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的“生命堡垒”：战士们如何在零下50度的深山存活？

呼啸的风卷起枝头的雪，晴朗的夜便忽然嵌上了银色的边。

这是兴安岭的冬天，毫无疑问，零下四五十度的气温足以令最顽强的意志在顷刻间迎来光荣的死亡，在许多抗联将领的回忆录中，自己亲密的战友就这样在冰天雪地之中稍作停留，然后便悄无声息地化为一座冰雕。

想要在这样的世界中存活下来，抗联的战士们必须在雪海的深处找到属于自己的方舟。

那便是名为“密营”的存在。

林海方舟：

大山深处的抗联生命线

所谓“密营”，便是“秘密营地”之意。

其实抗联究竟是何人在何时提出“密营”这个概念已不可考，不过许多人认为抗联第一座密营乃是1933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在濛江那尔轰大顶子所建——后来濛江有幸埋忠骨，便是今天的靖宇县。此处岭长河细，山深林密，除了以伐木为生的“木帮”、淘金挖参的“放山”外，便只有“绺子”(土匪)和马贼出没此处，因此独立师进驻此处后能够为木帮提供安全保障，颇受欢迎。11月南满独立大队进驻那尔轰，在深山中搭了戗子，供伤员休养，而这，便是抗联的第一座密营了。

这座密营乃是典型的东北“地戗子”结构，特点是就地取材，建造方便：东北的深山中老林子遮天蔽日，好木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消将长木桩斜放交叉搭出一行“人”字框架，上覆茅草树皮便可遮风挡雨，至于这首尾两端开口则全凭搭房人的喜好，有的手脚勤快，便以整排木桩打入地下，用泥土与草胶涂抹结实，形成两端墙体，正面开门开窗，屋内不起火不烧炕，所以也称“冷戗子”。而若只住几人想要对付对付，便没必要这般折腾，做成前高后矮，逐渐收窄的结构倒也能勉强凑合，这样一来前边高抬如马头，后面低垂如马尾，因此也叫“马架子”。“地戗子”的妙处在于丰俭由人，建房之人再懈怠一点，连山墙木桩跟茅草都要对付，便可退化成最原始的“窝棚”;若是勤奋一点愿意在“人”字框架的两侧也建起土墙，便是像模像样的小屋。因此，抗联最初的密营大多是这种结构。

东北本是苦寒之地，每年雪期五月有余，天寒地冻之下便是万径人踪俱灭。打家劫舍的绺子、淘金挖参的行帮、进山打猎的猎户等都要在入冬前做好“猫冬”的准备，然后各寻去处，待到来年春暖花开之际再重入山林，而进山之后自然少不得要在山中搭个住处。所以在深山老林之中寻找妥帖之地落脚，乃是绺子中“大当家”、挖参人“把头”的看家本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日伪连番大战，数支部队被打散后藏身山林，更是积攒了大队人马在山中修建秘密营地的经验。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这些本领自然被投奔抗联而来的各路队伍带到了抗联之中。所以，抗联密营的选址讲究山高林密，背风近水，向阳择土：山高则洪水不侵，林密则敌人难寻，背风则不入邪气，近水则生计有源。至于向阳择土，那就更加重要一点：“地戗子”往往阴暗潮湿，密营中又经常要安顿伤员，所以向阳开门能够确保白天光线充足，选择合适的落脚点则可以避开过于潮湿阴冷的地方。

当然，除这些外，投奔到抗联旗下的好汉还带来许许多多实用小技巧，比如各种遮掩痕迹的奇妙手段：如果行进痕迹无法避免，则确保大家排成一列，每次迈步时都踩进一个雪窝之中，由最后的人“埋溜子”，用雪埋住脚印，又或者是“插蒿子”，以植物遮掩行动痕迹;而若是时间充裕，则每人都要准备高跷一副，进出密营时便要踩着高跷行进，以遮掩行踪，赵尚志曾经打趣称：

“抗联战士真不简单，一边打仗一边练踩高跷，等抗战胜利了，咱们住进大城市，我领你们扭秧歌，我当打头的。”

