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堡骏 林超群：论马克思“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世界观——为李建平教授从教五十周年而作

丁堡骏，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等;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在《资本论》和价值转形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道路等方面有独到的学术观点。

林超群，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摘要：“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世界观，彻底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资本论》践行这一新的世界观，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聚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证科学分析。从现实人的物质生产出发，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揭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直至以“三位一体公式”揭示资本统治的拜物教图景的批判，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剥夺剥夺者”的光辉道路。西方学者作为哲学家来阅读《资本论》走上“有罪的阅读”歧途。国内学者以哲学家来阅读《资本论》,坚持《资本论》是哲学著作而不是经济学著作。与这些学者不同，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李建平教授，以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论》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辩证法解析。这一研究范式开辟了以马克思哲学新世界观解读《资本论》，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出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持的新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德国古典哲学的巅峰黑格尔体系，构建了一条“从天国降到人间”的思想路径。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作为先验的、自我演进的上帝式概念，通过逻辑外化创造历史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不过是其辩证链条中必然展开的环节——历史必须屈从于逻辑的权威，现实成为观念的注脚。这种将抽象思辨置于具体存在之上的唯心主义范式，实质是用“天国”的逻辑“神龛”供奉人间的秩序，使资本、土地等社会关系异化为不可撼动的“神谕”。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正在于对这种头足倒置的世界观进行彻底“颠倒”，强调颠倒以后的新世界观不应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必须是“从人间升到天国”。马克思并未止步于获得一种新世界观，而是继续前进，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进行的哲学历史批判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资本论》中立足于“人间”的尘世根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揭开拜物教之谜。马克思论证那些被黑格尔奉为“逻辑必然”的资本主义神秘力量——以“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为象征的拜物教权威——绝非来自天国，它们恰恰是现实的人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亲手创造的“统治之物”。然而，不深入研究《资本论》的人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具体地、实际地、历史地践行了“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世界观，因而，这些人对“从人间升到天国”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概念的思辨之中。本文以《资本论》为核心文本，剖析马克思是如何践行“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世界观，一方面能够赋予唯物史观鲜活、具体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把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法逻辑展开。

一、马克思变革德国古典哲学获得“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世界观

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在于其“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方法论转向。这一转向彻底颠倒了黑格尔“从天国降到人间”的思辨路径。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起点，在抽象思辨中演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马克思则坚决“颠倒”这种路径，强调必须植根于现实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以此为基础建立真正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

(一)黑格尔的“从天国降到人间”：思辨哲学中的历史与逻辑

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并非人格化的神，而是一种抽象的、无限的、自我意识的理性整体。它蕴含着所有真理、道德和意义，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然而，绝对精神并非一开始就以完美的形式存在，而是需要经历自我“异化”的过程，才能最终达到自我意识和自我完善。黑格尔认为，历史的舞台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场所。绝对精神通过历史的各个阶段，将自身外化为具体的文化、制度、艺术、宗教和哲学。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绝对精神在特定形式下的体现，是绝对精神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经历的阶段。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指出：“在这里，存在是开端者……但是，由于开端不应当有任何前提……就此而言，开端必须是一个绝对的开端……它不可以预设任何东西……因此开端是纯粹存在。”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始于最抽象、最空洞、最无规定性的概念——“纯存在”。这个开端不是任意的，而是逻辑体系展开的必然的要求。任何更具体、更丰富的概念都必须以这个最抽象、最普遍的概念为前提和起点。这就像从“天国”中最纯粹、最本质的原点开始。整个逻辑学的展开，就是这个“纯存在”自我否定、自我规定、自我中介(辩证运动)进而产生出所有具体范畴(无、变易、定在、自为存在、量、度、本质、现象、现实、概念、判断、推论、客体、理念等)的过程。现实世界的所有规定性(质、量、关系、因果、目的等)，在逻辑学中都被预先推演为纯粹理念自我运动的环节。在《逻辑学》的导论中，黑格尔更直接地点明了这一点：“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把逻辑理解为纯粹理性的体系，理解为纯粹思想的王国。这个王国就是真理赤裸裸的、自在且自为的样子。因此人们可以说，这个内容就是上帝在他的永恒本质之内、在创造自然界和一个有限精神之前，呈现出来的样子。”逻辑学研究的纯粹理念体系(纯粹思维的王国)被等同于真理本身，而且是自在自为的、无蔽障的真理(“天国”的完美状态)。最关键的是，黑格尔明确将逻辑学描述为上帝或绝对理念在创造自然界和有限的人类精神(即现实世界，“人间”)之前的状态和计划。这意味着逻辑理念是先于并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现实世界(自然和精神)是依据这个先在的、完美的理念蓝图被“创造”或“外化”出来的，而逻辑学揭示了现实世界之所以如此存在的先验的、必然的理性根据。

