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对周恩来、邓颖超婚宴传闻的辟谣

回顾自己的婚礼，让我不禁也想起了社会上关于伯伯和七妈的特别婚宴之类的传闻，例如像下面这样绘声绘色的描述：

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非要见见新娘子，还闹着要他们请客，周恩来推却不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餐馆请大家吃了一顿西餐，这顿饭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的婚宴。赴宴的有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恽代英、熊雄、陈赓等，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赶来参加了。

客人们早听说邓颖超在“五四”时期便当演讲队长，大家热烈鼓掌，要求新娘子站在小板凳上报告恋爱经过。周恩来担心她应付不了这个场面。只见她落落大方地踏上凳子，脸色虽然有些绯红，但完全没有一般少女的那种忸怩和慌张。她轻轻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便从容不迫地述说起来。

她先从“五四”时期和周恩来相识谈起，接着又讲了他们几年相爱的经过。她侃侃而谈，口齿清楚，声音洪亮，讲得绘声绘色，不时引起人们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特别是当她把周恩来在明信片上写给她的那首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她用深情优美的语调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赢得了全体客人长时间的鼓掌和喝彩。

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是极出色的演说家。”邓颖超抗议了：“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

站在后面的人嚷嚷说看不见新娘啥模样，张治中突发奇想，伸出双手把邓颖超抱了起来，放在桌子上，还大声说：“大家看，大家看。”这突然的举动把邓颖超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下面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客人们轮流着一杯杯地向新郎新娘敬酒。邓颖超不会喝酒，体贴的周恩来把敬给新娘的酒一杯杯全代她喝下去。只看到他一杯又一杯，竟喝了三瓶白兰地。邓颖超心里又急又心疼他，却又挡不住客人的敬酒。

周恩来喝醉了，不过他有极强的自制力，没有失态，只是咕哝着不放李富春和蔡畅走。邓颖超和蔡畅把周恩来扶到阳台上吹吹风，邓颖超找来一碗醋，让周恩来喝了醒醒酒。

《广州日报》

但是后来，我又看到了曾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同志的一篇文章《众口铄金太平馆——邓颖超托我“辟谣”》：

1960年1月29日是农历除夕，我奉广东省委领导之命赶到从化温泉宾馆松园三号，代表省委陪在温泉休假的中央领导人吃年夜饭。

席间，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对我说：“欧初同志，我要请你们帮恩来和我辟谣。”她的语气相当郑重，令我大吃一惊。邓颖超是中共老资格领导人，虽然解放后因周恩来坚持，邓颖超长期未担任重要职务，但她与周恩来向来在党内外均受爱戴。究竟是哪些谣言造到他们两位头上，并且以讹传讹?

邓颖超见我有些紧张，便放缓语气说：“有人传说，恩来与我结婚时在广州太平馆设宴请客。根本没有这回事。恩来一生勤俭，何况我们当时穷得很，哪来钱请客?”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流传多年的“太平馆宴客”传言一直令周恩来与邓颖超不安。邓颖超先前已要我们设法澄清此事，我们也做过一些努力，但纠正一个广为流传的误会谈何容易。

太平馆开业于1860年，据考证是第一家由中国人开的西餐馆，最早的位置在太平沙。太平沙靠近永汉路南端，离天字码头不远，过去属广州最繁华的地段之一。

1926年后太平馆开设数家分店，后来老店与其他分店先后关门，永汉路北端的分店则接过太平馆的招牌。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红卫兵认为“永汉”有大汉族主义的味道，遂将路名改为“北京路”。虽然岁月流逝，太平馆声名不坠，仍是广州最出色的西餐馆之一。

多少年来一直有人传说，周恩来与邓颖超1925年8月在广州结婚时，邀请一批朋友到太平馆聚餐。还有人说，当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恰好路过附近，闻讯亦欣然入座。这个故事已经流传很久，细节逼真，言之凿凿，我也曾经信以为真。

