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荣政：论“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创新性贡献

摘要：“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凸显最受学界关注。其必要性在于，只有全面深入地学习、研究、把握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全面地理解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全面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好文化强国;才能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决定了两者相结合的可能性。这种契合性，可以从哲学层面存在的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从人作为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共同属性、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包含着由中国历史实际抽象出来的要素、从“第一个结合”中早已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事实等方面得到论证。“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作出了创新性贡献，即开辟了“相结合”原理的新境界，明确了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根本路径，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力。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两个结合”)。“两个结合”的提出具有开创性，其中“第二个结合”是一个全新的命题。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从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五个方面，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根脉，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方向和新空间，其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极其深远。2023年6月18日至6月23日，新华社连续推出六篇重磅述评，对“两个结合”作出了深刻解读。此后，理论界进行了热烈讨论，成果丰硕、内容丰富，如“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及其重大影响，“第二个结合”提出的背景、理论前提、原创性贡献和重大影响等。这些体现新时代国家意志、人民意愿和民族精神的理论探讨，对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奋力建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形象，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受此启发，本文就“第二个结合”中需继续深化研究的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的“深刻总结”“深刻把握”和三个“新高度”，历史意蕴厚重，政治意义重大。“第二个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成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过程。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受学界关注。本文在这里侧重探讨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1.只有全面深入学习、研究、把握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全面理解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具有根本性。道路作为历史的选择，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真髓。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发展毛泽东思想，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以深邃的历史思维、宏大的世界历史观，回眸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深刻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这一包含厚重历史经验和深刻哲理的结论告诉我们，要懂得“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样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中国人，要弄明白“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然而，“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两个结合”是认识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金钥匙”。

实现“两个结合”，内在地要求“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披荆斩棘、前仆后继地不断开拓演进中，读着经史子集，形成了农耕生产方式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方法论、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内核或真髓已凝练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文化滋养”与“现代文明”两者关系的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发展到当代中国新时代的文明形态，5000多年中华文明正是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厚重的民族文化根基。如若对5000多年的中国文化无知或知之甚少，自然不能全面理解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明确：“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为此他要求我们理直气壮地、自豪地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真正“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只有全面深入学习、研究、把握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全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好文化强国

列宁指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毛泽东早就强调，“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列宁、毛泽东的论断揭示的是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规律。规律如铁，只能遵循、不能违背。只有弘扬和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毛泽东还教导我们：“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理解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理解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才能增强文化自信，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反映了事物内部的必然联系，只有对事物进行深入研究后才能准确认识和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脉络的认识和把握亦是如此。

3.只有全面深入学习、研究、把握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现如今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现代文明早已“夕阳西下”、内外交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高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现代文明，其创建必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相应的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而这些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所以它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列宁揭示的这一规律具有普遍性，世界各国都必须遵循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可能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亦是如此，并且还具有自己独有的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为什么在几千年的绵延中，唯有它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这一“世界历史之谜”的奥秘就在于中华文明具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突出特点。因此，着力探寻中华文明发展的突出特点并给予历史的科学的说明，从而揭示其中的奥秘，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历史借鉴，非常重要。这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高度、建成高于美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且会突破人们以往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文明史及两者关系的认知，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加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文明发展深刻影响的认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以其睿智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怀，盛赞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罗素认为，自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只有中华文明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延续至今，中国人的某些无与伦比的优秀道德品质，正是现代社会生活最最迫切需要的。罗素的论断和赞语接触到了问题本身，但未能真正解答前面所述“世界历史之谜”。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宏大而深邃的历史眼光，从中华文明5000余年的发展史中概括出其“五大突出特征”，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一是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流传千古而不断，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精神。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的根本。二是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体现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三是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民族文化融会贯通后形成的有机整体，奠定了“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体现着中华各民族团结统一、共同发展的坚定信念和价值追求。四是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具有民族性、开放性，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具有吸收、熔铸多种文化真髓以丰富、发展自己的气魄和能力，体现着优于西方宗教文化的思想品格。五是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由长期的农耕生产方式的稳定性和共同体的自给自足性铸就而成的，体现着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精神基因和开拓发展的价值观。当然，中华民族追求和平但不缺乏民族的尚武精神，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如西汉名将陈汤给汉元帝的上书所云：“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用今人的话解读可谓“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标识中华民族独特精神的“五大突出特征”，揭示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谱系中独树一帜、绵延5000余年不断流、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奥秘。正是这“五大突出特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崇高的价值追求、共同的道德理想，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以及治国理政、安邦济世的中国哲学思想得以千古传承，并且在今天又将其整合起来，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铸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体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大突出特征”正是“第二个结合”的基础和条件。

