清代中期祭田已达二千一百五十七大顷五十五亩，加上自置田产，孔府拥有的土地达百万亩左右，遍及五省。这些土地不是买卖来的，是权力“配送”来的。明清时期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手法叫“诡寄”：中小地主或自耕农为了逃避赋役，把田产名义上“寄”到享有优免特权的乡绅名下，乡绅坐收保护费，实际控制权一步步落入豪绅之手。

封建社会，权力和土地之间，从来没有一道墙。

第二个，是高利贷。

杨家沟的马维新把这套玩法用到了极致。

马维新放高利贷的核心组织，是他1917年创设的字号“崇德厚”。这个字号以地租为资本，专营押地借债，月息低者一分，高者可达五分，平均在二分以上。其手法分两路：

他兼并土地的第一路办法，是借钱借粮给落魄的土地所有者，“名义上是不收利息的”，让对方在经济上依赖自己，到了节骨眼上逼着清债，清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地卖给他。

另一路办法更直接：直接放贷并以土地为抵押，一旦无力偿还，便只能将土地拱手相让。抵债的土地先以“典地”形式落入马维新手中，最终大量转为“买地”。据统计，他历年买地736垧，其中74.7%正是由典地演变而来。通过“地租—高利贷—土地”的循环，崇德厚将地租、商业利润与高利贷利息辗转增殖，成为地主、商业与高利贷三位一体的兼并机器。

马维新不是个例，旧社会的地主都是如此。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版《广西年鉴》二卷记载，贺县粮食借贷利率最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信都县最高达百分之一百五十。沙田乡地主刘亚德放贷粮一百斤，利息最低五十斤，高者八十斤，借者须以土地抵押；中农刘秋华借稻谷五百斤，押了三亩地，三年还不清，三亩地就归了刘亚德。刘亚德用这种办法，三十年间从农民手里剥夺土地68.8亩。高利贷不是简单的借钱还钱，它是一台设计精密的土地收割机。

第三个，是灾荒。

灾荒年景是地主扩张的“良机”。《平原县志》记载，1942年大旱，平原县王庙乡一百六十五户地主、富农一举兼并了三百零五户农民的一千一百五十亩土地。更典型的案例是山东栖霞的牟墨林。

清《栖霞县志》记载，道光十五、十六年“岁大歉，人相食”。牟墨林开仓放粮，“一斗高粱一亩地”，用粮食换地，吞并周围十八个村子的农民土地，大批自耕农沦为牟家佃户，至临终时名下土地达三千多公顷。

灾荒面前，有粮的人开出的“价格”不是市场价，是生存价。农民为了一口吃的，把祖辈传下来的地契交出去，连讨价还价的力气都没有。

地租和商业，则是把吞进来的土地持续“变现”的管道。

毛泽东1930年的《寻乌调查》把地租剥削列了整整十种名目：见面分割、量租、“禾头根下毛饭吃”、批田、批头与田信田东饭、谷纳钱纳、铁租与非铁租、劳役等。佃农要把一年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到五十六交给地主，交租时还得送鸡、请地主吃饭。

张闻天在杨家沟的调查则点明了要害：地主阶级“以地租剥削为基础，将地租同高利贷、商业剥削结合在一起”，对农民进行掠夺，同时“对大中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地租提供稳定的现金流，高利贷负责在灾年和青黄不接时“收割”土地，商业把粮食和借贷转化为利润。三者闭环，土地的集中只会越来越快。

土地到底集中到了什么程度?需要把几组官方口径放在一起看。西柏坡纪念馆文物解读明确写道：“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土改前数据：占农户总数不到7%的地主、富农，占总耕地的50%以上；占全国农户57%以上的贫农、雇农，仅占有耕地总数的14%，地主人均占有耕地为贫雇农的二三十倍。两组数字虽有出入，但指向同一个基本判断：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数倍、十数倍于其人口比例，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雇农处于无地少地的状态。另一个参照系是土改完成后的对比——占农村人口92.1%的贫农、中农占有全部耕地的91.4%，原来占农村人口7.9%的地主富农只占有8.6%。所以，几亿农民才这么热烈欢迎土改，由此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财富的积累，在旧制度下不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是靠对土地权利的层层截取。

回到开始那个问题：地主老财的家产是怎么得来的?和珅的十二万余亩来自封建权力，马维新的三千五百亩来自高利贷和商业的复合滚动，牟墨林的三千公顷来自灾荒中的粮食换地，千千万万中小地主的田产来自地租的积累和每一次青黄不接时的抵押没收。土地改革之所以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成为一场不可回避的结构性变革，不是因为某几个地主“为富不仁”，而是因为这套机制本身，把越来越多的人剥离土地，把越来越多的土地吸进少数人的账簿。那些账簿至今还躺在档案馆里，一页一页，记得清清楚楚。

参考资料：

①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编：《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②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档案史料选编》“嘉庆朝”《查办和珅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

④孔子文化大全编辑部编：《孔府档案史料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88年。

⑤民国广西省政府统计局编：《广西年鉴第2回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⑥平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平原县志》，方志出版社2010年。

⑦凤凰出版社编撰：《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 51》，凤凰出版社2004年。

⑧“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见《这是党与人民血脉相连的动人篇章(大地风华·新藏品里悟初心)》，《人民日报》2026年6月27日第7版。

⑨土改前“占农户总数不到7%的地主、富农，占总耕地的50%以上；贫雇农占57%以上，仅占耕地14%”，引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统计资料，见《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准备条件》，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⑩土改完成后“贫农、中农占农村人口92.1%，占有耕地91.4%；地主富农占人口7.9%，占有耕地8.6%”，见《土地改革在全国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