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庆鸿：请示报告制度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

请示报告制度在党内的建立与实施，有效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加强了地方党组织的纪律性，使党中央更加能够对革命事业进行统一规划、科学布局和协调平衡。

党的请示报告制度是下级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向上级组织汇报工作的组织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请示报告制度是信息传递的有效渠道，也是政令执行的监督机制，还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方式，在党的发展建设和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确保信息有效传递

请示报告制度是地方向中央、下级向上级传递信息的有效途径。这项制度能否有效执行，关系着党内信息传递和中央获取信息的效率。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请示报告制度尚不健全，一些地方党组织未能及时、全面地向中央报告工作，导致中央对地方组织情况了解不足。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队伍规模扩大和革命战争开展，党的请示报告制度不断完善。

1929年2月，由于交通不便，中央常收不到红四军的相关报告，以至于对红四军武装斗争情况缺乏了解，加之对革命形势存在误判，中央在给红四军的“二月来信”中要求毛泽东与朱德同志离开红四军来中央，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

1929年4月，毛泽东同志收到这封来信，立即给中央复信，即“四五复信”，报告红四军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提出“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中央之所以发出“二月来信”的重要原因，就是“从去年八月起共有三个报告给中央”，“中央一个也未收到，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为增进中央对红四军情况的了解，毛泽东同志表示，“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此后，中央通过红四军前委的相关报告，及时了解最新动态。1929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永定县湖雷给中央写报告，汇报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最新斗争情况，以及红四军、红五军等部队实力和党组织概况，指出“报纸所载我们怎样杀人放火的消息，全与事实不符”。

1929年6月，由于先前红四军中产生“军委与前委之争”，在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同志未能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中央通过相关报告及时得知并立即给予指示。8月，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对红四军七大提出批评。同月，陈毅向中央详细汇报红四军情况。随着中央对红四军情况了解的深入，9月28日，中央再向红四军发出指示信，即“九月来信”。10月，陈毅向红四军传达“九月来信”。按照中央指示，毛泽东同志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随后主持召开著名的古田会议，对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与执行，确保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基层党组织能够及时准确地将各地最新的组织信息、革命动态上报给中央。中央获取最新信息后，一方面能够及时对地方组织面临的问题作出针对性指示;另一方面根据最新革命形势，及时制定和调整革命方略，从而实现革命“谋时而动、顺势而为”的战略效果。

保障中央政令贯彻落实

为了推动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各个阶段和不同领域发布众多决议、指示、通告和训令。然而，这些中央政令及其相关工作要求能否在地方得到贯彻执行，就需要相应制度进行监督。请示报告制度正是中央监督地方、上级监督下级执行政令的有效机制。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请示报告制度就成为推动中央政令贯彻落实和地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抓手。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强化党的组织建设，并于1927年12月先后发布《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和《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关于组织工作》。然而，1928年初，中央通过地方报告，发现一些地方党组织对组织工作要求未能有效贯彻执行，“尚未接到各地党部专门关于组织的报告”，“各党部寄来中央之报告，大都是暴动计划，政治问题，很少提及党内的组织状况与改造的情形”。对此，中央要求“各级党部接到此通告后，即应开一个专门讨论党的组织问题的会议，并由各省委各临委报告中央”。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央各项工作明显增多，然而一些地方党组织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对中央政令和工作要求执行情况较差。1932年2月，项英开展工作检查之后发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将近三个月以来，各地对于中央政府一切训令、通令、决议等等的执行，那是非常令人不满”，“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向中央做一个执行工作的报告”。同月，《红色中华》报道，“西冈区工作在会昌据说要算为顶好的一区”，但也存在严重工作问题，“各级政府除写路条，帮着五军团买米，以及吃饭睡觉外，整天无工作做，上级来的通告，命令，决议，从未见着讨论过执行过”。

为改变这种状况，苏维埃中央政府加强推进落实请示报告制度，以督促地方执行政令。1932年5月，苏维埃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但到6月仍“多未执行，轻忽上级训令”。为此，中央于6月发出通告，要求各级政府迅速成立相关机构，“在七月十五号以前要向中央政府作一工作报告”。同年底，为了解苏区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情况，中央劳动部要求各级劳动部迅速调查，各区劳动部应于1933年1月15日前调查完毕，并报告县劳动部，县劳动部于1月20日报告到省，省劳动部于1月30日汇报中央。在请示报告制度督促之下，苏区各项工作政令得到较好执行。

请示报告制度在党内的建立与执行，确保了中央通过地方提交的各类工作报告，及时掌握地方组织对中央各项政策和工作的最新执行情况，不仅监督地方组织及时贯彻落实各项工作，也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执行中的偏差。

强化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视建立严密的组织系统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请示报告制度就是重要抓手，发挥了强化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规模日益扩大，一些中央政策在解放区无法得到执行或执行存在偏差。毛泽东同志针对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出，许多地方“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邓小平同志针对中原各区的情况指出，中原各区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是严重存在的。一年来的游击分散情况不能不使各地带有较多的独立性，但因此发展了无纪律状态，如各地各部队自出布告，自订政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或报告不真实等现象事实很多。

为克服存在于党内、军内的“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进一步完善请示报告制度。1948年1月，毛泽东同志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强调“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同年3—9月，中央又先后发布《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等一系列文件，对请示报告对象、报告频率、报告内容、报告规范作出详细规定。

请示报告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使地方党组织的请示报告更加规范和系统，对推动中国革命进程发挥重要作用。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我军解放了许多城市，但由于各中央局、分局缺乏对城市工作的总结和报告，导致“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1948年2月，“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通过请示报告，中央迅速获知城市工作的情况与经验，于1948年11月发布《中央对新解放大中城市管制经验的通报》，为之后顺利接管全国城市提供了指南。1948年8月，徐向前、周士第向中央军委作关于晋中战役后部队情况及整训计划的报告。中央收到后立即转发各野战军、各军区及各中央局、分局。毛泽东同志在转发电文中指出：“我们希望一切野战兵团及一切后方军区均有这样内容充实有分析有结论的报告。”8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给林彪的电文中提到：“八月十五日你的综合报告收到，甚慰”，“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

请示报告制度在党内的建立与实施，有效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加强了地方党组织的纪律性，使党中央能够对革命事业进行统一规划、科学布局和协调平衡。中央运用请示报告制度指挥全国战局、领导各方行动，推动了三大战役乃至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