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使级会谈趣闻：王炳南装病推迟会期

导读

1955年至1970年，在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美之间进行了长达15年共136次大使级会谈。这在国际外交史上尚无先例。

01

中美会谈序幕是怎样拉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敌视中国，拒绝同中国进行外交接触。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注：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中国与苏、美、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出席会议。中美两国代表团虽然同坐一厅之中，但互不往来。

不过，当时，美国人急于要解决朝鲜战争在华被关押人员问题，又不得不想方设法地来叩响中国的大门。在会议进行期间，美国竟通过参加会议的英国驻北京代办杜维廉同我方接触，试图解决美国在华被关押人员问题。

怎样对待美国的这一举动?周恩来总理(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认为，不应拒绝接触，反而可以抓住时机，开辟中美直接接触的渠道。

就这样，从6月5日到6月21日，中美两国代表在日内瓦先后举行了4次会晤。中方代表为王炳南(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和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秘书长，1955年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美方代表为约翰逊(时任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这4次会晤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为了不使渠道中断，双方商定，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后，两国将继续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由此，从1954年9月到1955年7月，中美领事级会谈共进行了17次，它开启了中美双方官员直接接触的大门。

尽管中美在日内瓦有了接触，但美国并未放松敌视中国的政策。1954年12月2日，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置台湾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这自然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1955年1月我军解放一江山岛，2月解放大陈岛。台海上空战云迷漫，出现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

在世界普遍关注中美紧张关系走向时，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抓住时机，在万隆会议上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这简短的69个字的声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和赞扬。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要求美国响应中国关于谈判的倡议。在强大的国际压力面前，美国不得不走到谈判桌前。

是年7月中旬，美国通过英国向我方建议，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此次会谈共谈了14次，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双方平民享有自由回国的权利。根据这项协议，130多位中国科学家返回祖国，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我们要回来一个钱学森”。此后，中美双方因台湾问题的阻碍，大使级会谈的频率由密而疏，由疏而断。

02

在金门的隆隆炮声中复会

1958年夏，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军在福建前线严阵以待，准备炮击金门。美国则调兵遣将，在台湾海峡集结了大量兵力。美国一共12艘航空母舰，竟一下子来了7艘，还来了100余艘其它战舰，公然对我进行战争恫吓和威胁。

对美蒋的战争挑衅，我方采取了针锋相对、先礼后兵的做法。1958年1月和3月，我国政府两次发表声明，敦促美国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美国不予理睬。6月30日，我方发表了一个“最后通牒”式的声明，要求美国“在从今天起的15日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

这一次，美国的反应既迅速又傲慢，迅速的是在第二天就放风说，将指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傲慢的是不会向中国“限期”的“最后通牒”低头。15天期限过后，美国又拖了12天，才指派其驻波兰大使比姆为代表，建议恢复会谈。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美方拖延答复，中方也拖了一阵子。

在此期间，由于美国出兵黎巴嫩，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风起云涌。毛泽东的“绞索政策”的思想也因之开始形成。7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毛泽东明确指示：“金门炮战，意在击美”。

8月23日，炮击金门作战正式开始。9月4日，我方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再次告诫美国，我收复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在我发表领海声明的当天，处境被动的美国再也沉不住气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发出了和谈的信号。

9月6日，我国政府发表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重申我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同时表示，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对周恩来的声明，这一次美国反应迅速，表示愿意“立即”“随时”恢复谈判。

就这样，中断了9个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隆隆炮声中得以恢复。

03

王炳南佯病推迟会期

虽然炮击金门过后，台海形势有所和缓，但中美关系紧张依旧。无论在根本问题上还是在具体问题上，美国一概拒绝同我达成任何协议。

而且，当时我国国内经济困难，国际环境险恶。美国从台湾海峡和印支地区两个方向威胁中国;中苏分歧加剧，国家关系恶化。蒋介石认为我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是他“反攻大陆”的千载良机，派出28支突击队登陆骚扰和刺探军情，并确定了1962年春天或秋天为大规模作战的行动时间。

据王炳南大使回忆，1962年5月底，他正在国内休假，周恩来总理指示他尽快返回华沙，通过会谈了解美国的态度。

军情紧急，事不宜迟。王炳南星夜赶回华沙，并按国内规定的时间，约好同美国大使卡伯特会面。但在会面的前一天，王炳南突然接到国内电报，指示他装病推迟会面时间。

来电未说明原因，王炳南猜想其中必有奥妙。他立即遵照执行，以身体不适为由，通知美方推迟会面的时间。事后不久，王炳南得知，国内要他推迟会面的原因是，当时我军正紧张地向福建前线集结兵力，但因南方大雨，一些桥梁被洪水冲断，部队行动受阻。

数日后，王炳南又根据国内指示，“恢复健康”，重新约请卡伯特于6月23日会面。不过，这次会面是以邀请卡伯特到官邸喝茶的非正式会谈方式进行的。

会面时，王炳南试探卡伯特关于台湾问题的看法，得到表态：“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3天过后，即6月26日，卡伯特正式通知王炳南，美国决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王炳南摸清了美国的态度，立刻将情况报告了北京。

据了解，当蒋介石获悉有关王炳南同卡伯特谈话的内容后，十分恼怒。但美国之所以不同意蒋介石冒险，并非美国改变了一贯坚持的敌视中国的政策，而是美国设法避免被蒋介石拖下水，损害其自身的利益。

王炳南同卡伯特的这次会面，可以说是他在9年会谈的舞台上演出的极其精彩的一幕。

04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1964年7月，王国权从王炳南手中接过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接力棒”。在此前的历次会谈中，美国坚持不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一正式称谓。而1966年3月，在第129次会谈时，美方代表方第一次使用了我国政府的正式名称，是美国对华态度发生变化的标志。

1967年，王国权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驻波兰使馆由临时代办陈东参赞主持馆务，并任第134次会谈我方首席代表。中美华沙联系渠道得以延续下来。

不过，1969年2月4日，当时的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临时代办廖和叔跑到美国，美国称考虑其避难请求。对此，中国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中美大使级会谈因此搁浅两年。

好在这期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面是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一面是中苏矛盾的公开化。这些都使长期僵持和敌对的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他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北京传话，表示美国无意孤立中国，愿在任何时候同中国恢复会谈，希望中美之间有一条非官方的来往渠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沙谈判渠道恢复。之后，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分别举行了第135次和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

随着1970年7月美军撤出柬埔寨，中美双方同意放弃华沙渠道，另辟蹊径。长达15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终于完成了它特定的历史使命。

据《湘潮》、《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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