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黑格尔则明确地阐述了他的核心哲学观，即现实世界(包括历史)是绝对精神自我演化、外化并最终认识自身的过程。“现在，世界历史显示了原则的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它的内容就是自由的意识。这些阶段的更详细的规定在它的普遍本性之中是逻辑的，但是它们的具体的本性却是在精神哲学之中得到陈述。”也就是说，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本质是绝对精神在时间维度中自我展开的逻辑进程，其核心内容体现为自由意识的阶段性发展。绝对精神作为世界的本原性本质，通过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分化出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在历史进程中具体演化为现实世界的种种形态。从哲学层面看，绝对精神的演化既遵循着逻辑学的普遍规律，又在精神哲学中展现出其作为现实世界根基的具体规定性——现实世界的一切现象，从历史变迁到人类意识的提升，均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过程。在此意义上，“从天国降到人间”意味着，绝对精神最初存在于纯粹的理念层面，然后通过历史的各个阶段，不断地将自身外化为具体的文化、制度和思想。这个过程是一个自我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当绝对精神最终达到完全的自我意识，即它完全理解了自身的本质和目的，并将其体现在现实世界中时，它就实现了从“天国”到“人间”的转化。因此，在黑格尔的语境中，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绝对精神演化的必然环节，而自由意识的觉醒与拓展，正是绝对精神在现实世界中完成自我认识的体现。

(二)马克思的“颠倒”：“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世界观

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概述了自己新的世界观——唯物史观。紧随其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阐述。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影响，而且确立了唯物史观作为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方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延续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抽象的、孤立的“人”的批判，更加强调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前提是“现实的人”。“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这段话是马克思阐述唯物史观的核心论断，它集中体现了“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世界观，即从现实的物质生活出发，去理解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而非与黑格尔一样倒果为因，从抽象的意识出发去解释现实生活。马克思开头就明确了批判对象，即那些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的错误在于，它们将意识形态(如道德、宗教、形而上学)视为独立自足的实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马克思认为，这种观念颠倒了现实，将思维的产物凌驾于现实之上，就像是从“天国”俯视“人间”一样，最终必然陷入抽象的空想。为了纠正这种错误，马克思提出，理解“有血有肉的人”的正确方法，不是从他们的思想观念入手，而是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这里的“实际活动”主要指物质生产活动，也就是人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的劳动。马克思强调，只有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都必须到物质生活的生产中去找他的思想根源。同样，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意识形态，也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对现实物质生活的一种反映和解释。意识形态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物质生活经过长期发展，并在人们的头脑中进行加工和提炼的结果。它根植于具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并服务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利益。因此，马克思认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演进规律。真正发展变化的是“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人们在改变现实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这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变化是随着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发生的。最后，马克思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句话，简洁而有力地概括了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他将“前一种考察方法”定义为“从意识出发”，并将其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这是典型的“从天国降到人间”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将意识仅仅看作是人们的意识，即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这种“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世界观要求研究者在分析社会现象时，必须深入到具体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经济结构中去，通过对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

