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远：毛主席一生不遗余力读马列著作，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作者：徐中远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5-05-18 37

一生不遗余力读马列著作

徐中远

毛泽东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著作的一生，也是始终不懈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并密切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加以丰富发展创新的一生。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最忠诚、最优秀的学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也是与他的战友们一起倾心创立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最杰出、最卓著的引领者和实践者。毛泽东由读马列、信马列、研究马列，到运用马列、丰富马列、发展马列，几十年执着追求、几十年不懈奋斗、几十年不倦实践，值得广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永远学习。

(一)《共产党宣言》一生不知读过多少遍

《共产党宣言》是青年毛泽东在开展革命活动时接触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时间是1920年，毛泽东时年27岁。后来，毛泽东自己曾回忆说：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三本共产主义著作，“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①

《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完整、系统而严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列宁曾评价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②五四运动以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为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使他们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就是这群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中最杰出的代表。

《共产党宣言》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著作是毛泽东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向导。毛泽东自己曾说，读了《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③

《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在艰难岁月里不断前行的指路明灯。我国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实践中历尽磨难、历尽艰辛。面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种种艰难险阻，种种没有想到而实际遇到了的困难和问题，怎么办?毛泽东的一条重要方法就是读《共产党宣言》，从《共产党宣言》中寻求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信心和力量，找到战胜困难、解决问题的启示、思路、途径和办法。对于这一点，毛泽东自己曾这样说过：“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还说，“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④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新的工作、新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又多次用心研读《共产党宣言》，一边读，一边思考，一边在书上圈圈画画。这本书中有关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剥夺资产阶级占有他人劳动、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与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决裂等处，都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画。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各地迅速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这年9月以后，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建立公有制方面的论述读得更加仔细，在很多地方作了圈点批画。

毛泽东不但研究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而且对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颇有兴趣。从1954年秋天起，毛泽东重新开始学习英语。据他当时的英文秘书林克回忆：“毛主席想学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文版。第一本选的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文字比较艰深，而且生字比较多，学起来当然有不少困难，但是他的毅力非常坚强。我发现他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部都密密麻麻地用蝇头小字注得很整齐，很仔细，他的这种精神，很感人。”⑤对于这部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一直到晚年，毛泽东每重读一遍，就补注一次。他老人家还风趣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⑥

一部《共产党宣言》传到中国，毛泽东前后读了57年。57年里，不知道他到底读过多少遍呢!在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几年，会客的书房里、卧室的床上还一直放着一本大字线装本的《共产党宣言》和两本战争年代出版的字很小的、本子很破旧的《共产党宣言》。因为字太小，他的眼睛看不清，所以就用1963年印制的大字线装本对照着看。他老人家读过的一些《共产党宣言》版本就存放在中南海故居：有1943年延安解放社出版，博古译的版本;1949年解放社出版，根据苏联莫斯科外文书局出版局中文版翻印的版本;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印的大字本等几种。当然，这还不是很完全的，1920年陈望道翻译并公开出版的那一本，故居里就没有看到。还有战争年代他读过的已经丢失的各种版本。1939年年底，他自己说《共产党宣言》读了不下一百遍，后来的几十年里他又读了多少遍(包括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这谁能说清楚呢!我们知道的是，《共产党宣言》陪伴毛泽东57年，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也读了57年。《共产党宣言》是毛主席一生中读的时间最长、也是读的遍数最多的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

(二)读《国家与革命》

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是毛泽东几十年里读了又读、读了多遍的马列经典著作。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老人家对这本光辉著作还爱不释手，时常翻阅。

毛泽东为什么对列宁的著作终身不倦、读而不厌呢?最主要的就是他欲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和吸取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启示。此外，毛泽东非常喜欢列宁的风格。正如他在1958年4月6日的一次讲话中所说：“列宁的作品，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⑦

有关史料记载，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已经直接或间接地从别人的引述里了解《国家与革命》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了。

毛泽东最早提到《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是在1926年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的记录稿里。讲稿在谈到国家问题时说：列宁著有《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得很清楚，历来的国家机关都掌握在少数人的统治阶级手里。“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旧制度。”“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地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⑧这说明毛泽东在讲话之前就已经读过《国家与革命》这本书部分或者全部的内容。毛泽东的讲话，是读了《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启示，也是实际的运用。说明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就用《国家与革命》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斗争了。

我们知道，在大革命时期，传到我国来的马列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是很少的。《国家与革命》中译本出版之后，毛泽东如获至宝，读了又读。长征路上，条件、环境那样艰难，毛泽东还在专心致志地读《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在长征路上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志曾这样回忆：“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主席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后来，毛泽东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说，那个时候能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在长征路上，他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1964年3月，他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

