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 王童如：毛主席为什么能比我们早看了50年？

毛泽东战略思想研究

江 涌 王童如

目 录

一、战略思想形成：扎根人民，博学明辨笃行

二、站位“高”：民心为天，通变古今，取势拥能

三、着眼“大”：顾全大局，凝聚众力，算政治账

四、布局“远”：独立自主，深谋远虑，下先手棋

五、立足“坏”：底线思维，朝坏处想，向好处求

六、手法“新”：善于创新，灵活机动，出奇制胜

七、战略实施保障：实事求是，认真抓紧落实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毛泽东始终是从“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视角看待战略问题的。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战略思想就是融汇革命理论、历史知识与实际运动于一体的科学与艺术，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而卓越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对于我们强化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把握战略机遇、作出战略谋划，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一、战略思想形成：扎根人民，博学明辨笃行

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形成、发展、丰富和系统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毛泽东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以及终其一生对于真理、对于“大本大源”的追求，以及为检验发展真理而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实践，始终支持和伴随着这一过程。

扎根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深扎人民沃土，种子才好生根开花，才能枝繁叶茂。毛泽东始终尊重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向人民学习，“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毛泽东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和无尽的力量。毛泽东战略思想理论的科学性，源自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并深深扎根在中国这片沃土上。毛泽东说“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东西来”，“《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毛泽东战略思想是真正做到扎根人民，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营养，获得能量，形成磅礴伟力。同时，科学的理论也需要人民群众去实践，去检验和修正。“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博学明辨。毛泽东青年时期便立下“改造中国”的宏大理想而发奋读书。孜孜不倦、好学敏求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一生，他多次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即达一万余种，近十万册。他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不知有多少。毛泽东博览群书，韶山毛泽东图书馆藏书数量达15万册，包括毛泽东所写、所读、研究毛泽东的专著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读书集成》，将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类等十一大类，足以见得毛泽东读书涉猎领域之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毛泽东酷爱读史，通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竟读了十六七遍，基本可以背诵，且每每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说话作文时，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恰到好处。毛泽东十分重视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学习，林克曾是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又是英语学习的辅导“老师”，他回忆“毛泽东在学英语时还经常纵论国际形势。他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对世界历史知识的熟悉，使他常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对未来表现出明晰的预见性。”毛泽东讲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

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毛泽东通过“挤”和“钻”的学习方法，汲取营养，获得能量，并不懈地进行哲学思考，执着地追求真理和“大本大源”。毛泽东读书最先接触的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并受其长期熏陶。毛泽东说自己“六年孔夫子，七年洋学堂”。他在接受马列主义以前，头脑中已经具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具有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战略思想。这些战略思想相对于他认识和理解马列主义来说具有“先在性”。即使在他接受马列主义后，在他的战略思想的形成、完善和系统化的过程中，他仍然在不断地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中的精华，他的很多战略思想，比如：“三件法宝”“只唱一出《香山记》”“零敲牛皮糖”“借东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都是借助中国神话故事、诸子百家、名著、戏剧、演义小说等故事或者谚语表现出来，并赋予新的意义，使马列主义战略思想得以中国化，使之具有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并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和浓厚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战略思想。

笃行淬炼。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吃一吃”。毛泽东具有渊博的知识，同时带着强烈的历史主动，离开“书斋”去躬身实践。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怀有救国之志的毛泽东，赞同过维新的改良主义，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程潜手下当过半年列兵，组织学生和社会人士开展“驱张”运动，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企划过建立“新村”，也倡导过“湖南自治”，…，经过苦苦追寻和艰难求索，最终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如何在中国应用马列主义?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在实践中寻找答案。“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离开实际调查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调查研究作为探究性实践，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毛泽东曾形象地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毛泽东认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而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要清楚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因此，获得了正确的认识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也就是回到群众中去，向人民群众做宣传解释工作，指导群众的实践活动，从而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所以，“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二、站位“高”：民心为天，通变古今，取势拥能

面对重大问题，毛泽东常常是举重若轻，时时处处显示了伟大气魄与胸襟。在毛泽东眼中历史“不过几千寒热”，世界可以是“小小寰球”，强大的帝国主义也就是“几只苍蝇”;看待敌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说建立伟大新中国这样的丰功伟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毛泽东思考战略问题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放眼世界，纵览全局，取势拥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民心为天，站到“上帝”的高度。民心为天，立天心即人民立场。高度决定视野，视野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关键在于站位高。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但是无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做报告，还是与身边工作人员交谈，他多次认真地讲过“上帝”。在党的七大的闭幕词(即著名的《愚公移山》一文)中他指出，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他反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解放后在考察、调研的谈话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民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民。他强调，惹怒“上帝”(如修建郑州机场因为处理不当惹怒人民群众打扁担)、脱离人民群众、违背人民利益的领导干部乃至政府最终要垮台。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这个论断的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体现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意蕴。我们讲“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讲“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讲“党的绝对领导”，这种绝对性来自人民性，来自“人民即是上帝”中心思想。“上帝”的绝对性——人民至高无上——决定党的领导的绝对性;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失去了人民性，也就失去了党的领导的绝对性。

