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大生产运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带头垦荒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

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大生产运动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物质保证。毛泽东是大生产运动的发起人，亲自参加劳动，在运动中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极大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处境，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困难真是大极了”

邓小平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文中谈到：“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非常注意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

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占领武汉后，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面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国民党由拖欠军饷到切断和完全停发军饷。这样，部队的生存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如毛泽东讲的，当时“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程度。根据地大大缩小，干部损失很多，其困难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用毛泽东的话说“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严酷形势的逼迫下，边区人民的公粮负担加重了。1938年，征收公粮1万石;1939年，征收公粮5万石;1940年，征收公粮9万石;1941年，征收公粮增加到20万石。陕北百姓为了战争的需要，勒紧裤带，拼命地向贫瘠的土地要粮，但往往还是完不成任务。一边是催粮很紧，一边是粮食不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开荒的数量迅速下降，粮食增长的速度迅速减缓。边区农民群众既要多交公粮，又要运输公盐，深感负担沉重，出现了不满情绪。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会议室也遭雷击。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毙。事后，这位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

毛泽东陷入深思：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反映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后来发现是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所致，于是很快纠正过来。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根据地掀起大生产运动热潮

早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毛泽东就已认识到外援不可靠。1939年1月，当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派其精锐部队封锁、进犯陕甘宁边区后，2月2日，边区政府在延安专门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等同志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参加生产运动。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讲话：

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的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这方面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

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军民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军“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从此，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春节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给民众拜年。他借这个特殊时机和特殊形式，一是为了加深同民众的感情，进一步密切与民众的关系;二是为了深入调查研究，直接倾听民众的意见和呼声，了解民心民情。

1941年春节的前一天，毛泽东一早就带领几位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民众拜年。毛泽东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大家夸起党中央和抗战形势大好的情形来。毛泽东听后摆摆手说：“今天我们不说这些，说点别的。大家要谈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顿时，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谈什么是好，显得十分拘谨。

毛泽东鼓励大家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要让大多数人开心满意，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毛泽东勉励大家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大家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有人说从大部队来到陕北，征用的公粮太多，老百姓负担不起。也有人说吃粮问题解决不了，老百姓生活困难就会加重，部队也得不到很好发展。粮食问题早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可是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土质贫瘠，几乎年年收成欠佳。近几年部队来到这里，人口剧增，粮食就更不够了。加之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被禁运。原先划定的延安、延长、延川、绥德等26个县归边区政府管辖，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但有5个县先后被国民党抢过去，八路军募补区内的耕地面积大大减少。这样，边区粮食紧缺和经济不景气就可想而知了。

毛泽东在延安。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党，加重群众负担有违党的宗旨，因此下定决心减轻群众的负担，仅粮食征购量就由20万担调整为1942年的16万担。由此一来，留下的缺口怎么办?更何况，自身力量和各项事业还要大发展。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发展生产。

1941年，针对当时面临的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阐明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下，各根据地军民很快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热潮。

毛泽东视察南泥湾，口袋里装了半只烧鸡

1940年5月，朱德从太行前线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他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这时的延安城与3年前相比，人多了，机关多了，东西却少了。朱德认为，如不采取重大措施，很难扭转困难局面。9月2日，朱德邀请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等到延安西川视察，随后特意前往南泥湾等地考察。在这次南泥湾考察中，朱德看到南泥湾这块地方可以实行军垦。从南泥湾调研回来后，朱德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汇报了南泥湾考察的情况和准备调部队进行屯垦的打算。毛泽东听完，连声称赞：“这件事你朱老总抓得好，抓得好哇!”

1941年春节过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规定出生产指标。

1941年3月，359旅遵照毛主席“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指示，在王震的指挥下，开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开始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据统计，1941年359旅共开荒1200亩，收获细粮1200石，收获蔬菜82.4万公斤，打窑洞1000多孔，盖房子600余间。359旅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同时，还先后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造纸厂、化工厂、制鞋厂等。制鞋厂年生产单鞋2500余双，棉鞋1200余双;化工厂年产肥皂10余万条;被服厂年产单衣2.5万套，棉衣1.2万套;榨油厂年产食油万余公斤。能供部队所需，有的产品还可向社会销售。

短短3年时间，昔日“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好江南”，359旅因此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有了南泥湾的收获，抗战乃至中国革命才度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1943年2月，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为该旅4位领导干部题词，给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并嘉奖了359旅全体将士，命名为“发展经济先锋”。

毛泽东一直想亲眼看看南泥湾的面貌。1943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邓发、张闻天、彭真等陪同下，到南泥湾视察。

1942年4月，朱德、贺龙、王震等人视察南泥湾。

一到南泥湾，看到长势喜人的庄稼，毛泽东心里十分高兴，边走边看，连连称赞王震有办法。他和地里劳动的干部战士亲切交谈，整整走了一个上午。

王震认为毛泽东经过半天坐车的颠簸和步行，一定很累了，于是请他先到旅部吃饭休息。毛泽东听后笑着说：“刚来就开饭，可见你们粮食很多啊!”

