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毛主席和小八路》中的小八路找到了

开栏语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那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那段饱含着苦难与伤痛、彰显着英勇与壮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历史，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民族记忆当中。枪声虽远，弹痕犹存，我们从未忘记，我们不会忘记。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80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铭记历史，深沉回望烽火岁月，深情缅怀爱国英烈，用不同的文艺形式书写抗战历史、讴歌抗战英雄、培铸家国情怀，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的抗战精神，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经典文艺作品。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报特开设“抗战题材文艺作品背后的故事”专栏，带领读者走进经典、走进抗战历史，从抗战题材经典文艺作品的背后故事中，重温气壮山河的抗战历程，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

《毛主席和小八路》延安 1939年 石少华 摄

《毛主席和小八路》：红色影像的典范之作

画面中，毛泽东主席占了一半多的位置，高大的形象突出了他的领袖地位;他面带微笑，专注、和蔼，弯着腰，用右手手指在摊开的左手手掌上书写着;站在他对面的两个一高一矮的小八路表情有些紧张又十分自然;三个人的站位形成了稳定的三角形结构，他们的眼神全都聚焦到了毛主席的手掌上;他们深色的军装与黄土地的苍凉背景既形成对比，又突出了抗日根据地的艰苦环境;小八路军装上的领章、绑腿，穿着的草鞋是革命时期代表性的视觉符号。这是著名摄影家石少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摄影界公认的经典之作——《毛主席和小八路》。

无论是这件作品、这件作品中的人物，还是它的拍摄者石少华，都蕴含着种种“传奇”。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到石少华之子、著名摄影家、独立策展人石志民，跟随他的讲述走进《毛主席和小八路》背后的故事。

石少华1918年5月1日出生于香港，1925年到广东省江门市启智小学读书，1932年考入广州私立岭南大学附中西关分校，其间对摄影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于1935年升入岭南大学附属高中，在此期间，得到一台相机，开始进行业余摄影活动。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广州遭敌机轮番轰炸，石少华随附中迁往香港九龙青山湾梁园上课。1938年1月，他携带一台相机和胶卷，身藏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介绍信，从香港出发，奔赴陕北，先后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抗大高级军事政治研究队学习。石志民回忆：“1938年6月，我父亲因为拍摄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延安活动，首次展露了摄影才华，1938年10月，他被抽调到抗大三周年纪念展览会筹备组，负责拍摄展览所需的全部照片，工作到次年5月。《毛主席和小八路》拍摄于1939年6月1日，地点位于延安南门外体育场。”

“当天，毛主席出席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他从车上下来后，两个小八路从远处看到毛主席过来了，便匆匆忙忙跑去了。毛主席看到两个小八路跑过来，也迎了上去。毛主席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当时一个小八路14岁，另一个15岁，都只向毛主席报了小名。随后，毛主席就问他们：‘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两个小八路回答说：‘知道，你是毛主席’，毛主席说：‘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说到这儿，毛主席弯下腰来，在手上把‘毛泽东’三个字写了下来。我父亲正好在旁边，立刻拍下了这一瞬间。多年后，1962年7月24日，毛主席接见了我父亲，在接见过程中，毛主席向我父亲询问起这两个小八路的去向，叫什么名字，在做什么工作。毛主席之所以问起两个小八路的情况，因为他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而且清晰地记着当年拍摄的场景。但当时我父亲也不了解两个小八路的具体情况，无法回答毛主席提出的问题。”自此以后，石少华便开始了漫长的寻找过程。石志民说，也正是因为当时两个小八路没有报出自己的大名，找起来很困难。

1986年，石少华与刘长贵见面 左一：石少华，左二：刘长贵

这个寻找过程一直持续到1986年。当时，石少华到辽宁出差，正在辽宁海城丝绸厂武装部工作的刘长贵听说石少华来了，便找到当时的辽宁省摄协主席孙田原，表示自己就是当年画面中的一个小八路。石志民说：“实际上，说自己是照片上小八路的人不止他一个，但其他人说完以后，很多信息和细节都对不上。刚开始，孙田原没有提前告诉我父亲刘长贵的情况，也没有提前告知刘长贵我父亲将要前来，趁着我父亲到丹东时安排了一个见面机会，那既是孙田原的安排，也是刘长贵和我父亲的‘不期而遇’。两人见面时，都先愣了一下，接着交谈了几句话，发现许多与照片有关的信息都对上了，他们激动得抱在了一起。当时他们回忆了许多细节，比如，刘长贵回忆，拍照的摄影师个子高高的、鼻梁高高的，自己是照片中个子比较矮的那个小八路，毛主席问他名字时，他只说了自己的小名‘黑牛’。我父亲也向刘长贵打听了另一个小八路的情况。这才了解到，高个儿的小八路叫安定宝，后来当了张学思的通讯员，在抗日战争中不幸牺牲。让我父亲遗憾的是，当时毛主席已经不在了，毛主席关心的这个问题没能在他生前找到答案。”

