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从日本侵华时的奴化教育看课本为啥必须讲政治？

正在读报的小红军，延安，1937年，(美)福尔曼 摄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1943年10月的一个夜晚，河南叶县，鲁苏豫皖边区学院附属中学的男生宿舍里，突然响起一阵哭喊声……

不过，同学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多数人压根没醒，睡得浅的翻个身，也继续睡去。

这是位来自沦陷区的同学，姓王，刚入学的时候，他总会做噩梦。梦里，用中国话夹杂着日本话惊叫，然后突然坐起来，跪下磕头如捣蒜。同铺同学秦克均来自罗山，也是沦陷区来的，这里的同学基本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有对日寇的家国恨，以及各自的残酷经历。

鼓掌拥护抗日红军的学童，延安，1937年，(美)福尔曼 摄

小秦曾问小王，你怎么还会日语?

提起日本，小王同学就咬牙切齿，他说他是山东潍县(今潍坊)人，鬼子占领潍县后，强迫适龄中国少年儿童和青年人必须上日伪办的学校。小王上的是伪化中学，这里日语是主课，汉语是副课，中国人必须好好学日语，日籍教员随时可能找茬，殴打中国学生。

日本教员提问小王：“你知道‘满洲’这个国家吗?”

小王用夹生的日语回答：“‘满洲’是中国的领土，不是什么国家。”

日本教员就用教鞭狠狠地抽打他，越是哀求越是打你。

日寇在冀中的伪化教育

大家可别小看这个日伪化教育，几代人后，敢于反抗，敢于逆思维的中国人死干净了，剩下就是以日本殖民为荣的幸存者记忆了，不信你看看台湾!

更为不幸的是，小王父亲被日本人抓去当了苦力，一去不复返，母亲被日军杀死，姐姐被日兵奸污后自杀身亡，幸福的一家烟消云散，所有的亲人都惨死于日寇之手，自己成了孤儿，被迫逃离家乡!

小王的惨痛经历，并非个案，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亡开始，十四年间，日寇在沦陷区的所有地区，都无一例外地推行奴化和伪化教育。进行精神渗透和思想腐蚀，企图麻痹、控制民众思想，使民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丧失国家民族意识，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顺民”。

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北平(今北京)

其实，早在清末，日本已经通过留学生政策，对中国进行教育渗透。1898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写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密信中，提出：“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之良策。兹将其缘由详陈如下：

如斯，则彼之从于武事者，不仅限于模仿日本之兵制，军用器械等亦必仰给于我;聘用军官等人员也将求于日本。毋庸置疑，清军事之大部行将日本化。理科学生亦必求其器械、工人等于日本。清之商工业自身，则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而为我商工业向清扩展打开门路。另，法律、文学等科学生，为谋清之进展，必将遵袭日本之制度。若能至此，我势力将及于大陆，正未可量也。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信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将悄然骎骎于东亚大陆。”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特别是侵华战争的扩大，它们已经不满足于蚕食。

日伪军警在东北屠杀抗日志士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日本)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

这并非危言耸听，日伪的思想洗脑和奴化教育，对抗日工作造成了极大影响。

以晋察冀地区为例：日军记述称，当地儿童“待我态度如慈父”。丰宁、滦平一带儿童皆知“日满一体”，十几岁的学生不知有祖国，甚至说中日战争乃“大日本皇军为‘正义’来打蒋政权与共产党”。

据涞源城关解放后的测验，20个小学生中竟有3人称自己是日本人。学生家长和亲属也被蒙蔽，对日军产生好感，“经由孩童争取其父母、兄弟姐妹，卓有成效”，“学生的亲戚兄弟也成了亲日人士”。“对儿童教育的(影响)亦可波及其家庭”，部分民众“偶尔还会到访守备队，慰问日军官兵”，“宿营地内军民一团和气”。日军认为，日语教育“成果良好”，极大地促进了“中日亲善”，对“确立亲日排共思想的贡献不可估量”，日语学校对“提升治安(水平)有重大效果”。

