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力：中国对外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中国对外关系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的，是中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重要支撑
周力
提要：国内外很多学者、政要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地缘政治理论，并把它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现状与走向的工具。100多年来，这一理论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地缘政治论的实质，就是地理决定政治，地理环境决定国际关系。应该说，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国家代表不遗余力地鼓吹地缘政治理论，不管说得多么绕嘴，多么“深奥”，归根到底都是为西方大国争夺更多的殖民地、势力范围、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服务的，是为它们在世界上推行新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霸权主义效力的。毫无疑问，地缘政治理论是帝国主义世界观、霸权主义世界观的直接反映。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观察和分析任一国际现象时，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安全的，热点的，都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坚持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的观点和方法，绝不能把地缘政治理论作为分析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演变的逻辑起点，甚至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论来使用。因为这将导致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误判，以及影响具体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落实。中国对外关系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的，是中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重要支撑，毫无疑问应该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中国学派的内核之一不断发扬光大。
本刊(《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记者：关于地缘政治的概念，近年来在国际社会被广泛提及和运用。在我国，也有不少学者使用这一概念分析国际形势的现状与走向，甚至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来使用。对此，我们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周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地缘政治这个概念近些年来在国际上被广泛提及。在西方国家，在俄罗斯，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学者近年来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地缘政治理论，并把它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现状与走向的工具加以使用。但我请大家注意，在毛主席、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著作中，都从未提到“地缘政治”这个词汇，更没有这方面的论述。在我们中央正式发表的文件中，包括最近的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等等，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地缘政治”这样的用语和分析。中央领导人多次讲我们面对风险与挑战，甚至讲要面对风高浪急的风险与挑战，却从来没有讲要“面对地缘政治的风险与挑战”。
本刊记者：地缘政治理论在俄罗斯也被广泛接受吗?
周力：是的。我举两个最近的例子。一是在最近刚刚出版的《俄罗斯经济发展研究(2022-2023)》一书中，俄罗斯教授谢尔盖•苏德林(该书主编之一)在前言中，特别强调了“2022年春季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局势”，认为在经济发展领域，地缘政治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外部冲击”，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性质和趋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的其他几位作者，也都把新的地缘政治现实或环境作为自己文章的标题，可见俄罗斯朋友对地缘政治这个概念持非常肯定的态度，并把它作为论述俄罗斯经济形势变化的一个既定前提。[1]
我还看到2024年9月下旬俄罗斯著名学者亚历山大•杜金写的一篇题为《必须开展群众性的地缘政治教育》的文章。杜金是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的领军人物，并自诩为是德国早期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佛的门徒。
杜金在文中说，现在，是谁在同谁战斗，为什么战斗?区分文明和阵营的中间边界又在哪里?“只有地缘政治才能清晰易懂地说明这一切。”杜金还说，美国一直在研究地缘政治，并严格按照地缘政治的轨迹采取行动，但在俄罗斯却是被禁止的。普京是俄罗斯第一个关注地缘政治的人，也正因为如此，国家才开始领悟并清醒地认识到，当今的国际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要摆脱国内的自由主义者、经济学家和西方人的“催眠”并不容易，需要时间。俄罗斯当局只是从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才真正了解地缘政治的规律和规则。但这还差得很远。问题在于，在俄罗斯的教育体系中，一直没有给予地缘政治学应有的地位。杜金为此呼吁，不仅要在俄罗斯的整个教育体系，而且要在国家各级行政机构，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军队，要求所有官员和军人都必须学习并通过最起码的地缘政治学考试。杜金甚至告诫说，“对地缘政治学估计不足，将会给俄罗斯带来直接的灾难。” [2]
本刊记者：那么，地缘政治理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观点都有哪些呢?
