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潘汉年系统：渗透到日本高层

作者：劳开准洪小夏来源：新周报 2025-04-02 2258

导读：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地下工作者曾成功地渗透到日本高层和日本情报机构。日本当局原来对中共的情报工作了解不多,直到1942年“中共谍报团”案发,才知道中共的情报工作如此厉害,竟然渗透到日本首相身边……

神秘的潘汉年系统

潘汉年长期担任中共隐蔽战线领导人,领导过的情报组织很多。潘汉年系统是较为独特的一支,1939年后成立,属于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独立于其他情报组织,负责沪、宁、粤、港、南洋等地的情报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潘汉年系统工作重心由香港移往上海。其成员来自四个方面:(1)中共中央社会部派董慧、刘人寿等约10人到上海担任潘汉年系统的内部工作。(2)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抽调10多人支援潘汉年系统。(3)在沪原情报系统的同志参加潘系统。例如,中共江苏省委情报工委结束后,所属情报人员史永、赵铮兄弟、蔡秉贤等都调入潘汉年系统;“八办”(主任刘少文)结束后,其所属的情报人员也划归潘汉年系统。(4)潘汉年系统自己发展的关系。

潘汉年情报系统各时期先后参加者共约100人,同一时期约三四十名工作人员。该系统先以刘人寿、乔犁青、孟述先等为骨干,后增加谭崇安、吴成方、张建良(即华克之)等人,建立了数处情报工作据点;后期重要领导人是张唯一。

需要说明的是,潘汉年领导过的情报组织很多,但不能把潘汉年领导过的情报组织都叫潘汉年系统。1931后,潘汉年负责的中央特科二科,就不属于潘汉年系统,而是属于中共中央特科。

另外，抗战期间,潘汉年直接领导过的组织机构有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中共华南情报局、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这些并不能都叫潘汉年系统。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在它们存在的时期,有一段时间是由其他人领导的。例如,冯雪峰、刘晓都曾负责过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的工作;“八办”成立之初，由李克农担任主任。

受“中共谍报团”案件牵连

“中共谍报团”案是苏联情报人员佐尔格等在东京被捕后，牵连到上海中共情报组的案件。

1941年10月,佐尔格、尾崎秀实等在东京被捕后,上海的中共情报组中西功、西里龙夫、程和生(郑文道)、李德生、陈一峰(倪兆渔)等一批中共党员受到牵连,于1942年六七月被捕。这些中共党员是一个隐藏在日本情报机构内的中共情报小组成员,属于中共上海情报科领导。

中共党员能够打入日本的情报机构,是因为中共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在1930年代初担任上海同文书院教授期间,发展了中西功、西里龙夫、手岛博俊、白井行幸等一批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文书院由日本外务省创办,初衷是为了培养精通中文的日本间谍,没想到同文书院里却有一批学生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信念、国际主义精神的中共党员。

中西功1931年4月就读同文书院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5月再次赴华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1934年加入“满铁”(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总社,1938年5月任满铁上海办事处主任。通过他的关系,1940年4月起,满铁先后成立了附属单位“时事调查研究室”和“特别调查班”。

程和生(真名郑文道)1939年秋天调到中共上海情报科工作,担任联络员,负责与中西功及几个中国同志之间的联络。因受东京佐尔格案的牵连,1942年6月中西功被捕,7月程和生被捕,该情报小组结束活动。这一情报小组也属于潘汉年情报系统的范畴。

当时,中西功的掩护身份是“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西里龙夫的掩护身份是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兼汪伪“中联社”、“中央社”指导官,“大日本皇军总司令报道(情报)部”顾问;程和生的掩护身份是日本“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附设的“特别调查班”班长;倪之璞等十余人是调查班的调查员。

中共情报小组的成员以合法的身份作为掩护,打进日本的情报部门，搜集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战略情报,例如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大本营扫荡作战计划、汪伪和平运动等重要绝密情报。

岩井公馆中的地下工作者

1942年“中共谍报团”案发后,隐藏在上海“满铁”的中共情报小组遭到破坏。中共情报人员不畏艰险,继续打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门。

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特别调查班,对外掩护名称为“岩井公馆”,负责搜集情报,进行特工活动。特别调查班的班长由副领事岩井英一兼任,但实际主事的是中共秘密党员、多面间谍袁殊。

1939年9月,潘汉年情报系统的骨干刘人寿打入“岩井公馆”,担任秘密电台的机要员。刘人寿撤退后,1942年初,恽逸群奉潘汉年之命继续打入“岩井公馆”,担任“中国编译社”社长,为岩井公馆所办的《新中国报》、《政治月刊》等报刊提供文稿。

恽逸群以其特殊的身份,运用委婉手法,揭露日伪的丑态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本质,批驳投降论;甚至还通过专文的形式,把岩井公馆电台收录的延安广播内容,用明贬暗褒的笔法加以传播。最重要的是,恽逸群通过这个特殊身份,还能收集到日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量情报。恽逸群一直工作到1944年10月被日本宪兵逮捕才停止。

中共党员还渗入到伪政权、伪机构搜集情报。中共上海情报小组的陈一峰担任伪“中央社”首席记者、汪伪国民政府特工总部顾问。汪锦元打入到汪伪政权的核心部门,1938年初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40年9月调往南京,任汪精卫的秘书。

张明达打入伪“中联社”担任联络员,利用担任伪“中央社”向宁、沪沿线各支社之间电讯稿和重要信件传递员的机会,实际担任了中共上海情报组负责人与中共上海情报组南京站之间的联络员。

陈公博就任上海市市长时,李时雨以“立法院委员”身份随其到上海,负责组建上海市保安司令部，其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于1944年秋由华北局社会部转到华中局情报部。李时雨和潘汉年系统联系上后,利用机会把潘汉年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安插到伪保安司令部:倪幼斋任中校机要科长、姜春圃任中校人事科长、张维光任少校文书科长兼日文翻译;史永联系的赵铮兄弟两人,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还有关露、袁殊等,打入日伪机构从事秘密情报工作。这些打入到伪政权、伪机构的情报工作人员,甘愿背负为人所憎恨的汉奸恶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置自己个人的荣辱名节于不顾。

潘汉年情报系统,队伍短小精干,取得的成绩却很大。抗战时期,潘汉年系统上报了不少重要的情报。例如,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拟南进而非北进;李士群提供日军“扫荡”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区;周佛海设电台与重庆通报;重庆对日谋略活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