如果只是冬藏夏住的话，那不能在室内生火的“地戗子”倒也问题不大。尤其是那尔轰等早期游击区在1933年前后乃是人烟稀少的“三不管”地带，抗联将士在此地几乎可以公开活动，对密营的需求尚不十分迫切。然而随着游击战的不断发展，日伪“讨伐”力度渐渐加强，1934年杨靖宇提出“密营和后方基地的建设数量和质量都需要加强”的要求，因此保暖性更强的“地窨子密营”应运而生。这类密营依然是以“地戗子”“马架子”结构为基础，只是在修筑前要向下挖出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如此一来在水平高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屋内空间便大大增加了，所以可以搭上土炕，解决了“冷戗子”没法取暖的问题。条件允许时抗联更是修筑过“木刻楞”或曰“木嗑楞”式的密营。顾名思义，“木嗑楞”的要义便在于以原木层层垒垛，转角处刻出大块豁口后让原木交叉咬合，如此吻合牢固后纵使霸王复生也不能撼动，因此又被称为“霸王圈”。这种建筑无需梁柱，也能确保结构牢固——当然，底下该挖坑依然可以挖坑，下沉式的木嗑楞密营能够有效降低被敌人发现的概率，如果舍得多下点功夫，那便将屋顶上堆叠树枝废土，任由杂草生长，隐蔽效果还会更好一点。此外还有少数以天然洞穴为基础修建起来的密营，不过那就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了。

1936年关东军制定了伪满洲国的《治安肃正计划大纲》后，斗争形势陡然吃紧，抗联队伍对密营的需求也就变得愈发迫切。在抗联将领的相关史料记载中，1936年之后“密营”二字出现的频率陡然增加：这年6月，南满特委扩大会议在辉南县河里小会家沟密营召开，杨靖宇将军要求“各师主力部队在深山密林的僻静处修建军事密营”，并将弹药与粮食在入冬前尽数运往密营;同年5月，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也要求“对于密营休养所等必须重层建设(即使每个部队有两个以上密营)”。在抗联将士的不懈努力下，整个东三省境内密营星罗棋布，西起辽西走廊，东至乌苏里江，南到长白山脉，北达黑龙江流域，皆有密营分布。

在短短数年间，抗联密营如星火般迅速燃遍东北大地，这些隐藏在莽莽林海中的密营，成为抗联战士出击日寇的坚实后盾。

从“上山”到“下山”‍

从“营房”到“营网”

密营不是根据地，不是被服厂，不是修械站，不是医疗所。

但密营也可以是根据地，可以有被服厂，可以作修械站，可以当医疗所。

不同于关内的抗日根据地，东北的敌后抗日活动，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极端严峻的考验：自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牢牢掌控着整个东北的军事政治乃至方方面面，即便是抗联队伍最为壮大的时候，他们依然要面对着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敌人。

因此东北很少能建立起与敌人边界分明的敌后根据地，绝大多数情况下抗联都只能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活动。然而东北地广人稀，冬季漫长，这使得许多根据地虽然表面上占地极广，但实则人烟稀少：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在《满洲反日游击队的现状与团的工作》中提到延吉、汪清等地的游击队区覆盖范围超过500里，然而游击区内居民却不足二万。其中很多人都是因为畏惧日寇淫威而“上山”逃难的。

早期游击区中军民混住乃是常态，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抗联武装都要效仿群众居住到“大树林子里的秘密房屋之中”，这也是早期密营的最主要功用：纯粹的隐蔽居住地。此时游击区与非游击区之间的边界依然模糊，游击队往往可以轻而易举地下山购买粮食、交换情报，伺机出击，只有少数如那尔轰等地的密营建立了医疗所或是修械站等设施。也正因如此，在许多抗联战士的回忆录中，密营与被服厂、医疗所等机构都是相互独立的设施，因为他们在长期的斗争中已经习惯了将住宿的地方称为密营。