吃饭时，毛泽东问起部队的伙食。王震汇报说：刚来的那年，平均每人种3亩地，一般每天只吃两餐用南瓜、洋芋、野菜拌和小米或玉米面做成的杂合饭。1942年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每人每天可吃到一斤半粮，一斤半菜，每月两到三斤肉。今年每人平均种地10亩多。部队提出的口号是：不要政府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米，做到粮食经费全自给。明年的口号是“耕二余一”，每人生产指标是6石1斗细粮，不仅自己要够吃，还要给政府上交公粮。

听到看到这一切，毛泽东幽默地说：国民党要困死、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子病(即大骨节病)也消灭了。

饭后，毛泽东叫王震陪他去金盆湾附近视察。当王震陪着毛泽东走到一个放展品的房子里时，毛泽东看着那近两尺长的谷穗，结了四个棒子的玉米株，小磨盘似的大南瓜，非常高兴。毛泽东还参观了战士宿舍、养猪场等地方。王震多次劝毛泽东回去休息。但毛泽东毫无倦意，兴致勃勃，一直到天黑才回到住处。

毛泽东在南泥湾的几天中，白天，由王震等人陪同，察看庄稼，巡视部队，和战士、老乡交谈，接见劳动英雄。晚上，住在阳湾的一个窑洞里，和王震等一起讨论工作。

1943年10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

10月30日，毛泽东在视察359旅返回延安的途中，又专程来到位于陶宝峪的八路军炮兵团视察，听取汇报并吃了顿午餐。炮兵团拿自己喂的鸡、养的猪、种的菜，招待中央领导。时任炮兵团教导营营长的宋承志，临时被分配负责视察时的保卫工作，陪同领导检阅部队。吃完晚饭，还剩下半只烧鸡，宋承志见烧鸡是稀罕物，便塞进了毛泽东的衣服口袋。

随后，毛泽东到操场检阅部队。检阅完部队后，毛泽东还观看了连队的操炮表演和各种火炮器材。毛泽东高兴地对邱创成说：“炮兵团在陶宝峪搞得很不错啊，看来，困难这个怪物不是不可以克服的。你们做到战备、生产两不误，为将来成立炮兵学校打好了物质基础。”毛主席的话，对炮兵团全体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部队士气大振。全团在完成生产和整风的同时，掀起了大练兵的热潮。后来，毛泽东在评价军队大生产运动时说：“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毛泽东带头垦荒，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

毛泽东不仅是大生产运动的倡导者，而且也是它的实践者。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向大家发出了“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三大号召。他在窑洞门前选了一块空地，自己动手开荒，种起了地。自长征以来，毛泽东喜欢在夜间办公，一直到次日凌晨。因此，一大早，延安城和周围的窑洞还在沉睡中，劳累了一夜的毛泽东在未睡觉之前，就扛着撅头出来开荒了。干一会儿后，他才回窑洞休息。

一次，毛泽东的高级军事参谋、军委一局局长郭化若来送电报，见毛泽东又在挖地了。他干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远远望去，和土生土长的农民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郭化若走上前去，诚恳地说：“主席，您要领导全国抗战，工作很重要，就不必参加开荒了，我们一局为您代耕吧。”毛泽东挥了挥手，说：“大生产是党中央的号召，边区政府的决定，人人都应该参加，我怎么可以置身于运动之外，袖手旁观呢?我只开一亩地，不多不少。”

由于地块整得细，肥上得足，草锄得勤，地里的菜长得不错。尤其令毛泽东高兴的是，他的地里种出了他最喜欢吃的红辣椒。

1943年，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

毛泽东还“出口”自己的劳动产品，他还托苏联机组的同志送给斯大林一小布袋亲手种的红辣椒，以表达对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谢意。在大生产总结颁奖动员大会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周恩来、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不但把自己的马匹让出来搞运输，还时常背上粪筐拾粪积肥。一位美国人在延河边散步，碰到了从田野挑马草归来的林伯渠，径直喊道：“主席先生!我在这块土地上，从你们的行动里，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若干年后，郭化若回忆说，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中为全党带了头。此后，许多中央领导人学他的样子，在自己住的窑洞附近开荒种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口号。在部队、学校、机关进行大生产运动的影响下，边区的农民也积极参加生产。结果，1939年边区开荒100多万亩，粮食增产10万石，总产量达到137万石。

