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云：毛主席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的独到贡献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闪光之点

——学习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札记

张作云

内容提要：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针对其中的长处和短处乃至一些缺失，毛泽东结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作了大量的批注和谈话。这些批注和谈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著述相比，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而且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方面，都有许多新的独到之处，其中还有一些前人所未能涉及并令人大开眼界的闪光之点。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组织读书小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

自从政治经济学作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产生以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问题，一直受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界(包括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关注，并引发他们热烈地讨论和争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也经历了从创立、成熟到传承和发展的过程。到了20世纪中期，毛泽东经过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仅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而且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方面，还提出了自己新的、独到的观点和见解，其中有许多前人所未能涉及并令人大开眼界的闪光之点。本文拟择其主要之点，谈点个人体会，以与学界各位同志共享，并期望裨益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遵循之“纲”的主张

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研究生产关系也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就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①

依据毛泽东在其他地方的相关论述，我们理解，他在这里谈到的所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进而言之，也可以说，他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纲”，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遵循和把握的核心之点、根本方法，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坚持这一核心之点、根本方法和根本原则，就是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把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当然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放到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及其运动中去研究。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来看，政治经济学正是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即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及其运动的研究，来揭示生产关系乃至人类经济社会运动的规律的。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及至灭亡的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必然历史趋势。②再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第一章，专门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并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及其运动出发，分析了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了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外部矛盾及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性。③再如，列宁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路线，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及其发展的基础上，写出了《帝国主义论》。在这部著作中，他考察了资本主义垄断的形成、发展及其国际化过程，揭示了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帝国主义时代必然产生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趋势;④并通过对帝国主义基本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的分析，得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结论。⑤同时，他还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规律，得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⑥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作了具体而通俗地表述，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体系的建立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他在思想方法上存在某种程度的形而上学缺陷，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缺乏全面而准确地认识，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创建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方面，存在一定的缺失。

针对在斯大林指导下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说：“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⑦

鉴于上述，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必须以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为“纲”，这不能不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闪光之点。

二、对生产力、上层建筑研究范围和限界之“规定”

毛泽东指出：“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⑧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⑨毛泽东之所以认为：“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方面的问题。”⑩这是因为，“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就要有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原料、牲畜、工具、工场等。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是社会生产力。”⑪“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生产力。”⑫“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⑬“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我国资本主义虽然不发达，但是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形成了像上海、辽宁、天津、重庆这样的工业基地。这些地方在出技术、出工人方面有很大的作用。”⑭从毛泽东生产力的内涵及其基本的要素论述来看，生产力发展本身所涉及的多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问题。而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如果把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把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因素和技术科学因素作为主要的问题来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及其所要阐述和解决的经济问题相比，必然会喧宾夺主而成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了。

再说上层建筑。一般来说，它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上层建筑都是一定社会和一定阶级的上层建筑，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在上层建筑结构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国家政权机构，政治权力是上层建筑的核心要素。政治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确定方向，确定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等等。上层建筑涉及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它不仅涉及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艺术等等的思想观点，而且还需要有同哲学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立场、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政党、军队等政治设施给以支持、维护和保证。其专门的特点，就是以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等各种意识形态为社会服务，并为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设施，并使整个社会的运作、发展得以实现和进行。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认识、理解和把握上层建筑的基本内容及其核心要义，都是一门学问。它不仅是一个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而被许多隶属于各个阶级的所谓专家学者弄得混乱不堪。由此，如何研究、领会、把握社会各个阶级的上层建筑的基本内容、核心要义及其本质，创建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上层建筑，摧毁资本主义的旧世界，呼唤并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并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便成为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神圣而庄重的任务。

然而，这一研究任务，与研究政治经济学及其对象生产关系的任务相比，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却有着迥然的不同。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其目的和任务就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⑮可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⑯这就决定了我们研究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必须以把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说得清楚为前提。这样，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就不能把上层建筑问题的研究太发展了，就必须把握好上层建筑研究的限度和分寸，否则，也会喧宾夺主，甚至成为“阶级斗争论”和“国家论”了。

针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出现的唯生产力论、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单纯“政治”观点的现实和教训，毛泽东高瞻远瞩，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出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方法论上，必须对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研究范围和限界加以规定的理论观点，则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又一闪光之点。

三、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看毛泽东方法论的创新之点

在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时，毛泽东首先阐明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并揭示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他说：“生产力是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⑰他进一步强调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⑱

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和社会生产的反作用。他指出：“人们为着要进行生产，就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彼此发生一定的相互关系，否则无法进行生产。因为人们的生产从来就是社会的生产，不能孤立地进行生产。这种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法律上表现为财产的所有权关系。”⑲

在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分析中，毛泽东特别分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关键而特殊的、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他说：“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了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⑳“其实，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取得胜利，并不是什么‘特殊条件下’才有的事情。苏联也是先解决了所有制等问题，然后才实现工业化的。”㉑毛泽东进一步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先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㉒毛泽东结论说：总之，“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㉓

鉴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甚至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一些机会主义者在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时，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承认或不懂得“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重要的决定的作用”的道理，㉔结果坠入形而上学机械论的泥淖，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的历史史实，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尤其是辩证决定论的原理，在客观评价生产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同时，高调提出“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并把它称作普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理论，是前人理论中所未能涉及的，不可否认，这又是他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一大闪光之点。

四、关于上层建筑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地位和作用的分析

首先，毛泽东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层建筑的必要性。他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㉕这是因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㉖“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㉗