“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也是探寻、凝练、提升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征”，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根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历史性飞跃。如果不全面深入地学习、研究、把握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无法领悟这一过程及其发生的必然性，也就谈不上以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实现好这一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一饱含巨大历史感和科学真理的总结，赋予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自信与自豪。

二、“第二个结合”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于二者之间有一种契合性，这种契合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可能性。

1.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一般规律的正确反映，它吸收、改造了2000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一般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个别。辩证法认为，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并只能通过个别表现出来。这一普遍法则，完全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它不仅包含中华文化发展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它要发挥功能作用，必然要植根于中国实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际环境等)并通过中国实际这一个别表现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契合性，即一定程度的内在统一性的哲学道理。这就是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有特殊性的民族形式(包括中国话语、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等)的完美结合，产生出新的文化生命体。

2.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都是反映社会存在的观念形态，均遵循着一般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传统文化，尽管具体的历史环境、社会发展阶段(包括社会制度)、具体的文化样态等均不相同，但都是反映复杂的社会存在的观念形态，同社会存在一样，都是循着一般规律而发展的。毛泽东指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这种铁的规律的统一性和不可抗拒性，又历史地产生了人作为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共同属性，产生了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生产方式下的人们在社会存在和主观意识方面的某种统一性或相近性、相似性等因素或关系。正是这些因素或关系的客观存在，人类社会中各民族的文化才有可能在不同时代中传承，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才有可能进行交流，人类的历史才能由国别史向世界史转变，成其为遍及世界的人类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契合性的又一深刻原因。正因如此，在哲学层面上，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各自的具体形态、斗争的具体内容和彰显的主要特征不同而已。

列宁说，哲学史“简单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亦即整个的人类文化史。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契合性的论断，是以整个的哲学史、人类认识史、文化史为根据的。如在对人的关注上，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人类道德的制高点，以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终生为人的生产生活、自由解放、全面发展而艰苦奋斗。他们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吸收和改造人类思想文化一切优秀成果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即人的解放学。在理论品格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以神本思想为根底的西方文化不同，从殷周时期的“祖先崇拜”到西周时期周公旦“制礼作乐”，逐渐走向了以对人的关怀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在以“亲亲”“尊尊”为核心观念的宗法社会里，散发着清晰而浓郁的人文思想和情怀，并逐步生成儒、道、法相互支撑的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架构。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孔孟倡导的“仁者爱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等重视人的价值的主张，所强调的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经过批判分析、创新转化，能够和马克思主义深相交集。此外，还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也与马克思主义有高度的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这一概括是对历史逻辑的真实反映。

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来就包含着从中国历史实际中抽象出来的要素

以往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概括的只是西方的实际，这并没有说明事情的全部。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是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关系进行解剖、从中批判吸收其主要的文化资源(如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等)而产生的。但绝不能据此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形成与发展不包括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列宁在论及马克思时早就指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列宁还强调，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这些振聋发聩的论断绝不是主观的逻辑推论，而是实实在在地研究历史经典文献后得出的结论，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绝不局限于欧洲或西方。现在有不少文献资料早已对列宁的这一论断作出了验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引起了马克思高度关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通讯，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这些历史叙事用中国的史实验证了列宁的上述思想。据有关专家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中，直接提及中国的地方有800多处，其中仅《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有90多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就是这些论述的集成。