伪化教育的日语课

部分学童受日军思想荼毒，甘愿为日军做仆从，沦为小汉奸。日军行军时，“小孩最先跑过来，为其带路并进行翻译”。日军甚至抽调日语较好的学童为代用翻译，随同参与侵略行动。日军评价称，学童翻译是“极为便利(获取)的珍宝，其效用极大”。日军设立的北平“日华学园”之类的儿童学校，旨在“培养优秀的翻译员、密探、马夫、牧夫等军属人员”，有的学童甚至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甘愿做日本侵华的马前卒。如雄县某完小240名学生中竟有230人加入伪特务组织“忠勇团”，部分学童还加入了日伪“青少年团”，“其成绩胜于保卫团”。

那么问题来了，日伪是如何做到，让这些中国孩子甘心情愿为虎作伥的呢?这其中种种原因之外，“毒教材”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可小觑!

汤河口镇是怀柔北部山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今天被称为怀柔的第二城区，当年曾沦为伪满洲国热河省滦平县所管辖的西南边境上一个中心据点。

日军对占领区儿童进行奴化教育

彭兴文回忆，记事起就是满街的日本军队，村里有伪警察局，初小、高小到中学，“可以说我的学校生活，基本是在日伪统治下度过的，因此受尽了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

日寇和汉奸已经完全不必遮掩什么，每天“遥拜”天皇，唱日本歌、说日本话、念“日本经”，成了家常便饭。不管是日本老师，还是中国老师，讲课多以日本国的内容为主。例如历史课，就讲日本是“天照大神”缔造的，向学生灌输“惟神之道”。

地理课本，除了讲伪满洲国“行政区划”内的19个省、162县、37旗、14市、1个特别市之外，主要是讲日本地理，北起库页岛南至台湾，各地分县行政区划、风土人情。学校对学生严厉封锁一切有关中国的知识和消息，搞得学生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知道宝岛台湾原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光知道这里大家都是“满系人”，日本是“亲邦帝国”，是日本人“解救”了“满洲”，对日本必须无限忠诚。“满洲”俨然就是第二日本国，老百姓就是日本的下一代。

日本教师对女生进行奴化教育

有“人”会说，这是“边远地区”，那么伪满的核心地区，教材情况又如何呢?

辽宁辽阳，历史上的辽东重镇，伪满时代隶属奉天省。当地，一位叫白朗天的同学，回忆东北沦陷十四年，他所接受的“教育”，这么说：“伪满所受的教育却是日本军国主义严酷统治下的殖民地奴化教育，使我既虚度了宝贵的少年时光，又在心灵上受到了毒害。”

当然有些“人”，又会说，你得感恩日本人，才让你接受了“系统教育”。问题是系统教育了什么呢?

白朗天说：“教材内容都是培养奴化意识的，叫你淡化以至割断与祖国的民族感情。

刺刀下的日语儿童学校

既然是学校总得让学生学知识，可是那时所用教材愈来愈不成体统了。所谓“满语”课本，竟是些汉奸文人的杂七杂八的文章。一部系统的“物理”被改叫作“物象”，薄薄的，叫你学怎样制作弹簧秤等等。几何、代数也只有些基本公式、定理而已，根本不让你学系统知识。与日本本国所用课本根本没法相比。可是日语课却毫不含糊，课节多而且还提倡平日用它对话，更鼓励你参与每年的日语(翻译)等级合格考试。考上“优”一、二、三等者有奖励，有优待。简直就是要你成为“二鬼子”、“皇民”。

“可见日伪当局哪里叫你学而有成，而是训练你成为日本战争狂人驱使的有文化的驯从的奴隶而已。”

长此以往，能不出问题吗?问题也就来了，如何打好一场文化的教育的民族保卫战，救救中国孩子呢?

