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武侠：殖民地文人的文化自卑
金庸武侠小说在两岸三地风行半个多世纪，甚至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但深入剖析其精神内核，却不难发现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卑心态，一种殖民地文人对中华文明的复杂情结。
从侠之大者到市井无赖
金庸武侠的创作历程，是一场“从英雄主义迈向虚无主义”的蜕变。
20世纪50年代，他初涉武侠领域时，笔端尚有几分侠气。
《射雕英雄传》里，郭靖喊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口号，尚存些许传统侠义精神的余韵。
然而很快，这种浅薄的理想主义就被金庸彻底抛弃。
金庸思想的转变，始于《神雕侠侣》。
这背后的直接导火索，是他北上求职失利的经历。
1949年，金庸写了一篇题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的长文，阐明香港的国民党资产应归新中国所有。著名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读到此文，印象深刻。
1950年，梅先生到北京担任外交部顾问，即发电邀请金庸至京协助他工作。
金庸先去找乔冠华，乔冠华表示欢迎，但指出：因金庸出身地主家庭，且在国民党政治学校接受过教育，恐怕难以被红色政权接纳，唯一的希望是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受训，待时机成熟争取入党，再决定能否转入外交部工作。
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金庸的人生轨迹和创作方向。
他后来回忆说：“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并不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带有香港特色，对共产党也不了解，因此未必能入党。而且，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难以做出贡献……”
1951年，其父因窝藏枪支被枪毙。
1959年，他脱离左派媒体《大公报》(1919年11月8日—10日，长沙《大公报》连续三天刊登特别启事称：“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后的三年中，毛泽东同《大公报》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该报撰写了不少文章)，自创《明报》，并开始连载《神雕侠侣》，书中杨过再也不是郭靖那样的“为国为民”之士，而是执着于个人幸福的自利者。
郭靖随着襄阳城破以身殉国，代表了金庸英雄主义思想的死亡;
杨过携小龙女退隐江湖，则代表了金庸独善其身思想的开始;
生于妓院长于妓院的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英雄主义完全被市侩主义所替代。
1963年，陈毅元帅在接见日本记者时表示：“帝修反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如此欺侮我们。他们笑我们穷，造不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
金庸立即在《明报》发表社论《要裤子不要核子》，嘲讽这一观点。他质问：“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
金庸认为“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
这种短视的实用主义思维，全然忽视了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亦显露出金庸对强大国防重要性的浅薄认知。对于一位长期身处殖民地环境、受英国庇护的知识分子而言，国家主权与国防安全确实不及“几条裤子”来得切实际。
殖民地心态的文学表达
金庸小说充斥着一种独特的“认贼作父”模式。作品中的男性主角大多没有父亲，而表面的父亲却是杀父凶手。
这类故事情节安排对应了殖民地意识：
母国的传统文化被切割，因此无父，没有根源;认同宗主国文化，认贼作父;接下来反感母国传统，陷入皈依者狂热，指父为贼。
这种心态在金庸的实际创作中有着多种表现。
例如，其小说系统性地美化异族征服者，却刻意贬低中原政权。
《碧血剑》中，主人公袁承志最终放弃刺杀清朝皇帝，选择远遁海外。
《鹿鼎记》中，金庸借韦小宝之口，对康熙皇帝极力赞颂，言其‘不但思想开明，且勤学好问，竟涉猎外国学问’。
金庸甚至通过韦小宝的身世安排，表达了一种“华夷无别”的观念，韦小宝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可能是汉人、满人、蒙古人、回人甚至藏人。
此种安排，表面似在宣扬民族平等，实则混淆了历史上民族压迫的本质，模糊了侵略与反侵略的清晰界限。
在《天龙八部》中，金庸试图通过乔峰的悲剧展现“契丹和中国，两国的人彼此仇杀，原因只是由于一个狭隘的民族观念，实在难说谁是谁非”。此等论调，全然否定了民族抵抗战争的正义性，无异于宣称：抵抗侵略毫无价值，做顺民方为明智之选。
反体制、反政府的政治倾向
金庸小说有个固定套路：中原汉人王朝必须衰颓、弱小，中央政权必须废物，高手不在朝廷，而在江湖。武林高手总是怪人，要么单身，要么独居，要么恋女，要么贪吃，甚至有各种怪异癖好。
那些有正式编制者，往往不堪一击，如衙门捕快、六扇门公人、朝廷将校，战斗力简直不堪入目;而草莽中的流氓黑社会，却常卧虎藏龙，诸如和尚、道士、乞丐、妓女、刺客、雇佣兵等，个个身手不凡。
武林盟主、正派掌教常为伪君子，表面道貌岸然，私下却男盗女娼;邪派高手、魔教教主反倒可能是真豪杰，行事亦光明磊落。这种对正统权力的系统性贬低，与金庸对港英政府之态度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