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中国成为“天然的共同体”的自然条件，村落和“家庭土地耕作”“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所形成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征，工业上的“古亚细亚形式”及其特点，水利工程中的“共同劳动形式”及其意义，国家的社会职能，资本主义侵略对中国“闭关自守”的冲击、对中国“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及“创办大工业”的影响，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对“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的意义等。这里略举文献加以印证。

第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的相关论述。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概念。他指出，中国的自然条件与欧洲不同，中国不像欧洲那样气候湿润，耕作土地离不开大规模的灌溉设施。大规模灌溉设施的建设和定期维护只能是“共同体”的事业，这些灌溉设施也只能属于“共同体”。欧洲那种绝对的土地私有制形式，在中国从根本上就是没有基础的。因此，“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就是一种“天然的共同体”，它“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第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他指出，“此外在中国和印度，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这种工业的两种不同的古亚细亚的形式。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

第三，1894年11月10日恩格斯在给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信中的相关论述。他指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

第四，1857年5月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的相关论述。他指出：“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国内战争已经把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开，看来起义者之王在南京不会受到帝国军队的危害(当然不能说不会受到他自己手下人阴谋之害)，正如天朝皇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广州迄今是在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也是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争;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集结之际，西伯利亚边界线上的哥萨克缓慢地但是不停地把他们的驻屯地由达斡尔山向黑龙江沿岸推移，俄国海军陆战队则构筑工事把满洲的良好港湾包围起来。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第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他指出：“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总的说来，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是：这种排泄物必须是大量的，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当然，在小规模园艺式的农业中，例如在伦巴第，在中国南部，在日本，也有过这种巨大的节约。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率，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这种劳动力也就不能用于其他生产部门。”

第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他指出：“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交往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村公社的形式，这种农村公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图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体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公社。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种解体进程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没有直接政治权力的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同英国的商业相反，俄国的商业则没有触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

以上所引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东方社会的多个方面的原理，其形成、丰富和完善包含着直接研究中国实际的成果。此外，在近代东西文化交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同时被西方思想家吸收，并融入其著述中，这可以从伏尔泰、黑格尔等思想家关于中国的重要论述中，以及近年来中西文化交流活动所举办的多种文化展馆里陈列的文物中得到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地研究这些西方思想家的著述时，也通过这一间接渠道有选择性地接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

以上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含的中国实际的要素，早已不同程度地融入马克思主义不同方面的原理之中。既然如此，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契合性就不是一种推论，而是对这个问题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今天在这里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提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要增强继承理论前辈光荣传统的自觉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将这方面的研究向纵深推进。

4.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中，早已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事实

1943年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在其著作中使用的古语典故，正如专家们所考证的，有的是将前人之言加以改变而成，有的是将前人言语中的个别字加以改变、或前后调换而就，有的由简化前人言语而来，有的则是自创。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著作中这样的古语有很多，如“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愚公移山”“自力更生”“百舸争流”“泰山”“鸿毛”“明哲保身”“风华正茂”“知己知彼，百战百殆”“农夫与蛇”“为富不仁”“不寒而栗”“聊以卒岁”，等等。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的“第二个结合”，既坚持了“第一个结合”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又根据新时代新的实际鲜明地凸显并向纵深推进和发展了这一原则。

三、“第二个结合”的创新性贡献

凸显“第二个结合”，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重大现实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推进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得非常明确：“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实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表征，也是“第二个结合”创新性贡献的集中体现。