日本鬼子给孩子们上日语课

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和保定(当时的河北省会)相继丢失，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溃军路过深泽，沿途打骂群众，掠夺勒索。眼看形势不妙，县长和国民党县党部的反动头目，带着随从和枪支以及民脂民膏，也随着溃军南逃。

一时全县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土匪蜂起，地主武装趁火打劫，城里的绅商组织了维持会，就等着日本人来接收了。

共产党员吕正操率东北军的一个团，拒绝南撤的命令，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挺进深泽。随后，深泽县的党组织得以恢复重建，抗日政权也建立起来。

坚持冀中抗战的吕正操

1938年1月，走马上任，担任深泽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一任文教科长的孙志平，当下的首要任务，就是督促各村小学开学。文教科的所有干部，虽然没几个人，但大家很少坐办公室，每天一到县政府，便骑上自行车下乡，动员各村小学开学。不到半个月，他们就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每个村庄，有的一个村还走过多少次。终于在春节后，全县百十所小学陆续开学上课，县联合高小成立，基本恢复到抗日前的规模。

这边都要开学了，孙科长却发现准备仓促，竟然没有准备相应的新课本。这个新，并不是课本外表的新，而是内容的新!

旧小学课本的内容，上来就是“人手足刀尺”，“种竹、看花、钓鱼”，显然不适应形势了，同当时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人民都起而抗战的气氛很不协调。

接受伪化教育的华北学童

等靠要，那是国民党老爷的作风，孙志平决心自编一套适于抗战需要的小学课本。要编新课本，就得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样的课本?

借着在广大小学生中掀起一个“献铁运动”，鼓励孩子们参与抗日工作，为抗日队伍搜集废铁，自造手榴弹，孙志平带着同志们，再次深入各村，白天搞视察调研，晚上加班加点赶写小学课本。

首先汇集选择了几千个常用汉字，用通俗易懂的常见字编写初小课本。第一课就是“大中国，小日本”。虽然国家的大小不能说明其强弱，更不能区分正义和非正义，但这种简单，形象的语言，有助于启发和增强孩子们打败日寇的信心。

小学课本编好，还需要插图，没有专业老师，孙志平干脆自己上。他家距离县城只有二里半远，为不影响别人晚上睡觉，便每晚回家，点起小煤油灯，常常画到半夜。

日伪旗下的华北学童

课本一册册编绘出来，需要大量印刷。当时，深泽县城南大街有个“士林书局”能石印，孙志平又找书局经理赵辑熙约定，编完一本，即石印装订、发行一本。

就这样，二三月间，各村初小缺乏抗战课本的难题就逐步解决了。

初小开学了，高年级的孩子怎么办?

抗战前，深泽曾有三所高小，分别为不同派系的士绅把持。抗战爆发后，这些士绅，大多数都跟着国民党跑了。没跑的，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继续把持教育，非要以籍贯和毕业学校来党同伐异。在抗日政府的协调下，组成了联合高小，只要你愿意抗日，具有教学能力，不管你是哪党哪派，哪里毕业，籍贯何地，我们不抱任何成就，男女老师都欢迎!

晋察冀区的一所抗日小学，(英)林迈可 摄

用人才，不用奴才，联小很快就办起来了。但是问题又来了，高小课本如何重新编写?

孙志平找来县敌工科的同志，先教孩子们学日语，学习如何在战场上对日寇喊话，比如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然后打时间差，责成各科老师，结合学生特点和形式发展，自编自教。

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经过一年的努力，各县普遍搞起了各具特色的抗日课本。第二年初，冀中区行署根据各县课本，统一加以改编改写，彻底解决了冀中区缺少抗战小学课本的难题。

无独有偶，冀鲁豫区的山东冠县，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创办了游击高小。

游击队，大家听说过，游击高小怎么办?