应该承认，《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取得的唯物史观研究成果，对于此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而言，其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不可否认。这种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出发的理论逻辑，犹如“从人间升到天国”的过程，为剖析社会历史奠定了科学基础。然而，当《资本论》出版后，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独立价值持保留态度值得关注。马克思强调，《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他和恩格斯对过去的哲学信仰进行清算的产物，既然自己已经澄清了问题，那么“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也就是说，当“弄清问题的目的”达成后，马克思便将理论重心转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解剖。这种转向的本质，是从“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世界观阐释，进一步深入到“从人间升到天国”的现实批判：即在《资本论》中展开对资本逻辑、剩余价值剥削、商品拜物教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诸环节的具象化批判。《资本论》不再仅仅停留在对“人间”与“天国”的思辨性考察，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将唯物史观落实到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批判性分析中。因此，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延伸到《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代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却止步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哲学领域的研究，倾向对“从人间升到天国”进行概念思辨，未能将这种新世界观运用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性分析中，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一大误区。恩格斯在《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中提到：“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费尔巴哈通过将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尝试揭示宗教的现实根源和本质，指出宗教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想象和自我异化的表现，这是他的贡献。然而，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虽然从宗教现象的表象入手，揭示了宗教的现实基础，但他并未进一步深入到现实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中去，未能完成更为根本的分析工作。如果仅停留在对“从人间升到天国”概念的思辨性讨论上，而没有将这一新世界观与《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批判相结合，那么这与费尔巴哈的工作无异。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力量不在于抽象的概念讨论，而在于它对现实社会的深入剖析和对经济关系、生产方式的具体批判。而对于这些抽象的、思辨的概念，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了它们的局限性：“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也就是，“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世界观如果只停留在抽象层面、概念层面，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二、《资本论》践行“从人间升到天国”新世界观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认识和改变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仅仅停留在哲学层面上进行思辨和概念推演是不行的，即使在世界观上完成了由“从天国降到人间”到“从人间升到天国”的转变。如果没有将“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世界观运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那么马克思也许就会和费尔巴哈一样，虽然进行了某种唯物的哲学分析但最终不能完成真正的研究任务。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践行了“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世界观，由此才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内在矛盾，为人类指明了彻底解放的光辉道路。

(一)现实的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黑格尔的哲学方法被马克思形象地概括为“从天国降到人间”。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在于，它并非以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作为起点，而是以一个设想出来的、高度抽象的“人”的概念作为出发点。这个抽象的“人”并不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个体，而是一个超越了现实的普遍性存在。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这个抽象的“人”最终通向“上帝”或绝对精神，成为整个哲学逻辑的顶点和归宿。换句话说，黑格尔试图通过理解这个抽象的、虚构的“真正的人”或“标准的人”，来推导出现实中具体的人的本质及其行为逻辑。然而，这种从抽象概念出发的路径实际上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虚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的那样，这种抽象的起点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孤岛鲁滨逊”或“原始猎人渔夫”的假设。这些假设表面上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完全脱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它们忽视了人类存在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将人还原为一种孤立的、无差别的自然存在。这样的哲学路径不仅缺乏对现实的具体把握，而且无法解释社会矛盾和历史变迁的真实动力。相比之下，马克思的方法论则坚持“从人间升到天国”的唯物史观。他明确指出，现实中并不存在黑格尔所谓的那种抽象的“人”。马克思强调我们的研究必须从具体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这些人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孤立个体，而是深深嵌入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社会关系之中。例如，在17、18世纪的英国，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纺纱工人、织布工人等劳动者的身影。他们的生活、劳动、压迫与反抗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生产和阶级关系的核心内容。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对这些具体、感性的现实过程的深入研究，我们才能揭示出观念层面的形成机制。工人的劳动、他们的被压迫状况、他们的反抗和抗议，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各阶层的变化，共同构成了这一过程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从这些经验性的事实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形成某些模糊的观念(如对自身处境的认识)，以及这些观念如何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发展。因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它不再像黑格尔那样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去推导现实，而是从具体的、经验性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反推出观念的起源和发展。这种从“人间”到“天国”的路径，不仅更贴近现实，也更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

黑格尔所提出的“人的本质”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概念，它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仅仅停留在形而上学的层面。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人的本质”被理解为一种普遍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通过自我发展和辩证运动最终达到绝对精神的境界。然而，这种抽象化的“人的本质”并没有真正触及到人类存在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而是将人还原为一个孤立的、超越时空的普遍概念。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让哲学研究从天上回到地上?换句话说，如何使理论真正立足于现实，而不是停留在空洞的思辨之中?马克思的突破就在于他把哲学的基础牢牢地建立在人类历史之上，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现实中。马克思认为，要理解人类的本质，必须从人类的实际活动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抽象的概念出发。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的本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其生产方式的本质性特征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资本家通过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来获取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工人不仅创造了价值，而且还同时创造作为统治自己的异化力量的资本关系，使自己成为这种资本关系下的奴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就从商品分析开始，通过商品二因素、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两重性、价值形式的发展、商品拜物教、货币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化等，深入分析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塑造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也就是说社会生产不仅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更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又反过来影响着生产过程本身。因此，社会生产方式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揭示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性，从而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二)商品生产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拜物教性质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历史被赋予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在他看来，历史并非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而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和自我异化的场所。绝对精神通过历史的不同阶段逐渐外化自身，将自己表现为具体的文化、制度、艺术、宗教以及哲学等形式。在黑格尔的视角下，那些看似独立于人类意志之外的力量(如统治人的“物”)实际上来源于绝对精神，或者说来源于天国中的上帝。这种解释将现实世界的现象提升到一种超验的高度，使它们成为绝对精神发展的工具或表现。

