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为周总理做翻译的几件事

我们在外交战线上工作过的同志，都因为有机会聆听过总理的亲切教诲，学习过总理对工作的重大指示和决策，受到过总理热情关怀而对总理抱有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虽然时光流逝，但永不能忘。

1960年我从外交学院毕业后，走上了开展对拉美民间外交的岗位。那个年代，作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受到美国的控制，在同我国发展关系方面，即使是经济贸易来往，都受到美国的阻挠和破坏。根据这一情况，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耐心等待，多做工作，广交朋友，以民促官”的对拉美工作方针。

在总理呕心沥血的指导和亲自关怀下，自20世纪50年代起的20多年中，我国对拉美的民间外交开展得有声有色。周总理在那个时期会见了150多批来华访问的拉美客人，其中有政党、议会、前政要等上层人士，和平运动、友好组织等人民团体的活动家，也有工商、文化界的社会名流等等。

1965年11月，周总理会见智利众议院代表团。左四为团长、智利众议院第一副议长伊斯拉。总理生动的谈话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位外宾。(图源：《外交官 第4辑》)

就在那个时期，我有幸多次为周总理接见拉美外宾担任翻译。总理那博大的胸怀、高瞻远瞩的言论，无不显示出一代伟人的风范，不但深深地感动了会见的外宾，亦让在场的我受到了难以忘怀的教育。而总理对我这样的年轻干部和翻译的谆谆教诲和关心爱护，又似一股暖流，感人肺腑。

“总理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周总理每次会见外宾，总是做好了充分的谈话准备，针对性强。他对接待单位写的材料看得十分仔细。他批阅的上报文件退回后，重要的地方都画上了记号。

1965年5月，总理会见秘鲁众议员比利亚兰等一行。由我起草的上报材料出了一个纰漏，上面有一句话说“比利亚兰主张秘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直至建交”。总理让他的秘书来问，这样重要的内容，为什么不写具体?他主张将秘鲁国内有什么反响等等都要报上来。

1965年5月，周总理会见秘鲁众议员比利亚兰(左三)—行。右一为众议员马丁内斯，左二为作者。总理的谈吐和风度深深地打动了来自大洋彼岸的秘鲁朋友。会见结束走出大厅，宾主依然谈笑风生。(图源：《外交官 第4辑》)

比利亚兰曾是当时执政的秘鲁人民行动党前总书记，很有地位和影响。虽然我们关于他的主张掌握材料不多，但写得尽量详尽是应该的，这样也更有利于总理做工作。所以，我们赶紧写了一个补充材料报上去。

会见中，总理和比利亚兰谈到了发展中秘关系的问题，还探讨了推动关系的途径。总理对比利亚兰为发展中秘关系所做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令外宾既惊讶又满意。因为，他想不到他在大洋彼岸为两国关系所做的事情，中国总理会了解得那么多。这时，我回过头来细想总理对上报材料的要求和批评，更加理解他的苦心。

会见时，比利亚兰说，他对周总理和中国领导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宝贵经验十分钦佩，因此，关于拉美形势和政治前途问题，他想请教周总理。

总理随即根据拉美国家独立以来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拉美国家目前的形势和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等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比利亚兰听后由衷地说，周总理的一番谈话表现出伟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给他上了一堂课。他作为拉美人，对上述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方面欠缺很多，自愧不如。

总理谦逊地回答说，他对拉美形势的评论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关键还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来制定方针、政策。

这次会见不仅给外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比利亚兰一行推动秘鲁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利亚兰感慨地说：“总理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回国以后，他向议会介绍了此次访华之行，特别提到周总理的会见，还敦促议会通过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决议，为发展两国友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

“中国人民的勤务员”

墨西哥前卫生部长、前国立自治大学校长巴斯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在担任部长和校长期间，曾为两国在文教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

1964年9月巴斯访华时，周总理接见了他，双方就中墨友好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今后的发展等话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热情而友好的交谈。

谈话结束时，巴斯由衷地向总理表示崇敬之意，说他对周总理杰出的外交才能和领导天赋深感钦佩。中国国力日趋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周总理的功勋密不可分，中国和中国人民应该为有周总理这样杰出的领导人感到骄傲，他个人为今天有幸结识周总理深感荣幸。

周总理与墨西哥前卫生部长巴斯(右二)亲切交谈。右三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王荫圃，右四为作者。(图源：《外交官 第4辑》)

周总理在表示感谢的同时谦虚地说，中国之所以有今天，要归功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本人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了自己的一份工作，他是中国人民的勤务员，他以此为荣。这短短数语，激起了外宾强烈的反应。巴斯激动地说：“您周恩来总理是中国人民杰出的勤务员!”