利用寺庙艰苦办学的一所晋察冀抗日小学，(英)林迈可 摄

1940年7月，冠县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长朱惠然和同志们，多方奔走，确定经费由县政府拨发，校址选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敌后根据地桑阿镇梁庄一带，教员则由县政府干部和原来的老师担任，要求年富力强，任劳任怨。

在抗日战争年代，党的教育方针，总的精神是为政治服务，为抗日战争服务，同战争、生产、人民群众的需要密切结合。因此，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办学形式、教学方法等，都要根据这一总精神安排。特别重视学生的抗日爱国教育，培养学生的革命英雄主义。同时教育他们刻苦钻研文化知识，理论联系实际，达到学以致用。因此，对战前教材物色改选誊抄，下了不少的功夫。

欢迎林迈可的冀中抗小学生，(英)林迈可 摄

比如语文，除保留一些健康的传统课文外，自编抗日救亡、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爱国一家的文章，并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从报纸、文件、宣传材料上选摘一些资料;历史课则选编一些抗敌御侮的史实和献身祖国的民族英雄事迹，以激发爱国抗日的热情;地理课则从地理位置、人口物产诸方面，加强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音乐课全部是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和一些抗日民间小调，以鼓舞学生打击敌人的斗志。

总之，各科教材都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

因由抗日政府发给经费，师生都实行供给制，教师和脱产干部待遇一样，富裕时每月发二元菜金，困难时就没有了，师生同吃、同住。教学设备十分简陋，学生自带凳子或马扎，根本没有校具。

接受抗日教育后，向军民进行抗日演说的女学童，(英)林迈可 摄

除了教与学，师生们还要担负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深入各村，进行讲演、教唱抗日歌曲、演唱小剧、发动群众、刷写标语、拥军优属、广造革命舆论。

由于形势变化，校址不断游动。日伪扫荡时，师生便背起锅灶、口粮、黑板、携着书包、马扎转移，随遇而安，就地上课。树林，坟地、磨房、碾屋、庙堂，都是上课休息的好地方。砖头当凳，膝盖为桌，大地当纸，木棒当笔，用锅底灰做墨水写字，用石灰块当粉笔讲课。在艰苦动荡的岁月里，谁也不计个人得失，不讲求名利地位，全体师生只有一个共同的爱国思想和抗日救国的决心。

抗日高小的师生，改变了旧学校束缚师生关系的陈规陋习。

1938年，河北阜平一区参军大会上的参军少年。沙飞 摄

上课学习时，教师热情耐心，严格要求，教学相长;社会活动中能者为师，互帮互学，密切合作;日常生活上互相爱护，同甘共苦，亲如一家;战争转移时并肩作战，相互提携，舍己为人，风雨同舟。学生尊敬教师，教师爱护学生。形成了师徒加战友的新型关系。大家围着团结救国、抗战到底这个共同的目标，在实践斗争中，形成一个亲密无间、情同骨肉的战斗集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成为抗高的校风。他们走到哪里，就得到哪里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护。

但是问题又来了，随着日伪军的频繁扫荡，学校和师生随时有被敌人破坏和杀害的危险。同时，长期处于游击流动中，势必对教学质量造成不利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广大根据地根据党的指示，推广“小先生制”，即选拔学生中的优秀分子担任“小先生”，协助教员指导学生学习，保证授课进度。一般按年级将学童分成若干组，每组有学童充任的组长(即“小先生”)一人，组长先受教于教员，再教育该组学生。教员不在时，由组长负责督促本组学生学习。

查路条少年，沙飞 摄

此外，根据日伪统治的强弱，还建设有两面小学和隐蔽小学。

在游击区距日伪据点较近的地方，因日伪封锁极为严密，较难保证游击教学的安全;或有的地方敌我争夺较激烈，形势严峻，从事游击教学比较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实施“两面教学”就显得很有必要，其学校称为“两面小学”，表面亲日，实际抗日。

两面小学常伪装成伪小学，如迎门位置，高挂日伪旗帜和孔子像，墙壁到处张贴“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反动标语，书桌上放置伪课本。日伪教育视察员来时，即拿出四书五经或日伪课本予以应付，视察员一走，便又换上抗日课本，继续上抗日课。