然而，马克思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商品拜物教这一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他写道：“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并不是用宗教来解释现实世界，而是反过来，用现实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来解释宗教意义上的拜物教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拜物教性质。这是因为商品生产具有独特的社会性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化为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例如，人们不再直接看到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和对立，而是通过商品的价格、交换价值等形式来感知这些关系。这种物化的过程掩盖了真实的生产关系，使商品似乎获得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仿佛它们能够自行决定价值和交换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进一步来看，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不再是个人为自己生产的活动，而是为他人生产的社会化劳动。然而，这种社会化的劳动关系并没有以透明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和商品交换的形式被间接地表达出来。结果是，社会关系被物化，商品成为了统治人类的力量。这种现象不是来自天国或绝对精神，而是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之中。因此，马克思的分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我们不需要诉诸超验的绝对精神或宗教信仰来解释社会现象，而是可以通过考察具体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来揭示这些现象的本质。商品拜物教的产生不是因为某种神秘的力量，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一般形式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的这一研究，在事实上走出了一条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根本不同的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科学发展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很多人对商品拜物教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们把商品拜物教关系仅仅理解为是一种“错认”。其实，商品拜物教不仅是类似于宗教领域里人们对于彼岸世界的虚幻反映，同时也是商品生产社会真实发生的实实在在物质统治关系的写照。这种真实关系、真实关系的真实映像，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特殊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是对非商品生产社会中人的本性的扭曲，因此这种扭曲是在商品生产的社会所特有的。倘若我们仅仅按照“错认”说的逻辑来认识拜物教、消除拜物教，那么我们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实践过程中，我们不仅不能消除拜物教而且还会强化拜物教。我们就陷入了否定商品经济的历史性，将“剩余价值”“资本”范畴永恒化。在马克思看来，离开了商品生产的社会，拜物教就不存在了。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孤岛上的鲁滨逊”“昏暗的中世纪”“农村家长制生产”“自由人联合体”都不存在拜物教。商品生产和它的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拜物教的存在条件。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具有拜物教性质，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存在的各种经济关系，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理论形态上也不会消亡。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等理论范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退出历史舞台。这并不排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某些特殊历史阶段上和某些特殊历史条件下利用“资本”和“剩余价值”等经济关系为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这是由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所决定的。但是，这并不同于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基本规律、基本经济范畴全部迁移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混淆人类社会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必然会导致社会经济基础性质的根本性变化。如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作出的深刻的批判，这无异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废除天主教”，“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中，如果镶嵌进去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那么，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必然会趋向于解体。

(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生产方式的拜物教性质的深化与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践行的“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世界观，意味着马克思始终以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出发点。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经济病理学家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平扫CT所得到的第一影像图片显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商品生产的生产方式，它的经济规律是具有拜物教性质的价值规律。如前所述，价值规律统治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本身就具有商品拜物教性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检查第二次用的是增强CT，这一次的影像图片显示的是，马克思通过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中介范畴揭示商品生产等价交换价值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在剩余价值规律的统治下，商品拜物教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而成为资本拜物教。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资本家为了进行生产，一方面购买生产资料，另一方面购买这种劳动力。在门上挂着“非公莫入”，实际生产过程中，资本家运用自己购买来的生产要素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结果是商品产品。其价值由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加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者的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构成。资本家出售商品所得到的商品的全部价值，扣除生产资料旧价值转移、扣除以工资形式支出的劳动力价值之后还有一个余额。这个余额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劳动力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它是价值的源泉也是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源泉。这个余额就是资本家的剩余价值。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仅不是违背了商品生产和它的价值规律，而且恰恰是完完全全地遵守了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