周力：所谓地缘政治，或说地缘政治学，起源于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拉采尔于1879年创立的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的实质，是地理决定政治，地理环境决定国际关系。根据这一理论，对世界目前和未来的走向，首先要看所涉国家及所处地区的地理位置，包括拥有的领土、资源、人口等等;其次要看海洋和陆地对它的生态和人文发展有何影响;由此判定未来一个时期世界或地区的战略形势走向及相关国家的政治行为。
这一理论的早期代表主要有德国的拉采尔和卡尔•豪斯霍佛，瑞典的鲁道夫•契伦，英国的哈尔福德•麦金德，美国的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阿尔弗雷德•马汉等。二战后的代表是美国的索尔•柯恩。冷战后的代表有塞缪尔•亨廷顿、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斯蒂芬•班农等。
早期的地缘政治理论套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国家有机体等观点，认为国家是依赖于土地而生存的有机体，它的生存和运行深受其所处地区和领土性质的影响，需要适宜的“生存空间”，因此通过领土扩张实现国家力量的增强，成为一种必然。拉采尔1901年在其所著《论国家空间扩张定律问题》一书中提出了七个他认为具有普遍性的扩张定律：1)国家空间随文化的发展而扩大;2)国家空间与思想、贸易、生产、传教等等发展形态相伴相长;3)国家空间通过连接和吸纳小国得以扩大;4)边界的伸与缩可以作为国家成长、强弱变化的根据;5)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自然环境、海岸线、河床、平原、资源丰富地区中最有价值的元素;6)领土扩张的最初动力来自外部国家，产生于邻近领土文明水平的差异;7)合并及吸纳弱国的趋势在各国间传递着，并随其实力增长而推动领土面积进一步扩大。[3] 豪斯霍佛说得最为露骨：“地理政治，就是人们为公正分配地球采用的强有力战斗手段之一”。[4] 这种赤裸裸的瓜分世界的侵略性理论，成为20世纪初以来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制定本国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并直接导致了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的爆发，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严重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希特勒撰写的《我的奋斗》一书，里面就直接采纳了豪斯霍佛的“生存空间”一说。以至二战之后，地缘政治理论一度被边缘化。
本刊记者：问题是地缘政治理论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消失，后来它又有了怎样的进一步发展?
周力：这要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二战之后，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枷锁下解脱出来，成为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和一大批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得以建立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有了新的发展，从一般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战争期间及战后将大量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集聚在政府手中的西方大国，凭借其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通过组建跨国垄断组织(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以各种方式和手段，直接或间接大规模地对国际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对国际商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能源市场、国际劳务市场实施垄断，从中攫取超额利润。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通过大量援助使欧洲经济得以较快恢复，有利于更方便地控制和占领欧洲市场。为维护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1949年美国又组建北约，将马歇尔计划延伸至军事领域，绑定西欧众多发达国家，使之成为抗衡苏联的重要军事政治力量。
20世纪中叶之后，亚非拉大多数国家因其长期被殖民或半殖民的历史，尽管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工农业不发达特别是制造业十分落后，国内市场狭小，在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下逐步形成了以生产某一两种原材料为主的畸形的、单一的产业结构，因而只能在世界市场中扮演原材料供应者的角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外围”，继续被帝国主义国家盘剥着，压榨着。“国家争夺强权的活动从军事领域转向全球经济领域，目的不再是占领领土，而是寻求更大的市场份额。” [5]
这一时期，地缘政治理论的侧重点便随之从领土扩张转向了殖民扩张和资本扩张。德国的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美国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埃及的萨米尔•阿明等，都从各自角度提出了所谓的“依附论”，认为可以将世界分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两大群体，前者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支配、统治地位，后者则要依附于前者，扮演从属的角色。因为外围国家只有在资金、市场和技术等方面依附于中心国家，乞讨于中心国家，才能够生存。“依附论”重塑接续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继续进行控制和剥削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这种变相的地缘政治理论传播得十分广泛。发达国家及其理论家们无一例外地开动宣传机器，广而告知广大发展中国家，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在没有同时获得经济独立的条件下，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与其说应该到发展中国家自身去寻找，不如说应该到盘剥、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寻找。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差距越拉越大，南北问题愈加突出。
美国学者帕拉格•卡纳说得更加直白：“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实现了新的联姻，但各方的核心关注点仍然是能源、权力、稳定和冲突”。“不过，只要美国既有战略眼光又能相机行事，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地缘政治的变迁完全可以为美国利益服务。” [6]
本刊记者：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论从领土扩张转向殖民扩张和资本扩张的进程还在持续，同时又有哪些新的变化?