为什么说“第二次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创新性贡献何在?有学者认为，提出“第二个结合”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没有形成开放体系，没有也不愿吸纳具有5000年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排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观点不符合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开始那天起，就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如饥似渴地吸收、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有分析地借鉴、批判地吸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毛泽东早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特点、实现方式和民族形式等作出精辟的论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这里讲的“我国的具体特点”“民族形式”“中国的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是涵盖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乃至国际环境等多方面在内的整体性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他说的“承继”，就是要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经过分析、提炼、改造、提升，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综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中去。由于“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提出的具体历史背景，即中国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内在的主要矛盾、具体目标和任务的不同，“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和不同的侧重面，但贯穿于“两个结合”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原则和基础性内容，都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由“文化关乎国本、国运”的地位决定的。在一定核心价值观引导下依托一定物质技术基础的强大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大的象征。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强大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内在构成的丰富、开拓和发展的新境界，或者说，“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全面深化认识、对承继中华文明原则深刻把握的基础上，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其创新性贡献，具体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1.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跃升到从未有过的党的创新理论原理的高度，开辟了“相结合”原理的新境界

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对“相结合”这一“普遍真理”来说，“第一个结合”中的文化，是“本国实际”构成中的一个方面的要素，而在“第二个结合”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历史辩证法的更加深刻的解读，即文化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要素被鲜明地凸显出来，提升到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对应地位，成为邓小平概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两个方面之一，直接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对接。这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经过批判、改造和加工，被直接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原理之中。在中华民族5000余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次被提升到党的创新理论原理的新高度，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原理大大推进到新的境界。原理是一门科学中最基础、最根本的理论，一门科学原理的发展带有根本性和时代性。由此可见，“第二个结合”命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一论断告诉我们，“第二个结合”的创新性贡献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发展规律。

2.更加明确了实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根本路径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文化上的明确要求和集中体现。“第二个结合”应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而提出，明确了实现这一宏愿的根本路径。

第一，“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和坚持，极大地推进了历史典籍版本的收集、分级分类保护和挖掘、研究工作。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皇皇巨著的完好保护，《儒藏》的精心编纂，《复兴文库》的出版发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修史立典、赓续文脉巍巍大业的振兴，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厚实的中华古文明支撑。同时，“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将深刻影响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革，增强对青年一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以造就大批知识渊博、学贯古今的新人，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充分的人才支撑。

第二，“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和坚持，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承继的科学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积蕴、理论资源、哲学精华因得到“明亮阳光”更加强烈的照耀而被激活，焕发蓬勃生机、融入时代脉搏，成为活跃而又巨大的历史发展动力，并化为当今中国人的历史智慧、民族意识、文化修养、坚定信仰和磅礴力量，必然会极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因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贵资源更加充分的滋润，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更加充分的检验，其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更加充分的贯彻，其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更加充分的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更加深入人心。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上更应该以此为行动指南和根本保障，以推动实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3.“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和推进，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力

当今世界“东升西降”趋势更加明显，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帝国主义已经步入垂死阶段，为转嫁矛盾和危机、挽救自身必然灭亡的命运，在世界多地制造麻烦、挑起冲突和战争;对中国发动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在中国南海等区域进行武力挑衅，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渗透，用西方价值观腐蚀人们的政治灵魂和民族情感，欲灭我伟大中华而后快。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国内一些“公知”加紧策应美西方的所谓“遏制”战略，在意识形态领域大肆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企图从历史观上消解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和民族情感，挑拨离间民族之间、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妄图消解中华民族凝聚力。“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和推进，使中国人民从马克思主义激活和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力和魅力中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和遵循;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得到丰富的民族精神滋养，进一步弄明白具有5000余年文明史的中国是怎样绵延不断发展过来的，具有怎样丰厚的历史智慧、政治养分和自强自立精神，从而大大增强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激起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自觉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同向同行，奋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不仅能够有力地挫败美西方欲灭亡中国的战略图谋，使他们宣扬的历史虚无主义遭到破产，而且从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上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拓展、加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更加生机盎然!

(作者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9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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