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墓碑上，刻着每一个叛徒与国贼的名字
2022年8月30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位领导人，也是唯一一位总统，病死了。
他活了91岁，可谓“高寿”。在他死后，整个西方世界，从华盛顿的国会山到伦敦的唐宁街，立刻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苍蝇，嗡嗡作响地聚拢过来，为他献上最华丽、也最虚伪的赞美诗。
他们称他为“和平缔造者”、“自由的使者”、“结束冷战的伟人”、“一位罕见的、有远见和勇气的领导人”。
然而，这些由帝国主义者颁发的、沾满糖霜的廉价桂冠，都指向同一个血淋淋的“功绩”——由他，亲手埋葬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与西方的溢美之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东剧变后，数亿人民所陷入的深重灾难：休克疗法导致的经济崩溃、寡头横行、国有资产被疯狂掠夺、人均寿命断崖式下跌、民族冲突的血流成河，以及一个曾经令世界为之颤抖的超级大国，沦为不得不向西方乞讨援助的“二流国家”的无尽屈辱。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个苏联的“末代皇帝”，真的是一位甘心为“自由民主”而献祭自己权力的“圣人”吗?他处心积虑地搞垮一个超级大国，难道就是为了让叶利钦那样的酒鬼踩着自己的肩膀登上权力之巅，而自己则去拍电影、卖披萨，当一个滑稽的“广告明星”吗?
不。
合乎逻辑的答案只有一个：他从未想过要终结苏联这个国家实体，他只是想毁灭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然后换上一件西方式的“民主”外衣，让自己继续以“新沙皇”的身份，君临天下。
他不是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坏到骨髓里的叛徒;他也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而是一个蠢到无以复加的国贼。
他的悲剧，与苏联的悲剧，早已在那颗仇恨的种子被种下时，就注定了结局。
01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一个叛徒的养成
戈尔巴乔夫的背叛，根子，深埋于他的少年时代。
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但他的外公和爷爷，都在斯大林时期那场扩大化的“肃反”运动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这段经历，像一根毒刺，深深地扎进了少年戈尔巴乔夫的心里。
他无法理解，为何勤劳的爷爷会因为没有完成播种计划而被捕，为何身为布尔什维克和农庄主席的外公也会被投入监狱。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邻居及邻居小伙伴像敌人一样看着我及我的家庭……，这一切让我震惊，而且终生难忘。”
这是一个典型的、缺乏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他无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辩证地看待斯大林时代的功与过。他无法将个人的、家庭的不幸，与整个国家在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下，进行前无古人的、艰苦卓绝的工业化建设，与党内激烈复杂的路线斗争这些宏大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于是，他简单地、情绪化地，将个人创伤，上升为对整个制度、整个主义的刻骨仇恨。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深刻地指出，知识分子在投身革命之前，必须经历一个“思想感情的根本变化”，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他告诫道：
“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结合’的问题，就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至少也得八年十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一个从未完成“立足点转移”，反而任由内心仇恨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情绪疯狂发酵的典型。
当他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正值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整个苏联的思想领域暗流涌动。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各种“禁书”和地下“社团”的形式，像病毒一样渗透进来。西方的存在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对于戈尔巴乔夫这样一颗早已对现实不满的灵魂，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他在回忆录中坦白，自己那时就开始思考“社会观念与我国现实生活之间是否有一致性”，并认为“书籍所宣扬的社会观在这样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看，他已经将苏联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这些本应通过继续革命来解决的矛盾——归咎于“书籍所宣扬的社会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了!
从那一刻起，一个旨在“消灭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他和他的妻子赖莎心中盘踞。他们互相打气，下定决心，“要不懈地努力往上爬”，以便“身居最高层职位”，实施他们那个颠覆性的“伟大作为”。
何其讽刺!
恰恰是这个被他视为仇寇的苏维埃体制，以其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度，为他这个农家子弟，铺就了一条通往权力之巅的快车道。而这个体制的监督与甄别系统，在经历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僵化与官僚化之后，却早已丧失了革命的警惕性，未能识破这个潜伏了几十年的“两面人”。
这，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坏”，更是苏共在后期官僚化、脱离群众后，整个体制的“蠢”。
02
“新思维”的匕首与雅科夫列夫的毒药
1985年，戈尔巴乔夫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他不再需要伪装，那把磨砺了几十年的匕首，终于出鞘了。
他打出的第一招，看似是“经济牌”。他推行所谓“加速发展战略”，罔顾苏联轻重工业比例早已严重失调、民生凋敝的现实，继续将国家资源疯狂地投入到已经过剩的重工业和军工业上。
这完全是“头痛医脚，甚至头痛砍脚”。苏联的老百姓，为了购买面包、香肠、卫生纸等基本生活物资，不得不在商店门口排起望不到头的长队。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却在疯狂地生产更多的、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坦克和机器。
其结果，可想而知。
短短三年，苏联经济加速下滑，物资短缺达到顶峰，民生凋敝，怨声载道。
而这，恰恰是他想要的效果!