周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塌陷。伴随着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美西方发达国家又将新自由主义嫁接到地缘政治论身上。1990年，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出笼，诱导拉美国家和刚刚掌权的原苏联东欧各国的民主派接受“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转型战略与政策，大力推行“休克疗法”，如大大压缩和去除政府的职能与作用，全面而急剧地放开对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的管制，实施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国内各领域市场，短时间内使这些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全部瘫痪、断裂，经济大幅下滑，失业者无计其数，社会秩序大乱，不得不向西方寻求大规模所谓经济援助，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出的药方进行“整改”，从而将自己捆绑在西方国家的“战车”上，形成对西方发达国家丧失主权的“人身依附”与“路径依赖”。
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政策上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在战略和策略实施上又将“依附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即最大限度地将美国模式移植到俄罗斯、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本土上，要求这些国家尽快在国家体制、选举制度、意识形态、法律保障、经济运行、金融体系、文化并轨等各个方面实现“转型”，使其能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体系，从而更便于超级大国——美国及其所主导的跨国垄断资本集团控制整个世界的资源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走向，攫取更高更多更充满血腥味道的垄断利润。
按照基辛格的说法，“美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标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要增长，就得依赖私人资本，而私人资本坚持要有一个稳定的法律制度并在合理的风险下得到令人满意的回报率，因此，任何期望具有竞争力的国家，都必须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加入全球化进程”。“正是在美国经济学家的有力说服和美国财政部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循循善诱下，私有化才得以普及，贸易壁垒才得到消除。这确实令人感到欣慰。” [7]
冷战后，很多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套理论，并以此作为依据，修正、调整本国的对外政治、经济、军事的战略与策略。
本刊记者：回顾100多年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变化，有确有许多分析和方法上的运用都和西方国家宣扬的地缘政治理论有密切的联系，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如果用比较简洁的概括，那么什么是地缘政治理论的根本要害?
周力：应该说，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国家代表不遗余力地鼓吹地缘政治理论，不管说得多么绕嘴，多么“深奥”，归根到底都是为西方大国争夺更多的殖民地、势力范围、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服务的，是为它们推行新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霸权主义效力的。而我们最为熟知的基辛格，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对中美关系所提的主张、评论和建议，也都是建立在所谓地缘政治理论基础之上的。毫无疑问，西方极力鼓吹并一再诱导的地缘政治理论，是帝国主义世界观、霸权主义世界观的直接反映。这就是地缘政治理论的根本要害。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把地缘政治理论作为分析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演变的逻辑起点，因为在我们看来，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本刊记者：有哪些论据可以说明地缘政治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呢?
周力：第一，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一个必要和经常的条件，可以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它不是决定各国社会制度性质、决定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否和决定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的主要因素。
历史唯物主义历来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并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比如，没有江河湖泊和海洋，就很难发展渔业和航运业;没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就难于发展农业;没有草原，就无法大规模地发展畜牧业。中东地区的石油产业，土库曼斯坦和俄罗斯的天然气采掘，世界三大黑土地带(美国、中国-俄罗斯远东、乌克兰)的农业种植，中国、越南、巴西、俄罗斯的稀土储量等等，之所以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同这些国家的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过地理环境会对人类生产生活以及对国家、民族的发展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但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地缘政治”这个说法。为什么没使用?因为在他们眼中，世界绝不仅仅是地理环境这一自然历史形成的产物，伴随着地理环境(大陆、土地、高山、海洋、湖泊、岛屿、天空、气候等等)的生成与变化，还同时发生着人类通过劳动驾驭自然、改造自然、管控地理环境这一社会历史形成的过程，发生着人类从无阶级社会到有阶级社会再到对抗性阶级社会的演变。因此，绝不能把地理环境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夸大为决定性的作用。
恩格斯1890年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就此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许多因素”。[8] 而组织和实施人类社会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不是地理环境，而是人本身，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其中有劳动者，也有凭借对土地、工厂等资源的掌控不断无偿占有劳动者生产成果的地主、资本家等等。人类历经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一再呈现出这样的场景。资本主义从一般垄断发展为国家垄断后，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用“三权分立”制度及以此为基础的政党政治制度，搞轮流坐庄，劳动人民永远翻不了身。进入20世纪下半叶，不少发展中国家被迫选择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混为一体的发展道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者同为跨国垄断资本集团服务的买办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始终作为这些国家从事生产和占有其产品的对立两极存在着。[9]