20世纪50年代，我两次陪同当时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希尔到太平馆，品尝葡国鸡、烧乳鸽等著名菜肴，还向希尔讲起周恩来在太平馆摆婚宴的故事。

据周恩来与邓颖超介绍，他们新婚时到太平馆用餐确有其事，但并非他们宴请宾客，而是张申府请周恩来、邓颖超等吃饭，祝贺他们新婚之喜。

出生于1893年的张申府，早年留学法国，曾将罗素等人的著作介绍到中国。张申府曾参与中共建党活动，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1922年3月，伯伯周恩来从法国到德国，参与创建旅德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这是伯伯和张申府(左一)、刘清扬(左二)、赵光宸(右一)合影。(图源：《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

1942年，张申府夫人刘清扬也说她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那么，会不会张、刘都是介绍人?我是后辈，这就不清楚了。后张申府因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意见不合而脱离中共。

1924年，张申府经李大钊推荐，南来广州，在新成立的广东大学教授数学、哲学、逻辑学等课程，并兼任大学图书馆馆长。同时，张申府参加筹建黄埔军校，担任该校政治部副主任，并推荐周恩来前来主持政治部。

这次由张申府做东的聚餐，众口相传，却演义成周恩来大摆婚宴，还添入蒋介石等人物，从而困扰周恩来夫妇多年。为纠正人们的错误印象，周恩来1959年春来广州时曾采取不寻常的做法。他与邓颖超找来广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关相生、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说打算次日早晨邀请几位省市负责人到太平馆饮茶，并交代一定要上石岐乳鸽、蛋挞等，还要将座位摆成马蹄形。

第二天，陶铸夫妇、陈郁、朱光等准时到达太平馆。周恩来等大家坐定，便站起来笑着说：“三十多年前，我和小超在广州结婚，张申府先生在这家餐馆宴请我们。今天按当年的样子请大家来坐坐。”陶铸等才恍然大悟。

周恩来似乎对太平馆有特殊感情。60年代初，周恩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看完文艺节目后，特意与陶铸、区梦觉、曾生、红线女等一道前往太平馆吃夜宵，令太平馆员工再次喜出望外。

尽管周恩来夫妇反复“辟谣”，我们也尽量作解释，但“周恩来在太平馆举行婚礼”的故事愈传愈广。邓颖超1985年重来广州，再次向关相生提起此事。此后，关相生和我分别撰文阐述真相，但似乎收效甚微。

直至如今，许多报刊、网页提到太平馆时，往往要提起周恩来、邓颖超曾在此举行婚宴。太平馆更张挂周恩来夫妇的合影，以吸引顾客。据说，太平馆还推出“总理套餐” “总理夫人套餐”，成为餐厅的招牌菜。

回顾历史，许多传说或多或少有虚构成分;与名人有关的菜式，更有不少是杜撰出来的杜“馔”。人们宁可相信与事实有出入的美好故事，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作为知情者，一有机会就要说出真相，否则愧对历史。

欧初著《依旧红棉-与广东有关的名人逸事》第13篇

以自己跟伯伯、七妈的接触，我认为，欧初文中引述七妈说的“恩来一生勤俭，何况我们当时穷得很，哪来钱请客”，这是最为可信的。因为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和黄埔军校的财政都非常困难，廖仲恺经常为了筹措经费焦头烂额，蒋介石也曾为此两度提出辞职，伯伯和七妈的经济状况自然也好不了。只是到了两次东征胜利，国民府统一两广后，财政情况才得以改善。而在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薪水都普遍较高，说是张申府宴请伯伯和七妈他们更为可信。

（作者系周恩来的长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自12岁住进中南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并在周恩来逝世后经常陪伴邓颖超;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晚辈。曾任第九和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现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北京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发起人。著作：《我的伯父周恩来》《亲情西花厅——我们心中的伯父伯母》(合著)《周恩来诗联集笺注》(周秉德主编)《百人访谈周恩来》(周尔钧、周秉德主编)《追忆祖父沈钧儒》(周秉德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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