石少华作为中国共产党敌后根据地摄影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亲历、见证了许许多多的抗日事迹。他以相机为武器，用朴素生动的影像凝固了一段段宝贵的历史和一个个珍贵的瞬间。1939年6月，抗大三周年纪念展览在延安举行，展出石少华的摄影作品100多幅。当时抗大政治部主任刘鼎保留了这批照片的底片，可惜在一次战斗转移中，遇到敌军轰炸，驮运底片箱的骡子受惊，导致这些珍贵的资料丢失。这造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毛主席和小八路》在内的石少华拍摄的许多摄影作品都只能署名为“佚名”。

“因为这些照片拍摄出来是为了在抗大三周年纪念展览中展出，所以洗出来后是要请毛主席审看的。我父亲拍摄的《毛主席和小八路》《毛主席和杨家岭农民谈话》这两张照片当年都给毛主席审看了。毛主席当时说，照片很好，可以用，可以展览，但照片他留下了，就不退回去了。所以这两张照片都是毛主席当年亲自留下的。我父亲后来得知，当年展览照片的底片虽然没有了，但展览的照片幸好都留下来了。知道这个情况时，他在摄影界担任领导职务，由于照片量大，展览中的许多照片也没有留下详细的说明，他担心‘认领’有误，便一直没有‘认领’。在他心中，这些珍贵的影像能够在战火中保留下来就很好了，不必在意署名。直到1962年，毛主席接见我父亲时谈到，他看到当时最近一期的《中国摄影》杂志刊登了《毛主席和杨家岭农民谈话》，署名为什么是‘佚名’?我父亲向毛主席解释了原因。毛主席说，他记得很清楚，这张照片就是我父亲拍的，应该署上我父亲的名字。后来他们又说起《毛主席和小八路》，自此，这两张照片才开始署我父亲的名字。”石志民说。

1962年7月24日，石少华应邀到毛泽东主席家做客 吕厚民 摄

石少华以高度的敏锐性捕捉到毛泽东和八路军小战士交流的自然瞬间，生动展现了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对基层战士的关爱，被许多专家评价为红色影像的典范。石志民表示：“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之所以能够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华儿女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毛主席和小八路》准确记录了毛主席和基层八路军战士的亲切关系。作为领袖，他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仅十四五岁的小战士。这件作品为分析我们党领导的军队能够克敌制胜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的可视化证明。”

2018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韶影华章——石少华摄影回顾展”，集中呈现了石少华创造的视觉化史诗。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吴为山在展览前言中这样写道：“石少华先生的摄影创作成熟于枪林弹雨的烽火岁月。战争年代，他深入战地采访，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革命活动，反映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战斗、生产建设和民主生活，《毛主席和小八路》《地道战》等作品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像鲁迅倡导的新版画一样，石少华先生将手中的相机当作武器，以拍摄的新闻图片作为载体，在民族危亡之际走到大众前面，为救亡图存而呼唤和抗争。”长期对石少华摄影作品及摄影经历进行研究的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教师周邓燕分析道：“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5月，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石少华一边在抗大高级政治军事研究队上课，一边按照计划拍摄抗大的学习、训练和生活，拍摄中央领导活动，以及延安风光、军民生活和陕北公学、鲁艺、马列学院等学校的活动。可以说历时半年多的拍摄，既是对石少华摄影技艺的一次全面考验，也让他第一次亲身经历了目的明确、有计划的摄影工作。从这一时期拍摄的《毛主席和杨家岭农民谈话》可以看到，摄影师在执行可预见性拍摄任务的时候采用的是不干涉对象的拍摄方法，而《毛主席和小八路》则体现了其对突发事件的判断力和捕捉高潮瞬间的能力。”

“过去有人说中国没有战地摄影师，但石少华等从烽火中走来的老一辈摄影家所拍摄的摄影作品证明，中国不但有战地摄影师，而且有世界一流的战地摄影师。他们面对艰苦的条件，冲锋在第一线，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记录下了这一段历史。我在收集、整理、研究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最大的感触是，我们对从战火中走来的前辈们，要怀有由衷的敬畏之心。他们不但是我们的摄影前辈，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师群体之一。”石志民说。

本文刊发于《中国艺术报》2025年7月25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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