第二，说地缘政治理论即地理环境决定论是荒谬的，是因为它不能解释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例如，为什么在同样的自然环境或同一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却可以有巨大的差别或变化?以非洲为例。作为人类发源地的非洲，有文字记载的六千年的历史中，经历过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酋长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这样巨大的社会变迁，但这期间非洲大陆的地理环境变化却极其缓慢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又如，为什么在一些极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中，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和民族那里，社会却可以经历大致相同的殖民掠夺时期?不是吗?在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亚洲和非洲大陆的广阔地带，在南太平洋众多岛国，自16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被沦为欧美诸多列强的殖民地，多得数不过来。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就在于它不懂得自然环境同社会生活是两种不同质的事物，它们的变化特点是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变化在速度上的迟缓与急迫，是不可比拟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10]
第三，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观点，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国家、民族与人民中，首先表现出来的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焦点是压迫与反压迫、奴役与反奴役、剥削与反剥削。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号召。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西方列强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势力范围而瓜分世界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斗争，表现为某一宗主国要吃掉或削弱另一宗主国的斗争，焦点是垄断资产阶级残酷盘剥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努力争取民族的解放。所以列宁于1920年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号召。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科学技术和国际分工的飞速发展，全球化多极化蓬勃兴起，但帝国主义时代依然存在并发展着。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千方百计地利用他们几百年来通过剥削压迫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取的优势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变本加厉地推行单极世界秩序，并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资产阶级法律制度、新自由主义等政策工具紧缚广大发展中国家。斗争日益集中在美西方国家与“一超多强”中的中国和俄罗斯身上，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身上，要害是维护霸权主义还是反对霸权主义，焦点是遏制与反遏制、控制与反控制、反国家主权与强化国家主权。
所有这些，都不是地理环境论能够决定或者改变的。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
第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非地理环境变化在先，而是苏联和东欧内部出了问题，作为国家执政力量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动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权，丧失抵御西方发达国家的渗透、演变及颠覆的能力，导致国家最终被肢解，原有的领土、边界、人口以及对资源的占有量随之发生改变，才有了后来的北约和欧盟双东扩的局面，并对冷战后30年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直至2008年的俄格冲突(格鲁吉亚)以及今天的俄乌冲突。
普京有一句最著名的话，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11]这个话究竟对不对?苏联这个国家没有了，被肢解了，在地理上消失了。苏联在世界上开展政治活动、经济活动、贸易活动、科技交流、教育交流等等的平台没有了，同美国和北约的军事竞赛也停止了。原有的各方面需求要么彻底消失了，要么减少了一大半。整个世界市场的重要产品份额不得不进行重新配置和调整。在这个意义上，对原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但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被摧毁了，被肢解了;绝不仅仅是所谓地缘政治灾难的问题，而是体现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历史上第一个能够同资本主义世界开展长期竞赛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领头的大国，被摧毁了，被肢解为15个国家。还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也被摧毁了，被肢解为7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则被一分为二;等等。社会主义阵营被严重地削弱。这些都是从资本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阶级对抗社会转向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无阶级对抗社会光明道路上的大悲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而陷入低潮。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痛心，感到愤慨。
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通过舆论宣传、外交胁迫、资源掠夺、非法经济制裁、国际制度优势、签订破坏主权的不平等条约等手法，继续压榨、欺辱、限制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来达到目的。今天，美西方国家又打着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幌子，以制裁、封锁、操纵他国选举进程推动政权更迭、依靠武力掠夺他国资源，并将其价值观和文化强加于他国等等为主要手段的新殖民主义，进一步强化西方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垄断支配地位。
习近平主席着眼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同世界各国广泛开展物质生产领域和文化交融、文明建设领域的互利合作，引导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及其他国际地区组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就是我们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同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在斗争中求共存，在斗争中谋合作，在斗争中赢发展，不断壮大“全球南方”的力量，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需要指出的是，普京的思想在转变。2007年2月，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特别指出，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恰恰是有人企图把单极世界的构想贯彻到国际事务中的后果。[12] 2021年10月，他在瓦尔代俱乐部会议上说，“现在作为绝大多数国家社会结构基础的资本主义模式，已经耗尽了力量”。[13] 2023年3月，普京在他签署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又特别强调，“俄罗斯外交的优先事项之一，是消除美国和其他不友好国家对世界事务进行垄断统治的流毒，为所有国家抵制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野心创造条件”。[14] 2024年11月7日，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又进一步表示，当今世界围绕国际新旧秩序的斗争之所以不可调和，不是因为它是权利之争或者地缘政治之争，而是因为对未来国家和人民能否按照相互尊重文化和文明的原则发展相互关系之争。[15]
