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荣政：绝不允许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

全面认识儒学及儒家文化

梅荣政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同时社会发展又面临诸多问题的新阶段，一些“大陆新儒家”主张全面复兴儒学，以儒学思想为核心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这就提出了在中华民族探寻复兴、发展之路过程中，应该如何认识儒学及其功能，如何对待儒家文化的问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一、不能放大儒学的功能

“大陆新儒家”主张全面复兴儒学，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当代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社会道德水平整体下滑，人们行为失范，人际关系紧张，人与自然的矛盾凸显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现代工业文明自身不能克服的，只能通过全面复兴儒学方可解决，儒学是当今中国的济世良药。那么，儒学果真有如此强大的功能吗?

儒学在西汉汉武帝时期被改造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取得了独尊的正统地位。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儒学为适应、满足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形态，如理学、心学等。同时在封建专制政权的推动甚至强制下，儒学的思想内容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了以儒学为理论基础的文化形态。总体看，经过历代儒家改造和发展的儒学，在社会整体层面，主张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追求构建等级分明、秩序稳定，君主百姓各守本分的等级社会;在社会个体层面，它主张人应遵守三纲五常，要“克己复礼”，要塑造有仁爱之心、有责任感、忠顺诚信的人。儒学在我国封建时代发挥了三大功能：其一，儒学在政治上主张“大一统”，宣扬“君权神授”，这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提供理论支撑;其二，儒学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为社会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其三，儒学提出“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行为规范，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概括而言，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显示出其鲜明的阐释性价值和建构性价值。

应该看到，即使是在封建时代，儒学的功能也是有限的。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学既不能阻止和解决各王朝出现土地兼并、贫富分化、政治腐败等问题，护佑封建王朝幸免覆灭，对封建君主和官僚个人也没有根本的约束力，中国历史上昏君暴君、贪官污吏不可胜数。北宋程颢、程颐对儒学进行创新，兴“义理之学”，到南宋时期朱熹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集理学之大成，突出儒学控制社会的功能，可羸弱的南宋不能抵挡蒙古人的金戈铁马;明中叶王阳明把儒学发展到心学阶段，格外重视伦理观念和个人的道德修养，要“破人心中贼”，以应对官宦之间争权夺利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却造成了整个士人阶层清谈道德、不务实事的风气，相当部分官僚缺乏应有的政治能力;清朝时期儒家的独尊地位胜过汉武时期，官学、私学都以儒学为主，被高度“儒化”的大清王朝却日益走向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和思想沉寂的境地。

细数中国封建朝代，最强盛的时期与儒学地位的尊显并不对应。如：汉代前期的盛世，所尊奉的是黄老学说，儒学并无地位。唐代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李唐统治者以老子后人自居，大扬道教，立道教为国教;对于民间盛信的佛教，统治者往往出于政治考虑，或扬或抑。唐朝统治者也尊重儒学，利用儒学治国。但总体上唐代是儒、释、道并立，儒学并不占绝对优势。可见，儒学与封建王朝的强盛并无直接的联系。

到了近代，当人类不可阻挡地由传统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时，当中国遭受来自西方工业文明强国的入侵和掠夺时，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不仅不能认识、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且无法在理论上回应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维护社会伦理和封建专制制度的“三纲五常”，控制社会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反而成了维新革命、探索民族出路的思想障碍。

历史是一面镜子。既然儒学在中国封建时代不能解决王朝的长治久安问题，也不是王朝兴盛的必要条件，在近代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独立、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问题，不能引导中华民族维护独立、实现富强。那么时至今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复杂，中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快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条件下，儒学就更不能解决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

认识儒学的功能和价值应有辩证的态度，不能片面夸大。这是因为：其一，从儒学内容看，它主张“内圣外王”，重视道德教化和人的自我修养，这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发挥协调人际关系，实现社会稳定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但是，儒学重人伦轻自然、重道德轻工艺、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等，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产效率方面，难以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它特别强调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维护等级制度，为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不断膨胀提供理论依据，有利于统治阶级权力和利益的强化，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直至社会动荡，王朝衰落。同时，儒学关注自身“道统”而形成的排他性，维护既有秩序而反对改革、变迁的保守性，使它无法面对新形势，解决社会矛盾。古人云：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入乱只是儒。此话道出了儒学功能的局限。其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根源，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所有社会意识都对社会存在具有依赖性。虽然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不同于经济生活的独立表现和形态，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和内在规律，对社会存在有巨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反作用发挥的程度和效果，往往受制于社会存在。“只有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整个国家才能强大安定。文化只有在经济起基础性作用和政治制度优化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它的最佳作用”。 儒学虽长期在封建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在封建社会各个朝代产生的实际功效，却受到社会经济状况、政治状况的制约，其理论内容也随着政治格局、政治关系的变化而调整。