在毛泽东阅读过的马列著作中，笔者看到一本1943年延安解放社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是用当年边区生产的非常粗糙的马兰纸印刷的。纸有点变黄了，书已经很破旧了。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毛泽东亲手用粗重的黑铅笔写下“毛泽东一九四六年”。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用黑铅笔签名的唯一一本马列著作。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毛泽东还用黑铅笔写下了“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这本《国家与革命》，在大革命时期，在长征路上，毛泽东是读过许多遍的。到了1946年4月22日,毛泽东又开始读，可见毛泽东对这本书是多么的喜爱、多么的重视。

毛泽东为什么在此时又开始读《国家与革命》呢?我们知道，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作出了很多努力，国民党则采取了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打出了“和平统一”的旗号，玩弄“和平谈判”的阴谋;另一方面在国共和谈的同时积极准备内战。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此时，国内革命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已成为当时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又一次阅读《国家与革命》。

翻开毛泽东1946年读过的这本《国家与革命》，我们看到，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画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画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画得最粗，圆圈画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和词组的旁边画了两条粗杠。

毛泽东读《国家与革命》时，对书中的标点符号也很注意。发现明显有错的，他就随手改正过来。例如，在书中第7页第12—13行“这个力量主要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特殊的武装队伍，”一句中的逗号是不妥当的，毛泽东就把它改成句号。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读书是非常认真的。

面对内战，毛泽东在政治方面要求“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并为此规定了党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必须团结、争取、孤立的阶级、阶层和人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把《国家与革命》一书放在身边，有时在外出的旅途中，他还拿着放大镜一页一页地读。1958年，新版的《国家与革命》出版之后，毛泽东再一次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用铅笔圈画。书中论述国家消亡的部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等处都密密麻麻画着几种符号，重要的段落还画着竖直线、曲线、大圈套着小圈，以示极为重要。特别在论述有关国家与民主、平等的关系等处，圈画尤多。他在读1964年出版的大字本《国家与革命》时，在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等章节，也都画满了直线、曲线、圈、双圈等符号。这说明这些都是他当时关心的问题。

这本大字本的《国家与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还读过几次。他办公室书柜上放着的大字本马列著作，有的叠了一个角，有的还夹有纸条。《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封面上还画了一个圈。我们知道，《国家与革命》与其他的马列著作一样，一直陪伴毛泽东走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

(三)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毛泽东非常用心研读而且读过多遍的一本马列著作。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共产国际初期的重要历史文献，是一部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的重要著作，为当时各国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有一段时间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排挤，他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实行，而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动不动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说的。毛泽东当时因条件的限制，对马列著作确实不如他们读得多。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说服对方，说服党内其他同志，就得有理论武器，这是毛泽东发愤读马列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时，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列宁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前面已经说到，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在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仍然经常读这本书。如前文所述，他读的这本书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他仍爱不释手。和读《两个策略》一样，毛泽东在这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画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这说明，到那个时候为止，这本书至少已读过三遍了。

毛泽东读过多遍的这本马列著作，在毛泽东的存书中我们没有看到。据说早已丢失，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从彭德怀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是如何重视这两本书以及他对这两本书的看法。彭德怀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⑨

从彭德怀的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的这两本书有了深刻的理解。一方面，他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是党的领导人犯了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认识了王明“左”倾错误对革命的严重危害性，“左”倾错误同右倾错误一样地危害革命事业。彭德怀的这段回忆还可以说明，为什么毛泽东特别重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反复地学习和研究，并用来教育中国共产党人。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广泛地收集马列书籍。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也为了从理论上剖析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又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其中就包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讲到“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直接引述了这一思想。他说：“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⑩毛泽东还把列宁论党的纪律列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文件。

1948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乘胜前进，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用毛笔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中共中央宣传部在6月1日发出毛泽东这一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我们知道，1949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12本马列著作。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部门管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学习马列著作问题作出布置。毛泽东说，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十几本马列的书。这“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中，都含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毛泽东是这样要求领导干部的，实际上他自己就一直是这样做的。直到耄耋之年，毛泽东还多次潜心研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列宁的光辉著作。

毛泽东读马列主义著作，就是为了正确处理、解决好实际革命斗争和工作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读书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是理解的过程，是提高思想认识的过程，也是运用的过程。所以，毛泽东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⑪“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⑫这是毛泽东关于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基本观点，也是他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实践和经验。笔者以为，毛泽东一生都是这样做的。

注释：

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笫39页。

②《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笫416页。

③《毛泽东文集》笫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④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

社1993年版，第400—401页。

⑤《真理的召唤》，《人民日报》1990年8月15日。

⑥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第251页。

⑦唐祈：《毛泽东与读书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笫13页。

⑧《毛泽东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63页。

⑨《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