当人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达到顶点时，他顺势推出了自己的核心武器——“新思维”与“公开化”改革，宣称要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
正如列宁早已指出的：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戈尔巴乔夫深谙此道(虽然是反向运用)。他知道，要彻底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先摧毁其政治和思想上的上层建筑。
为此，他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也是最毒辣的“副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这个在50年代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就被美国中情局成功“策反”的老牌“两面人”，被戈尔巴乔夫不顾党内外的强烈反对，强行任命为宣传部长，随后一路火箭提拔，进入政治局，成为了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总设计师”和“掘墓总指挥”。
雅科夫列夫这剂“毒药”，通过戈尔巴乔夫这把“匕首”，被精准地注入了苏维埃的肌体。
一场旨在彻底摧毁苏联人民历史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规模空前的历史虚无主义狂潮，就此掀开。
03
从卓娅到列宁——历史虚无主义的狂欢
雅科夫列夫上任后，立刻对苏联的媒体和舆论工具进行了“大换血”。
一大批亲西方的、思想反动的“自由派”分子，掌控了报纸、电视台和出版社。
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对苏维埃历史的“大围剿”，开始了。
他们的第一步，是“打死老虎”。他们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基础，将斯大林彻底妖魔化，把他描绘成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
但攻击斯大林，只是一个开始。这把火，很快就烧向了更高、更根本的地方。
他们开始否定列宁，否定伟大的十月革命。他们将革命导师污蔑为“德国间谍”，将这场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革命，描绘成一场由少数阴谋家发动的“政变”。
他们开始否定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史。被革命镇压的、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地主和富农，被美化为勤劳善良、重视家庭的“农业企业家”;而为解放人民而牺牲的革命者，则成了青面獠牙的魔鬼。
他们甚至将矛头对准了那场付出两千七百万人牺牲才取得胜利的、神圣的卫国战争。
少年英雄卓娅，这位在德军面前英勇不屈、被法西斯绞死的共青团员，被他们污蔑为烧毁村民马厩的“纵火犯”，是被愤怒的村民自己打死的。
苏军，这支攻克柏林、将红旗插上国会大厦的英雄军队，成了和纳粹一样残暴的“红色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胜利，被歪曲为“一个大法西斯打败了一个小法西斯”。
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论，在戈尔巴乔夫的亲自批准和推波助澜下，畅行无阻。
影射斯大林策划了“基洛夫遇刺案”的阴谋论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被他盛赞为“文学炸弹”;全面丑化苏联历史的电影《忏悔》，由他亲自下令公映。
他还公然宣称：“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
毛主席曾深刻告诫我们：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集团，就是这句话最经典的反面注脚。他们通过制造舆论、搞乱思想，成功地摧毁了苏共和苏联人民的精神支柱。
一个连自己的英雄都要唾弃、连自己的历史都要否定的民族，它离亡国，还会远吗?
04
“我不能放弃原则”——一个普通教师的怒吼
就在这片乌烟瘴气之中，并非没有一丝亮光。
1988年3月13日，列宁格勒的一位普通化学老师尼娜·安德烈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了一封长信——《我不能放弃原则》。
她以一个普通党员和人民教师的良知，对当时社会上泛滥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她忧心忡忡，担心青年一代会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毒雾中迷失方向。
她在信中写道：“我们今天谈论的，是关于我们走哪条路的原则性问题。”
这一声来自人民内部的、充满正义感的怒吼，让戈尔巴乔夫集团如临大敌!