如果敌人监视较严，白天上不了抗日课，就改到晚上用抗战教材，或将学生带到野外授课。或者为防走漏风声，让低年级大声念书唱歌，以掩护中高年级上抗日课;或给中高年级学童上抗日课，低年级只学识字。

小机枪手，沙飞 摄

即便不好拿出抗日课本，也可以根据日伪课本，在方便的时间，进行批判教学，予以揭穿和消毒。

在部分距敌较近地区或敌伪常巡查的小学，则实施更为隐秘的“隐蔽教学”，这种抗日学校称为“隐蔽小学”。

上课地点多在学生家中或地堡、地道内，且事前并不通知第二天授课地点。每日放学前，教员仅告知组长(即“小先生”)次日上课地点，由其于次日带其他学生赶来上课。同时，严密岗哨，力求安全。有的地方还将此法与地道战术结合，实行“洞口教学”，在有洞口的屋内上课，一有敌情，马上钻入洞中。

比如在冀中的定县，有所抗日高小，非常注意隐蔽，教学点外，在房上、树上广设瞭望哨，或者安排群众坐在门口劳作，一旦有敌情，立即发暗号，指示师生们及时躲避。该校还提出“一人一堡垒”口号，开挖地下堡垒，进行隐蔽教学，共挖掘153个地下堡垒。只要鬼子汉奸，找不到我们的教学点，我们就把抗日教育办下去!

小红军读报，(美)福尔曼 摄

除了我们自己办学，抗日政府的教育部门还采取走出去、拉过来的办法，积极争取中间小学和伪小学，使其转向拥护抗日，外白里红，成为新的抗日堡垒。

特别是对伪小学师生，特别注意方式方法：

对于老师，如果是本地人，就通过家属亲戚，先做外围工作，搞通关系后，再叫出来个别谈话教育，或假期送到根据地参加学习班，转化为我们的同志。如果是外地人，就调查其家乡出身，找朋友或老乡，做思想工作。当然也有不易争取的死硬汉奸，则设法撤换掉，换上抗日教员。

对于学生，则请他们到抗日小学轮流学习，揭穿日伪奴化教育的本质，激发他们的爱国心。争取一个转化一个，用过来人教育其他人，以抗日小学的同学来激励伪小学的同学，学生做学生工作，使其支持并加入抗日工作。

小红军读报，(美)福尔曼 摄

最终达到利用敌人学校，发展抗日教育工作的目的。

通过这些因地制宜的抗日教育，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灌输抗日民族意识一事，可谓令人不寒而栗。尤其今日小学学童，背弃‘青年伎那’，对其成长期待愈大，此感可谓愈深。”

换言之，孩子们不上鬼子的当，被我党我军组织起来，成为抗日的后备军，积极投身抗日工作，敢于跟鬼子、汉奸斗争了!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头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头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龙泉关学生会，沙飞 摄

这段话中的要害，其实就是两个字——“组织”!

组织起来的人民，是觉悟了的人民，也是无敌于天下的人民。

抗战之初，国民党蒋介石也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问题是怎么做到呢?

国民党的阶级属性，显然决定了他们是做不到，也不愿去组织人民、发动人民，使人民觉醒，这样基层的琐碎的长期的具体的工作。

学生运动会，沙飞 摄

这些工作，只有站在历史进步和以人民为本的立场上，坚定自信、努力奋斗的共产党人，愿意去做，乐于去做。

所以，今天我们依然要讲，如若没有一点革命精神，只是安于现状，照本宣科，照章办事，谨小慎微，不做创造性的工作，或只知坐享其乐，只要享受，不愿艰苦奋斗;或者抱着极端个人主义不放，不讲为国为民忘我地劳动，我们的事业就不会兴旺发达，我们这个民族也就没有未来。

画个重点，其实就是这么一句话——

“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1938年5月，延安简陋的窑洞里，毛泽东同志在撰写《论持久战》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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