第五，尽管全球化多极化在发展，尽管科技革命在不断发生，但世界仍然没有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资产阶级时代，仍然处于列宁所讲的帝国主义时代，处于百年大变局的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连同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南方”国家同作为另一个整体的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斗争，说到底，就是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斗争，是人类社会在21世纪展开的阶级较量。这个较量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并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地缘政治理论的危害就在于，用地理环境决定一切来蒙蔽人们的眼睛，以抹煞帝国主义列强对弱小国家和民族几个世纪以来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的事实，并为今天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继续统治世界服务。
所以，我们在分析任一国际现象时，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安全的，热点的，都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坚持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的观点和方法，而绝不能把地缘政治理论作为分析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演变的逻辑起点，甚至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论来使用。因为这将导致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误判，以及影响具体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落实。
本刊记者：再回到最开始提到的关于我们中央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上，我们应该如何把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认识统一到习近平外交思想上来?
周力：习近平主席2018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规划和推进对外工作”。[16]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又特别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战线迫切需要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解决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它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关系到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们党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外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践行和平发展道路，同世界各国广交朋友、深交朋友，坚定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热点问题根据事情本来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毫不动摇地主持公道正义、参与调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在大量丰富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对外关系理论。这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人间正义、集聚正面力量和团结尽可能多国家一道和平发展的一大法宝。中国对外关系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的，是中国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重要支撑，毫无疑问应该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中国学派的内核之一不断发扬光大。
注释：
[1]《俄罗斯经济发展研究(2022-2023)》，当代世界出版社，2024年版
[2] https://izborsk-club.ru/26142
[3] https://www.nicbar.ru/politology/study/kurs-geopoliticheskie-problemy-evropejskogo-razvitiya/tema-5-klassicheskie-geopoliticheskie-teorii-evropejskikh-nauchnykh-shkol-germanskoj-frantsuzskoj-italyanskoj
[4]《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5]《詹姆斯•多尔蒂等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2003年版，第509页)
[6]《第二世界 大国时代的全球新秩序》，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页
[7]《基辛格 美国的全球战略》，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211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9] 墨尔本大学教授拉尔夫•佩特曼指出：“20世纪后半期，旧式的政治和军事帝国主义让位给了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不屑于直接控制领土，而是通过全球资本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买办’精英(他们为先进工业国家提供便利的贸易、投资和劳动力条件，并从中获得私利)之间的相互勾结来与这些国家建立政治经济或者政治文化关系，以达到对这些国家的间接控制”。-詹姆斯•多尔蒂等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8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11]《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
[12]《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2页
[13] https://lenta.ru/news/2021/10/21/konac/
[14] https://switzerland.mid.ru/ru/press-centre/press-relizy/o_kontseptsii_vneshney_politiki_rossiyskoy_federatsii_2023/
[15]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5521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27-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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