不过随着敌寇统治力度的不断加强，游击区与非游击区之间的边界开始逐渐清晰起来。日伪所采用的办法乃是多管齐下：武装“讨伐”自然是应有之义，然而比武装讨伐更加犀利的手段，则是借助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对东北地区治安权力的褫夺，从根本上破坏抗日武装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1933年，日伪开始推行所谓“集团部落”政策，强行将居民集中，并有组织地焚烧散落于山沟等地方的窝棚一类的建筑物;1934年则开始收缴民间散落的各种枪械，到1935年时共计收枪98万余支，各种子弹近千万发;同时通过“经济统制”与“特殊会社”等制度从经济上将伐木等行业全部纳入其管制之下，进入山林地带的人群开始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关东军更是从1933年6月开始便将大股兵力分散配置，进行“全面分头出击”，以期将抗日武装各个击破。

共产党人给出的破局之道，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原本分散的各路抗日武装力量凝聚到一起，重新攥成“一个拳头”;二是开始扩大密营修建规模，在根据地附近的深山密林之中打下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基础：杨靖宇麾下的后勤部长专门花费一年多时间，在桓仁和兴京(今新宾)交界老秃顶子地区老秃顶二层顶子、大冰沟、小冰沟等地修建了十几座密营，形成足可容纳千人的大型密营网络;本溪一带的和尚帽子密营，不仅有地窖可以长期储存粮食和军用物资，而且周边还有印刷厂、被服厂、医院等完备的配套设施，俨然便是一个功能齐全、兼具军事与生活功能的小型根据地。1935年12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在报告中称东满的密营中不仅有可以自制“五六磅”炸弹、手枪的兵工厂，以及常见的印刷厂、被服厂和医院，甚至还有一个特别的“监狱”，用来关押民生团奸细;1936年抗联第六军在汤原县所修建的亮子河密营中竟然还有一所军政干部学校，可以时常给干部上课。

显然，此时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逐渐成长为东北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而大大小小的密营网络则为抗日斗争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血色杏林

但这里的自然环境毕竟是残酷恶劣的，曾经在赵尚志身边担任警卫的抗联战士姜立新，手指与脚趾全部冻掉，最后在战士中赢了个“姜秃爪子”的绰号，他本人却不以为忤——因为跟那些倒在明天雪地中的同志比起来，他已经足够幸运了。

冻伤永远是抗联战士身上最常见的烙印，即便在今天，严重冻伤导致的肢体缺损几乎也没有挽救的机会。但对抗联将士们来说，寒冷并非他们唯一的敌人，即便是夏天的山林中也存在着致命的威胁：聚散成团的“小咬”、叮住就不会松口的“草爬子”，莫名袭来的瘟疫和司空见惯的伤寒都可能在无声无息之间夺去战士的性命。

治病的最佳办法，自然是求医问药。抗联正式成立后曾专门在军、师、团三级下设军医处，并定下军医的授衔规则，已是相当有正规军的架势了。不过具体到落实环节，想找个正经医科出身的大夫却极有难度。直到1937年前后，抗联分三批选了50人前往苏联学习了半年的医疗知识，才算勉强将自己的医疗队伍给搭建起来。

医生难寻，药物就更不好找了。日伪在强化“集团部落”切断抗联与群众联系的同时，对各种药物的管控更是格外严格，许多同志负伤后甚至连使用绷带包扎都做不到。

如此恶劣的医疗条件，在1938年密营屡遭破坏后更是雪上加霜。原本许多重病号还可以在密营中静待恢复，但现在必须做出最决绝的选择，让队伍能够尽快轻装前行。1940年3月下旬，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等人在寻找三路军指挥部时遭遇敌人，战士老郝不幸负伤，前文中提到的“姜秃爪子”急忙上前，试图帮助他转移，然而老郝只留下“部队能到达指挥部，对我来说就是革命胜利”的遗言，举枪自尽了。

随着1940年前后密营被大范围破坏，许多抗联的高级将领不得不率队冒险外出筹粮，而日寇则利用这个机会将他们一一残害。1940年2月23日，5天没有进食的杨靖宇光荣战死，年仅35岁。而后抗联采取了“保存实力为主，逐步收缩”的方针，向中苏边境转移，曾见证过抗联火热岁月的密营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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