剩余价值不仅要生产而且要再生产。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且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工人有选择自己受雇于哪一位资本家的权利，但是工人没有不选择自己受雇于任何资本家的权利。“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的手里。”在扩大再生产中，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这个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按照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分化必然以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通过以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分析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直接生产过程的分析即总过程的分析。通过利润率平均化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分析，马克思完成了对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瓜分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三卷第48章“三位一体的公式”中马克思写道：“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践行的“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世界观，是将理论之根深扎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最平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出发，通过实证科学研究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改变世界提供理论武器。当马克思的逻辑发展到这里批判描绘那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时，正是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演绎。马克思的伟大正在于他拒绝从天国(观念)出发解释人间(现实)，而是从人间出发揭露天国的虚妄。黑格尔将历史视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外化，马克思却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的细胞开始解剖，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来面目和发展原因来理解现实斗争，从而为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指明了道路。

三、按照马克思的方法理解马克思：李建平教授对《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重要贡献

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李建平教授以其深厚的唯物辩证法底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诸多领域都有较为深刻的研究，其学术贡献尤其体现在《资本论》辩证法的创新性探索上。李建平教授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深入挖掘《资本论》的理论精髓，在辩证法与经济学的结合阐释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资本论》辩证法作为马克思对德国哲学革命成果的总体把握

在方法论叙述的层次上，准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关于《资本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与继承关系的说明。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曾经指出自己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这段经典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立场与方法：既包含毫不妥协的批判锋芒，又明确表达了对黑格尔思想价值的崇高敬意与批判继承，并最终指向一种革命性的理论改造。

首先，马克思开宗明义地重申其批判立场始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神秘方面”的清算，这直接指向黑格尔体系的唯心主义根基。李建平教授区分了马克思的逻辑推论和黑格尔的逻辑推理，“前者是唯物主义的，后者是唯心主义的，并且晦涩难懂。例如黑格尔关于必然的推论以‘普遍性’为中项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从‘纯概念’推演出事物的特性的一种唯心主义观点，因为黑格尔把事物的‘普遍性’、本质看成是‘纯概念’”，并明确指出“《资本论》所应用的方法就是马克思(包括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这是马克思批判地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所得出的伟大成果”。

其次，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并非全盘否定。当时德国知识界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的是肤浅的摒弃，将其贬为“死狗”，而马克思则旗帜鲜明地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李建平教授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恰如其分的”，“‘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也就是揭示了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和一系列范畴，其数量之多大大超过现行哲学教科书所载明的。”比如，“仅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就考察了一百多个哲学范畴，如：质、量、度、本质、现象、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偶然性、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等，还考察了各个范畴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辩证法的一系列重要规律，如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李建平教授在研究中精准把握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这种把握既不是对黑格尔辩证法概念的机械移植，也非对马克思批判路径的简单复刻，而是在双重理论维度上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一方面，从理论诠释维度看，李建平教授梳理了马克思从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作《资本论》过程中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和发展，说明了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对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谈道：“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李建平教授指出：“这里所说的‘唯心主义的叙述方法’、‘概念的规定’、‘概念的辩证法’，其实就是指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又坚决摒弃了它的唯心性质和神秘形式。”另一方面，从理论应用维度看，李建平教授并未停留于对黑格尔文本的表层解读，而是立足于马克思“倒过来”的唯物主义改造原则，将这一“合理内核”转化为分析复杂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工具，并贯彻于《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全过程。

最后，马克思的批判最终旨归于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进行彻底的改造。李建平教授系统总结了《资本论》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强调了《资本论》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性。第一，出发点不同。黑格尔认为“思维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思维决定存在，存在只是思维的外化”。“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把存在看作第一性的，把意识看作第二性的，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第二，彻底性不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不彻底，它需要给绝对精神安排一个终点、否定物质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过分强调矛盾的调和等，“方法为了要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而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第三，阶级性不同。“黑格尔的哲学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客观上是为当时的普鲁士王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则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服务的”。