在返回宾馆的路上，巴斯一直和我谈论着与总理的会见。他说他接触过很多各国政要，像周总理这样谦虚大度，实在令他敬佩。我也为之感到震撼!周总理的功名令千秋万代敬仰，而他却以“中国人民的勤务员”自居，他这种谦逊的美德被广泛传颂，与他的英名同垂史册。

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总理对翻译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工作中决不允许出半点差错，哪怕是一点含糊也不放过，发现翻译有错都当场纠正。

他经常教导我们，翻译绝不是“传声筒”，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外语水平和知识水平，起到达意、传神和沟通的桥梁作用。

1963年6月，周总理会见玻利维亚众议员阿尔弗雷多(右三)、阿吉雷(右二)和同业工会常务秘书安特萨纳(右一)一行，向他们详细了解玻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后排为作者。(图源：《外交官 第4辑》)

1963年，我为总理接见一批拉美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做翻译。当时接待单位的领导告诉我，总理办公室传来指示，说这次拉美新闻媒体组团采访，是拉美人民寻求对新中国更多接近和了解的一种方式，要认真做好他们的工作。同时还特意提到对翻译的要求，务必仔细、准确，没有把握不要硬翻，弄明白了再翻。

我听后知道总理十分重视这次活动，因此，加紧准备起来，还把自己积累的、关于国内外重大问题和热点事件的外文资料卡片带在身上，以备随时查找之用。

在同外宾谈话的整个过程中，总理很专注地听我翻译的译文。虽然总理不懂西班牙文，但他的英文、法文底子相当好。因此，有些词汇从发音上他可以辨认用得是否妥当。

当总理讲到“十月革命以前的沙俄时代……”等一串长句时，我把“沙俄时代”翻成了“俄罗斯时代”。总理听出了问题，他说：“我讲的是沙俄时代。”我立即意识到翻错了，把有特定政治含义和一定历史时期的“沙俄”与统称的“俄罗斯”混同了起来，于是向外宾说明后马上纠正了译文。

一位记者问到当时热门的日本北方四岛问题时，总理就把日本和当时的苏联关于北方四岛归属的分歧和中国的立场作了介绍。我们当翻译的碰到日本的人名、地名往往发生“故障”，因为不能“望文生音”，日文写的和念的完全不一样。

在翻了择捉(Etorohu)、国后(Kunasiri)、色丹(Sikotan)三个岛以后，齿舞诸岛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只好报告总理。总理听后严肃地说：“对日本的人名、地名，你们翻译要下功夫。四个岛要全部翻出来，一个也不能少。你先把三个岛翻出来，齿舞岛回去查清后告诉客人。”并且，总理要我把这段话翻给外宾听。

由于翻译过程中卡壳，我心里很不好受，开始紧张起来，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不料被总理觉察到了。在谈话到一个间隙的时候，他轻声对我说：“不要紧张，把后面的翻好就很好。”听到总理这么鼓励我，我紧张的心情马上放松了下来，最终顺利完成了任务。

回单位后，我立即查到了齿舞诸岛(Habomai-Shotoo)的译名并告诉了外宾。外宾十分感动，并引起了他们热烈的评论。团长也注意到了总理对我轻声说话的情景，他问我：“汤，当时您看来很紧张，是不是周总理在安慰您?”

我说“是的!”并讲述了总理对翻译人员的严格要求和亲切教诲。代表团的朋友纷纷对我说：“你们的总理真是了不起!”

从那以后，我对日本的人名、地名、重大事件格外留意，还下功夫搜集资料，补充到我自己编制的翻译资料卡片上。这在以后的翻译工作中派上了用场，也可以说是“吃一堑，长一智”吧!

体贴入微的关心

总理对翻译严格要求的同时，也很体谅翻译的苦处。当时会见翻译的座位都按惯例放在主、客之间的茶几后面。总理看到翻译要不时探身向前，还要提高嗓门大声翻译很吃力，就让翻译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

在最初改变座位的那次，我没留意，进入会见大厅后径直往后座走去。总理发现后对我说：“你的座位在我旁边。”我才反应过来。

说起来这是件小事，但却体现出总理的工作作风是那么细致，对翻译的照顾是那么周到。

1964年4月，周总理会见阿根廷议员代表团。图中前排左四为代表团团长、阿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豪尔赫。后排右一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赵政一，后排左一为作者。(图源：《外交官 第4辑》)

说到总理对翻译的爱护，我有很深的感受。1964年，总理会见阿根廷议员代表团。那次我患感冒刚好不久，由于注意力高度集中于翻译，时间又长达几个小时，顾不上喝茶，因此口干舌燥、嗓子发痒，不时用手绢遮掩着咳几声缓解喉咙的不适。我自己心里也很着急，因为在那样的场合，自己咳多了，不但很不得体，也影响会见气氛。

当时总理与外宾谈兴正浓，但我咳嗽的动作被他注意到了。当服务员用暖瓶加开水的时候，看到我的茶杯满满的，便动也不动地走过去了。总理叫住了她说：“你给翻译同志换杯热茶。”我听后，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等热茶端来后，总理又体贴地对我说：“你喝几口茶，再慢慢翻。”我当时感动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

孰料，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会见结束后，总理要接待单位的负责同志留下。总理对他说：“你们作为领导，不但要使用干部，还要培养好干部、关心爱护干部。除了工作以外，他们的学习、他们的思想，甚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关心。这样才能让他们更好地发挥才干，为党和人民工作。今天这位翻译患了感冒，还带病坚持工作，当然很好，但你们作为领导，是不是关心不够呢?应该好好总结。”

虽然总理这段话是时隔多年以后，当时单位的领导才向我透露的，但总理当年对我的关怀却又恍如昨日，浮现在眼前。

作者简介

汤铭新：1938年生；196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1年任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1993年至1996年任中国驻玻利维亚大使，1996年至1999年任中国驻乌拉圭大使，2000年至2002年任北京奥申委网站西班牙文版主编，2004年至2014年任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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