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职能作用。他说：“要上层建筑干什么?就是为了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㉘“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生产关系，都是被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的。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被什么样的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而所谓国家权力，首先是军队的武力，人们如果要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人们或早或迟要推翻旧的国家权力，建立新的国家权力。”㉙他进一步说：“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㉚他补充说：“马克思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的。”㉛“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即思想)”，都是“为经济服务的。”㉜

最后，毛泽东结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实践，通过对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揭示了上层建筑的革命在先，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大发展在后的规律。他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㉝他进一步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㉞毛泽东强调说：总之，“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㉟

在谈到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说：“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这不能不是本书的一个缺点。㊱可见，毛泽东关于上层建筑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关于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的革命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分析和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方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都鲜而有之，真可谓一大闪光之点。

五、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平衡和不平衡矛盾关系的辩证分析

首先，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说：“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来分析事物。”㊲这就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无论研究什么问题，办什么事情，都必须坚持和运用这一完整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其次，毛泽东还指出：“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㊳我们理解，“两重性”，就是事物的矛盾性。并且“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这就是说，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然而，事物的矛盾及其表现形式又是具体的、各异的。这是事物的矛盾及其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由于事物的矛盾及其上述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研究具体的事物和具体的问题时，必须坚持和运用矛盾分析法，坚持和运用两重性的分析方法，对具体的事物和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

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了苏联同志在这一问题上不足之处。他说：“教科书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是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的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奋斗。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㊴教科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敢像我们这样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㊵

在明确了分析、认识问题必须坚持和运用的世界观、方法论原则之后，毛泽东便着手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及其运动进行辩证地分析。

首先，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㊶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平衡和不平衡矛盾及其运动的基本特征。

其次，毛泽东指出，“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㊷他又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进一步强调说：“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㊸这就是说，平衡和不平衡、平衡的相对性和不平衡的绝对性之间的对立统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的动力。

第三，毛泽东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㊹循环不已，以至无穷“物之不齐，物之情也”。㊺这就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和发展的长河中，平衡和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永远存在的，只不过其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时因地而不同罢了。联系我们研究的本题，可以说，不平衡，就意味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激化，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亟待人们采取革命的手段和措施来解决;而平衡则意味着人们通过革命的手段和措施，使矛盾得到了解决，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开辟了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实际上，发现矛盾和不平衡的过程，就是对上述矛盾和不平衡进行分析、研究并制定和采取革命手段和措施，使矛盾和不平衡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平衡的过程。然而，问题并不到此为止。由于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发生，并且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新的矛盾和不平衡又会产生，又会发展并激化起来，由此又会产生用新的革命手段和措施来解决新的矛盾和不平衡的需要和客观要求，最后，人们再次通过采取革命的新的手段和措施，使新的矛盾和不平衡再次得到解决，并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新的平衡。如此，矛盾和不平衡不断出现，通过新的革命手段和措施，使矛盾和不平衡得到不断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平衡。这个过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平衡和不平衡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同时，而平衡和不平衡之每一次循环，都会通过人们采取革命的手段和措施，使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平衡和不平衡问题得到解决，从而使平衡的的质量和水平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并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得到长足地发展。

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教科书“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其他的问题上，他们也没有研究矛盾。”“这表明他们没有运用辩证法来研究这个问题。”㊻

总而言之，毛泽东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及其运动的辩证分析，不仅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平衡和不平衡矛盾运动的过程及其特点，而且也揭示了其中隐含的客观规律性。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展现出来的非常突出而新颖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之光环的这一理论，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闪光之点。

六、结论和启示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以上闪光之点，既体现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又包含着生动活泼的辩证法。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进一步拓展、延伸和具体化，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20世纪中期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捍卫和发展。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上述闪光之点，对于我们进一步实践、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及其方法论乃至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否认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指出：哲学“为政治服务”，“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㊽从它的阶级性来说，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无产阶级的哲学，毫无疑问，当然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就它的实践性来说，它是人类社会实践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概括、总结和结晶，反过来，它当然要为无产阶级的最大政治，也即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服务。同样的道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具体化的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及其上述闪光之点，也必然会成为我们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指导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理想信念的行动指南。

鉴于上述，我们要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以指导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服务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要从它的基础做起。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要学好毛泽东哲学。二是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为榜样，深入实际，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积累智慧，争取有一个“哲学家的头脑”;同时，还要握有“辩证法这个武器”，㊾学会运用“矛盾分析法”即“一分为二”的“两重性”分析法，分析和研究问题。㊿最后，要学点历史，从古人那里吸取有益的学问和经验。(51)

注释：

①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422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1-832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0-172页。

④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0-401、411-420页。

⑤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437页。

⑥参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4-368页。

⑦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634页。

⑧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422页。

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422页。

⑩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442页。

⑪《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⑫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96页。

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448页。

⑭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442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⑯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170页。

⑰《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9页。

⑱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9页。

⑲《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⑳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297-298页。

㉑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297页。

㉒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170页。

㉓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571页。

㉔《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326页。

㉕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170页。

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㉗《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㉘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358页。

㉙《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2页。

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㉛《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㉝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170页。

㉞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297页。

㉟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298页。

㊱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170页。

㊲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422-423页。

㊳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576页。

㊴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273页。

㊵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800页。

㊶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421-422页。

㊷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422页。

㊸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422页。

㊹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416页。

㊺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421页。

㊻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416-417页。

㊼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85-86页。

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㊾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803页。

㊿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576页。

(51)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第453页。

(作者简介：张作云，男(1945-)，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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