此外，李建平教授还批判了学界关于《资本论》辩证法的错误认识，捍卫了《资本论》辩证法的科学性。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资本论》辩证法时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像当年的杜林一样，把《资本论》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混同起来，另一个极端就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绝对割裂开来。”比如意大利的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和法国的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都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辩证法当作是与黑格尔辩证法毫无关系的一般的科学实验方法。对此李建平教授切中肯綮地指出：“这种观点表面上好像是在抬高马克思，实际上却是把马克思变成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是企图以形而上学来代替辩证法，它和前一种极端一样，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其二，在《资本论》辩证法的评价中，存在“机械颠倒”论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在应用黑格尔辩证法时，仅是形式上的“颠倒”，未实现实质性发展，理论反而更加“贫乏”，比如英国缪尔(G.R.G.Mure)的“三段式公式”来源论和法国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的“异化思想”来源论。李建平教授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在社会实践、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远超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并且无产阶级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因此，它比起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更加科学，而且更加丰富和深刻。作为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像一根红线，贯穿《资本论》全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应用黑格尔的某些范畴时，不仅赋予该范畴以新的意义，而且纠正了在黑格尔那里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李建平教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方法论自觉与理论指向性。其思想溯源的根本目的，并非退行性重返德国古典哲学语境(即非“回头看”的理论退化)，而是通过对辩证法“合理内核”的批判性激活，实现“向前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阶。这既是对“以黑解马”等模式的批判，更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资本论》辩证法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借鉴。

(二)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做辩证法解读的贡献

李建平教授在《资本论》辩证法研究中独辟蹊径，摒弃了传统哲学研究中抽象思辨的路径，而是深入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内容中去，以《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具体展示马克思是怎样贯彻“从人间升到天国”的新世界观的。

第一，实际展示了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马克思是如何雄辩地以《资本论》的逻辑“颠倒”了黑格尔的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阿尔都塞等哲学家，他们仅仅就《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关于自己这部著作所运用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继承关系做说明时所说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等字面意思进行讨论，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马克思是怎么“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黑格尔辩证法脱去神秘外壳之后剩下来了什么东西的。阿尔都塞甚至轻言道：“从哲学角度阅读《资本论》和无辜的阅读完全不同，这是一种有罪的阅读。”问题不在于阿尔都塞“从哲学角度解读《资本论》”，问题在于他不进入《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和具体的思想内容之中，不将哲学方法论在《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和具体的思想内容研究中的运用作为研究重点，而是在《资本论》理论内容和体系结构之外在所谓的哲学方法论上兜圈子。由于解不开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颠倒”之谜而陷入了“多元决定论”。因此，不深入到《资本论》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和结构之中去，甚至都不深入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的作为理论准备性的著作，要领会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是不可能的。国内也有一部分哲学家，他们不肯花费时间研读《资本论》这个大部头著作，不肯从《资本论》的实际运用中去体会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和跋中所说明该著作所运用的辩证法。或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一开始就宣布《资本论》只是一部哲学著作而不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这样他们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哲学方法论解读《资本论》的科学道路。或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走捷径，他们只是从《资本论》序言和跋中马克思关于自己的这部著作所运用方法进行总说明时，在陈述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时马克思所运用的个别词句例如“倒立着的”“神秘外壳”等出发，来任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以“颠倒”“去壳”说明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这样脱离《资本论》原著来理解其方法的哲学家能在科学道路上走多远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马克思所谓的黑格尔辩证法是头足“倒立着的”“神秘外壳”包裹着的，不过是马克思为了让没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工人阶级能够理解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关系而采用的一个形象化的说法。黑格尔的辩证法被形象化地比喻是头足“倒立”的魔鬼般的人，相反地，马克思自己的辩证法被比喻为是正常的人，是用脚着地直立行走的人。马克思的意思是让工人阶级认真阅读《资本论》，体会其中的并不神秘的辩证法，而我们的哲学家却说什么也不肯阅读《资本论》而是拿着马克思的个别词句做起了“颠倒”“去壳”的文章来了。与这些哲学家的理论作为不同，李建平教授紧紧抓住《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从运动中认识事物的内部矛盾。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的划分离不开对商品交换的过程的考察，而“商品的二因素既互相排斥和对立，又互相联系和依赖，共居于商品这个统一体中”。其次，由现象到本质，“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些表面现象出发，探索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本质——价值”。接着由价值这个“初级本质”开始，进一步认识产生商品二因素的原因，即劳动的二重性，此为“由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的分析方法。最后，“从质开始、然后进到量”，分析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商品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其内在性质与理论地位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李建平教授认为“马克思在选择《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时，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一般规定的合理思想”，并将开篇商品的特征总结为以下几个特征：商品具有客观实在性，是一个“经济的具体物”;商品具有历史的性质，体现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简单、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商品中蕴含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商品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与商品生产历史的起点相一致;商品是资本运动的起点和终点。通过对商品特征的考察，李建平教授强调《资本论》开篇商品的规定是十分简单和抽象的，但从实际来看，它又是十分复杂和具体的。“而这种复杂性和具体性只有随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的研究才能显示出来，才能被发现。”这样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辩证法体系就牢牢地以脚站在了地上，资本主义的一切异化关系就从这里被发现出来。