当初高喊“公开化”、“自由讨论”的戈尔巴乔夫，立刻撕下了他伪善的面具。他接连两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形成的会议记录长达75页，专门讨论如何“处理”这封信。他将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定性为“反对改革的行动纲领”，并扬言要揪出“幕后黑手”。
随后，《真理报》在雅科夫列夫的亲自操刀下，发表长篇社论，对安德烈耶娃进行围剿和批判。
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
当初的“公开化”，原来只是反共分子的“公开化”，而绝不允许捍卫社会主义的声音“公开化”。
当初的“言论自由”，原来只是“否定历史的自由”，而绝没有“坚持原则的自由”。
通过打压一个普通的化学老师，戈尔巴乔夫成功地震慑并削弱了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压制了社会上最后一点有组织的抵抗声音。
他的“改革”，从此在通往深渊的道路上，再无阻碍。
0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更无耻的叶利钦
到1990年，戈尔巴乔夫的计划，似乎已经大功告成。
苏共放弃了领导地位，马列主义被从宪法中删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被确立为方向。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上已经死亡。
戈尔巴乔夫心满意足地当上了苏联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
他幻想着，自己将作为一个“温和的改革派”，被西方世界所接纳，并继续主宰这个已经“脱胎换骨”的超级大国。
但他算错了一点。
他没有想到，投降，也是会“内卷”的。
在他身后，一个比他更无耻、更没有底线、更懂得如何向西方献媚的“黄雀”，早已悄然出现。
他就是鲍里斯·叶利钦。
这个曾经被戈尔巴乔夫提拔、又因批评其“改革”而被一脚踢开的政治投机家，在短暂的失意后，迅速找到了自己的“生态位”。
你戈尔巴乔夫不是要投降吗?我要比你投降得更彻底!
你戈尔巴乔夫不是要搞垮社会主义吗?我要连苏联这个国家本身，都一起搞垮!
叶利钦精准地找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软肋”。
戈尔巴乔夫还想保留一个统一的苏联，而叶利钦，则直接与两股最强大的离心势力勾结起来：
一股，是急于瓜分国有资产的经济官僚和新生寡头。他们嫌戈尔巴乔夫的“私有化”步伐太慢。
另一股，是早已对“输血”给其他加盟共和国不满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们要“甩掉包袱”，搞“俄罗斯优先”。
叶利钦向他们许诺：只要扳倒戈尔巴乔夫，解散苏联，俄罗斯就可以“分家单过”，你们就可以尽情地侵吞国家财富。
论出卖国家利益，叶利钦比戈尔巴乔夫，要“专业”得多。
内外反动势力，立刻就看中了这个“跪姿更优美”的代理人。
于是，我们看到了世界政治史上最荒诞的一幕：戈尔巴乔夫一路被叶利钦“背刺”，在投降的赛道上，始终慢了半拍。
从退出苏共，到宣布苏共非法，再到签署解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叶利钦的每一次出招，都比戈尔巴乔夫更狠、更绝。
最终，戈尔巴乔夫忙活了六年，亲手拆掉了自己房子的地基和承重墙，却被叶利钦连同房顶一起端走，给自己做了嫁衣裳。
06
“又坏又蠢”的棋子——一个叛徒的历史定位
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两个主要的罪人。
但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是那个主动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人，他必须背负首要的历史罪责。
关于他，到底是“坏”还是“蠢”的争论，其实毫无意义。
因为他，是又坏又蠢。
他的坏，在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产生了背叛阶级、背叛祖国、毁灭共产主义事业的歹毒念头。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这个核心目的展开的。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主动的、自觉的叛徒。他背叛的，是千百万为苏维埃的建立和巩固而牺牲的烈士，是数亿信任他的苏联人民，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他的蠢，在于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其天真和愚昧，简直令人发指。他以为自己可以和帝国主义讨价还价，以为自己拆掉了社会主义的“旧房子”，就能被敌人接纳为新房子的“设计师”和“物业经理”。
列宁早已对帝国主义的本性有过最深刻的剖析：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金融资本和托拉斯，并没有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中各种差异的存在。”
他根本不理解，帝国主义的逻辑，从来不是“和平”与“共存”，而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控制与掠夺。
对于帝国主义而言，一个投降的敌人，其唯一的价值，就是被利用、被羞辱、被彻底地消灭。
戈尔巴乔夫，就是这套逻辑最可悲的牺牲品。
他还妄想作为“棋手”继续博弈，却算不到，比他卖得更彻底的叶利钦，才更得敌人的欢心。
他与叶利钦，虽然背叛的程度不同，但同为一路货色，都是苏联党政官僚长期脱离人民、日益腐化堕落后，所孳生出来的、反噬自身的两只最大的“蛊虫”。
跋
一个搞垮了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导致数亿人民陷入二十余年动荡与苦难的历史罪人，最终，活成了一个在西方电影和广告里扮演自己的小丑。
这，或许是对他那份“又坏又蠢”的罪恶，最富讽刺性的惩罚。
他死后，俄罗斯人民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同情。
根据民调，超过60%的俄罗斯人认为他对国家造成了伤害。
这，就是人民的裁决。
如今，这个早已被历史抛弃的人，终于在物理意义上，也成为了历史。
西方世界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以后在利用这个符号去编造历史时，再也无需担心这个“演员”会跳出来说几句不合时宜的、破坏气氛的真话了。
对于他的死亡，我们无需任何廉价的“人道主义”感伤。
我们只需为他，致上一句最中肯的悼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贼、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死了。
死不足惜，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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