在现实政治立场上，金庸对新中国心存疑虑，却从未批评殖民统治，也从未在其作品中真正质疑英国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反而支持港英政府镇压工人，天天骂我们的政策，直到让他的小说在内地发行才消停。这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默许，与中国传统政治的苛责，形成了鲜明对比。
金庸曾直言不讳地表达对强大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在他看来，政府宜小不宜大，权力宜弱不宜强，最好能回归那种江湖门派林立、各自为政的前现代状态。这种政治幻想，与西方自由主义对中国‘大一统’的批评不谋而合。
1967年至1969年的《笑傲江湖》，在人物刻画与故事情节上，堪称金庸创作的又一高峰。
《笑傲江湖》不仅是对中国政治的影射，实则是对数千年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彻底否定：
英雄主义已然消亡，反抗压迫亦无意义，毕竟屠龙的勇士，最终也会沦为恶龙;
中国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理念，不过是掩盖不择手段追求权力之贪欲，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死循环，岳不群、任我行、东方不败皆非正常人。
从1955年的《书剑恩仇录》到1969年的《笑傲江湖》，金庸的作品反映了其对理想中国社会从英雄主义到灰心丧气的转变。
所以，令狐冲与任盈盈选择归隐，而不是改造那个江湖。
看来，金庸是没领会马克思“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的论述，也没看懂教员的《矛盾论》和《实践论》。
这也是文人的通病，有一点不如意，便自怨自艾，唉声叹气，自暴自弃，仿佛只有他的观点是对的，却不去实践。
殖民地文人的生存之道
金庸曾自称是“个人主义者”，这一自我定位或许正是理解其作品的关键。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殖民地香港的知识分子，金庸缺乏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文化复兴的使命感。
在其代表作《鹿鼎记》中，英雄主义的光辉完全被市侩主义所掩盖。韦小宝——一个生于妓院、长于妓院，精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厚颜无耻、营私舞弊之徒，却成为了人生赢家。
而郭靖这样的英雄，只能默默无闻地牺牲。金庸承认：“在构思一些故事情节时，曾设想自己如果遇到韦小宝当时当地的境遇，自己也会做相同的选择。”
这种价值取向，映射出殖民地文人的生存哲学：在强权面前，原则可以放弃，尊严可以抛弃，唯一重要的是生存下去并获得成功。韦小宝的“成功学”，正是殖民地环境下部分中国人的生存之道。
武侠小说的文化破产
金庸的武侠世界看似充满了“传统文化”的外衣，实则缺乏真正的文化自信。有研究者指出，金庸小说是“有知识而无文化、有思想而无信仰、有底线而无操守”。
金庸小说在大陆最风靡的时代，是八九十年代。那个时代，也是香港电影、电视剧、日本动漫最风靡的时代，在通俗文化市场上，它们有着“统治性”的影响力。那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特殊的文化自卑期。
当时的社会氛围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受到质疑，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人们对西方和外来文化充满好奇甚至崇拜。金庸小说中那些既貌似“中国传统”又暗合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元素，正好满足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需求。
然而今天，随着国家的强大和民族自信的提升，年轻人已经对金庸小说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孩子们都知道055、J20、山东舰、福建舰、东风快递使命必达了，时代真的变了。一个强大中国的年轻一代，本能地反感金庸小说中的殖民地思维。
超越殖民思维的文化自信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金庸武侠小说，不是为了简单否定其文学价值，而是为了揭示其中蕴含的殖民地思维，从而超越这种思维，建立真正的文化自信。
当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055型驱逐舰、J20隐形战机、福建舰和六代机时，金庸笔下那个混乱无序、英雄辈出却又无法改变世界的江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年轻一代明白，真正的斗争与建设，是艰苦而漫长的过程，既没有从天而降的老者传授神通，也没有悬崖下山洞中的神仙姐姐留下秘籍。
新中国能够挺立东方，不靠救世主，而是几代人独立自主拼命坚持干出来的，这是一场“持久战”。
金庸武侠小说曾经满足了特定时代中国人的心理需求，但那个时代正在过去。一个正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文明，需要的是比金庸武侠更健康、更自信的文化叙事。
当我们真正摆脱了殖民地思维的精神枷锁，才能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体现民族自信的文化经典。
这或许是我们对金庸武侠最好的告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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