第二，以辩证法揭开商品拜物教的神秘面纱。对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它集中反映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李建平教授认为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吸收了费尔巴哈宗教异化学说中的某些合理成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均从人的角度考察人的本质如何在异化关系中丧失，批判人与创造物的关系颠倒现象，并主张扬弃这种不合理状态。但马克思在研究对象、人的本质理解、根源剖析以及扬弃路径上与费尔巴哈有着本质的区别。关于商品拜物教的产生机制，李建平教授阐释其核心在于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分离。从个人劳动中分离出来的社会劳动只是象征性地独立，它必须以劳动产品作为物质外壳。“由于社会劳动的物化，产品就转变成商品”，商品拜物教就产生了。同时，李建平教授也从历史发展维度进一步指出，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分离“具有历史的特征”。当人类社会进入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时，“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分离的现象已不再存在，商品拜物教也就消失了”。辩证法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将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拜物教经济关系，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社会生产关系，这就是这种新世界观的必然要求。依此而论，不同社会生产方式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现在许多人都在寻求“打通”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李建平教授在他主持修订的“马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二版)中坚持按照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分别研究两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体现。

第三，以辩证法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李建平教授认为马克思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时贯穿着质、量、度的辩证法。一方面，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学说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质”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过程，“量”为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时间，二者对立统一于生产过程二重性中。其中，马克思运用剩余价值率量化资本剥削程度，以剩余产品相对量衡量财富积累，体现量的比例辩证法;通过剩余价值量、剩余价值率与工作日的依存关系，论证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最低限额，揭示量变到质变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第三篇中对度和关节点的辩证法应用表现在价值形成与价值增殖的界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界限、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以及工作日的最低与最高界限这四个方面。与绝对剩余价值对应的是相对剩余价值，李建平教授认为马克思研究相对剩余价值运用的是“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法，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系统方法”。马克思坚持整体性这一系统方法的首要原则，在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先于第十章阐明其概念及基本原理，即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改变工作日比例生产剩余价值，为全篇奠定理论基础，再于第十一至十三章依次考察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这三个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历史阶段，具体研究劳动生产力提升及资本家加强剥削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过程。“马克思的这一分析程序正是体现了整体性原则的要求”。

第四，以辩证法揭示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李建平教授认为马克思以多种具体的辩证方法研究资本积累，从而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结局”。其一，马克思以间断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观点考察资本生产过程，消除了“资本家预付可变资本”“资本家的原始积累与工人的无酬劳动无关”以及“雇佣工人自由独立”的假象。其二，马克思应用量转化为质的辩证法研究了资本积累过程中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量的变化引起“资本运动形态和规律的改变”以及“资本构成的质的变化”。其三，马克思以时间“纵切面”考察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矛盾随着资本积累经由“简单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扩大再生产”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扩大再生产”三阶段而日益激化的过程。其四，马克思以否定之否定规律将资本主义生产界定为“一个按照自己的客观必然性产生、发展，并且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的自然历史过程”。

从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李建平教授通过对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商品拜物教、剩余价值生产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等的考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完整而生动的《资本论》辩证法图景。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曾指出：“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也就是说，黑格尔辩证法虽然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却被笼罩在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之中。这种神秘化倾向不仅遮蔽了辩证法的科学本质，也成为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辩证法的认识论障碍。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价值，仍需要我们继续推进对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化外壳的批判性超越，进一步完成“去神秘化”的理论任务，以更好地彰显马克思辩证法的科学品格和实践指向。《资本论》实际运用的辩证法是鲜活的辩证法。李建平教授开辟了一条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深入解读和讲解《资本论》基本原理的新道路。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原理，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思想理论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建平教授所开辟的《资本论》辩证法阐释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基础理论建设上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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