“大陆新儒家”并非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儒家学说的实际功能。他们之所以要放大儒学的功能，其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弘扬和振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不是要用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回应中国现代化中的问题，以维护当代中国社会稳定，而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追求。

二、全面复兴儒学不符合历史的潮流

马克思曾指出：“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于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 历史与认识是一样的。任何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它存在的历史条件发生改变时，它要么是顺应历史条件的变化，吸收新的文化元素，创造出新的理论和新的形态，要么让位于其他的文化，自己成为一种遗产。如果一定要与时代发展对立，其结果必然是被历史潮流抛弃。

1.20世纪复古兴儒的结局

“大陆新儒家”宣扬的全面复兴儒学，不过是重弹老调。在辛亥革命之后，试图恢复儒学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言论和行为一再出现，但终因违背历史潮流而被历史否决。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为复辟帝制，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1912年9月、1913年3月袁世凯先后颁布《整饬伦常令》《通令尊崇孔圣人》等，颂扬儒学放之四海而准，提倡礼教。曾经倡导维新运动和变法的康有为并没有随着历史进步而前进，他醉心于恢复大清帝国，担任孔教会总会长，公然攻击辛亥革命和共和政体，声称“自共和以来，礼乐并废，典章皆易，道揆法守，扫地无余”，于1916年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并“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 这无疑是助纣为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与呼。一时间，尊孔复古的组织涌现，春丁祀孔、秋丁祀孔等活动也不断兴起，弄得沸沸扬扬。但是，辛亥革命已经在中国人心中树立起民主、共和的理念，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后袁氏不得不放弃称帝梦想。康有为受到思想界的普遍谴责，指责他要求载入孔教为国教的宪法，是“陈腐死人之宪法”、“荒陵古墓之宪法”、“护持偶像权威之宪法”。陈独秀说：“康先生电请政府拜孔尊教，南北报纸，无一赞同者;国会主张删除宪法中尊孔条文，内务部取消跪拜礼节，南北报纸，无一反对者。而原书一则曰‘当道措施，殊有令国人骇愕者’。再则曰‘国务有司所先行，在禁拜圣令，天下骇怪笑骂!’吾知夫骇愕笑骂者，康先生外宁有几人?乌可代表国人，厚诬天下?” 梁启超不无嘲讽地讲，他的老师康有为由一个历史巨人蜕变为一个历史侏儒。

从1915年开始，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刻反思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认识到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改造被儒学驯化的国民性，方可求得民族复兴与富强，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辜鸿铭、林琴南、刘师培等文人，竭力维护儒学，为封建伦理道德进行辩护，掀起了一股复古主义的潮流。他们指责新文化运动“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以放荡为自由，以攘夺为责任”，科学、功利、自由和竞争都是坏东西。主张读经尊孔，拥护帝制，在坚持“国性”、“民族性”、“国粹”、“国学”的旗号下力倡复辟。但是，时代的进步，民族求强的要求，标明了封建复古主义的落后。在新文化运动斗士们的尖锐批判中，复古主义在思想领域失去了市场。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又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高潮。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明确主张以“礼义廉耻”为立国之本。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指明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的教育内容;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全国各学校在礼堂和公共场所悬挂书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的匾额;1934年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有关祭祀孔子的决议，国民政府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读经，要求把礼义廉耻落实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新生活运动”的推行是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是为了配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军事围剿。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声称“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新儒家们积极著书立说，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在1935年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认为近代以来的几次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失落，提出要按照“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的原则建设中国文化，但实际上仍是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于这股复古潮流，艾思奇、老舍、沙汀、李公朴、周建人、郁达夫、胡绳、陈望道、叶圣陶等进步人士联合签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旗帜鲜明地指出，复古运动不会有前途。假如读经可以救国，那么“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就没有必要了;复古运动发展的结果将是一服毒药，对于民族的前途，绝对没有起死回生的功效。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尊孔者不过是拿孔子当“敲门砖”，但是时代不同，这些人必然要失败，还连带孔子“陷入了悲境”。的确，尊孔复古没有为巩固蒋介石独裁政权发挥什么功效，在人民革命的风暴中蒋介石独裁政权遭到覆灭。历史在此作出了结论：违背社会历史进步潮流的思想和行为，其前景只能是失败。

2.在当代中国全面复兴儒学毫无可能

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全面复兴儒学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因为：

第一，全面复兴儒学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是特定时代经济形态或经济基础的反映。儒家文化是农业文明的升华和凝结，基于土地私有制的小农经济是其经济基础。近代以来，随着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和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小农经济日益丧失发展的时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农村是公有制下的集体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属于集体经济范畴，农民生产主要不是满足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需要，而是与市场相联系。中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开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向工业和城市转移。虽然目前在农村中还保留了一些小农经济生产的特点，以小规模的一家一户进行经营和生活，但与传统意义上处于封闭自足状态的小农经济是截然不同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何谈复兴儒学?