爱国华侨陈嘉庚也到过延安，他与大洋彼岸的客人有同样的感觉、感受和感慨。他说：“余到重庆所见，各处办事员多达百余人，少则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迨至延安，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忠公耐苦”，“由此断定国民党政权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1946年1月7日，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鼓励他应在边区军民大生产的耕耘中增进群众感情，磨砺革命意志。随后，毛泽东把毛岸英送到吴家枣园，跟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学农业生产。毛岸英在延安生活了14个月，其中7个月是在吴家枣园度过的。毛岸英一个月才回一次家。回家后，毛泽东摸着毛岸英的手说：“农民的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有血泡，说明你没学习好。等你手上老茧厚了，才能说你在劳动大学毕业了。”毛岸英明白父亲的苦心，用心学习劳动。天刚亮就起来挑水，下地回来，总要背一捆烧火柴。衣服破了自己缝，扣子掉了自己缀，下了山还学着烧火做饭，闷黄米干饭，炒酸菜粉条，蒸米饭馏馍馍，什么活都干。晚上，他还抽出时间给村里的年轻人和娃娃们教文化。毛岸英在吴家花园劳动期间，毛泽东把吴满有请到王家坪询问毛岸英在农村的劳动情况。吴满有夸奖毛岸英真肯吃苦，现在跟我们农民一样了。1947年春，毛岸英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风趣地说：白面书生变成黑脸后生啦!毛泽东摸着儿子长满老茧的手说：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毛泽东多次参观农展会，给22位模范干部题词

大生产运动的成绩出乎毛泽东和所有人的预料。到1943年，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等六区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陕甘宁边区机关和部队每年需细粮(小米)3900万公斤，自己生产达1500万公斤。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达到全部自给，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毛泽东的心情非常舒畅，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毛泽东把它与1942年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子。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

在陕甘宁边区各类工农业生产展览会中，反映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生产运动成果的展览会数量最多，范围也最广。这充分反映了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心和成就，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人民解决巨大的财政经济困难而付出的努力。

陕甘宁边区农业展览会。

1939年1月25日，边区政府在延安南关举办陕甘宁边区首届农产品竞赛展览会。毛泽东参加开幕式并讲话指出：“这个展览会的意义很大。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一定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在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军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这次展览会历时半个月，是边区第一次举办的农业展览会。展览共分边区概况、农作物、果类、畜牧、药材、狩猎与林业6个展室，展品2000多件，展示了边区农业、牧业生产的发展情况。这次展览会轰动了全边区，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第一天观众在8000人以上，以后平均每天5000人左右。

1940年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关新市沟举办了第二届农工展览会。毛泽东到会指出：“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老百姓从几百里外拿来一包两包面送来展览，这对打日本有大道理，这是老百姓同志的热心。边区政府受到老百姓的拥护，作出了许多好事，这也是热心作出的。我们要发展这个热心，但还有一条，只有热心还不行，还要力求进步，今年的展览会就有进步。”

1943年，边区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由于各项生产措施的进一步落实，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各条生产战线都获得了巨大成绩。为了检阅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表彰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11月26日至12月16日，边区政府在延安同时举行了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生产展览会有近百个展室，6600件展品，近2000张图表和照片，生动地显示了边区军民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是边区“丰衣足食”的缩影。中共中央对边区“两大盛会”非常重视。11月29日，党中央把全体劳模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模。12月9日，毛泽东在林伯渠、陈云等陪同下，参观了展览会。

大生产运动。

为了给领导干部树立先进典型和学习榜样，带动大家积极从事和学会领导经济工作，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王震等22位领导经济工作、抓大生产运动成绩卓著的干部给予奖励。同日，毛泽东一一为他们在奖状上题词鼓励。

毛泽东对大生产运动的称谓前后有着明显的变化。在1942年底之前，称为“经济自给运动”“生产自给运动”;之后，改称为“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其原因是值得我们思考，它反映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运动重要性认识的深化。如果仅仅把大生产运动的目的定位于生产自给，必然降低该运动的伟大意义，既不符合实际，也是不妥当的。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对此念念不忘。直到1958年，毛泽东还表示要感谢蒋介石、何应钦，没有了外援，才被迫“搞生产运动”。毫无疑问，困难之大之严重足以影响生存和抗日大业，是促使大生产运动开展的直接原因，也是基本原因。

大生产运动极大地增强了我党我军的力量，并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大生产运动也为我党领导经济工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延安时期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以及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干群一致、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尊重科学等观点，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对于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