第二，全面复兴儒学的社会基础已经丧失。儒家的伦理观念、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都是与宗法小农的社会生态联系在一起的，封建宗法关系是儒学存在的社会基础。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无论是国家构成、乡村管理，还是家庭组织，人的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都已向着现代社会发生了适应性变化。尽管封建宗法观念在人们思想中还有一些残余，但是今日中国的整个社会面貌，与封建社会有根本的区别。传统儒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生态已经不复存在。

第三，全面复兴儒学的许多思想内容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取向相抵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是要使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和谐。但是传统儒学中许多思想内容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相抵触。儒家的“家齐”、“国治”、“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是实现生产力低水平下的农耕社会的稳定、民众安居乐业。儒学坚持伦理中心原则，不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这不符合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根本要求;儒学承认并维护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把“天道”、血统、贤人视为国家权力的来源，宣扬“君权神授”，其鲜明的专制偏好既与资本主义的民主、平等观念相违，又与中国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追求人民当家作主相悖;儒学强调人对封建制度的驯顺与盲从，造成人失去自觉意识的奴性、安于现状的心态和创造力的匮乏，这种心态和性格品质也不能成为现时代人的基本精神品质;儒学主张统治者依照“礼”所确定的社会等级次序关系和名分规定来治理国家，把天下太平寄托在明君的修身养性上，这种典型的人治理论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根本对立的，不利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思想内容正是儒学封建性的表现，是儒学一百多年来沉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按照新儒家的设想，把这些也给复兴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何谈起呢?

“全面复兴儒学”论无视时代发展潮流，无视世界格局和中国发生的深刻变化，脱离中国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根本不是科学研究的结论，而是不顾历史事实和现实状态的臆说。

三、对待儒家文化的科学态度和原则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离不开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吸收。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原则，既一贯反对把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对传统文化不加鉴别和改造，脱离时代环境和现实状态的照抄照搬。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他又指出：“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和规律的发展。” 正是这样，列宁对“臆造自己特殊的文化”的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这种做法“在理论上错误，在实践上有害”。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这些名言，不仅批评了那种否认以往文化遗产的意义，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谬论，而且说明了共产主义文化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他强调不能忽视中国文化遗产的价值，主张对中国文化遗产既不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利用，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他总结中国近代史上的“古今中西”文化论争，提出中国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原则是“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毛泽东的思想成果，始终强调对传统文化辩证分析，尊重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江泽民强调，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明确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这些论述阐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先辈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厚源泉;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为源泉的文化创造，不能割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然联系，而要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以此构筑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特色。对待传统文化的两种极端态度，即虚无主义或取消主义的态度，全盘肯定、全盘承袭的态度，都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发展和延续不利。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在儒家文化中，既有作为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维护封建统治、维护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愚弄控制百姓的方面，也有关于国家治理的民主因素，关于人与自然的生态智慧和关于个人修身的道德哲理，精华与糟粕并存，良莠混杂，瑕瑜互见。因此，对于历经久远、内容丰富、思想意蕴深刻复杂、表现形式多样的儒家文化，必须结合其内容和历史作用进行具体分析。既不能因历史上它与农业经济、封建制度和家族社会密切联系，其理论基础——儒学是封建王朝的官方哲学，简单地把它斥为封建文化，忽视其中的积极因素，更不能不作分析和辨别地把其中具有封建性、落后于现时代的内容搬用到现在，甚至把封建糟粕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鼓吹宣扬。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要充分利用儒家文化这一庞大的资源库。要在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家文化中那些契合时代发展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面，包括优秀价值原则、道德要求，进行吸收和转化，使其成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泉源。要弘扬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舍生取义”的奉献精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天下统一的思想，“君子和而不同”的包容气度等，发挥儒家文化在抗拒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和人的心身修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于一些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治国思想和道德要求，可以剥离其封建性，萃取其中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资源。如民本思想、重农思想，等等。儒家学说中“民本”根本上不是以百姓为本，要求封建统治者执政为民，而是从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角度，告诫统治者重视民情，不要把老百姓推向“不得不反”的境地;重农是为了维护小农经济以及构建其上的社会结构，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其本意不是尊重和满足农民的利益要求。但是这些内容，可以在剔除其封建性质之后，转化为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转化为重视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政治智慧;对于儒家文化中与现代社会发展冲突，与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和价值追求相抵触的封建糟粕，如“三从四德”、人治理念，等等，应该进行批判，并要防止这些方面借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之机复燃，影响人们的思想。

总之，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儒家文化中的一切优秀因素，批判地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否定摒弃其中的封建糟粕，这是对儒家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文化的辩证发展法则的尊重。

(本文原载《梅荣政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