通变古今，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史为鉴是获取国家治理经验的最好也是最经济的方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人说，中国获得了包括地缘政治在内的诸多巨大收益。但是，损益及其多寡至今众说纷纭，如果有，我们认为，中国获得的最大的好处是，得到了一面宝贵的镜子，可以不时拿来观照中国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毛泽东熟读历史，精通中国历史，每每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大历史来看待问题。例如，孔夫子与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人物，“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但是，几千年来，孔夫子被儒生们捧到了天上，获得“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崇高;秦始皇则被知识分子的吐沫所淹没，付之“一代暴君”之诋毁。然而，站在大历史的高位，毛泽东指出“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为中华民族的持久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是从大历史的视角，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战略家”，是“一代伟人”。

只有站在历史高度用心做事，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从1953年1月13日开始，毛泽东以极大的热忱，亲自选拔带领精兵强将，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制定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把人民共和国的本质属性(“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的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有过渡时期的特点。支票开得好看，但不能兑现，人民要求兑现，怎么办?还是老实点吧!”五四宪法是1975、1978和1982四个宪法的基础，被称为“法治中国的基因编码”。五四宪法有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即“人民当家作主”)的庄严承诺(毛泽东形象比喻为“支票开得好看”)，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忠实地履行。毛泽东毕生致力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都在兢兢业业地“兑现”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开出的“支票”，警戒着一切违背人民利益、架空“人民当家做主”的偏向，而且容不得丝毫偏差，被亿万中国人民视为自己利益的守护神。“人民当家作主”是一项前无古人、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工程。今天，这一伟大工程迎来了“支票兑现”的重要节点，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全过程民主”被郑重地写入党章与法律。

取借用势，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很大程度归功于毛泽东对于“天下大势”的准确把握，能够登高望远，居高取势，高屋建瓴，借势用势，民主革命势如破竹，社会建设蒸蒸日上。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和中国革命的艰巨，逐渐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由此开创了革命新局面。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党员人数由几百人增加到几万人。大革命失败，武装起义受挫，党内军内弥漫一股低沉消极情绪，毛泽东则看到中国革命的大势，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鼓舞队伍士气，坚定斗争信念，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根据地建设欣欣向荣，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超出国内阶级矛盾，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顺应大势，紧紧抓住“北上抗日”之民族大业的战略方针，既能打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又挫败了张国焘“南下吃大米”以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企图。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使得抗战胜利有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由大到强，党员发展到一百多万，领导的军队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还有两百多万民兵，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坚实保障。

毛泽东深谙取势拥势之道，更善于借势用势之法。新中国成立在即，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力排对苏美外交“等距离”的政策建议，主张对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他还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20世纪70年代，苏美两强争霸，作为中美苏大三角的相对较弱的一边，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合，极大地增强了与美苏霸权主义抗衡的力量。“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更重要的是，“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与相关外交实践，客观上凸显出中国作为世界的“重要一极”，加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水到渠成地迈入对外开放的发展新阶段。

三、着眼“大”：顾全大局，凝聚众力，算政治账

认识事物，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必须统揽全局、顾全大局。全局大局不只是当前的全部情况、主要情况，更在事物发展的前因后果、历史过程的全局。“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战略思想注重关注大趋势，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从历史视角思考，明晰事物发展新方向，顺应事物变化新形势，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并基于内外环境条件变化而不断调整。

揽全局，从大处着眼。“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毛泽东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毛泽东在指导工作时，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研判，总能敏锐地察觉出那些对全局发展变化有重要影响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是谓“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毛泽东认为，分析形势首先要看现在局势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它和以往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前途如何，以便对方针相应地作怎样的调整。毛泽东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期，毛泽东看到，“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提出“争取国内和平”和“争取民主”的主张，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是年底毛泽东看到了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的大趋势：“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又敏锐地认识看到：“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20世纪70年代初，面对美苏争霸的矛盾，毛泽东看到美国需要中国、对中国的外交策略有所变化，中美两国都愿意改变这种状况的大趋势，经过反复权衡，决定让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开始了著名的“乒乓外交”。毛泽东此举大处着眼、用意深刻，“小球推动大球”，反映了他一贯的举重若轻的战略思想。在与尼克松会谈时，毛泽东要求中美双方都不要采取一种近视的政策，要从大处着眼处理中美关系;他强调中国治国之道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耍手腕占人小便宜是近视的政策，双方不应该做有损于相互信任的任何事情。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白修德认为，毛泽东气魄宏大，“藐视一切”，他“一切都从远大处着眼”，决不受纸上的无谓纠缠。

顾大局，看见大东西。东西看不到会犯大错误。“小东西看不见，也会犯错误，但那只是一点一件的错误，牵涉面不大，这种错误十个、八个也不是很关紧要的。凡是大的错误，就是对大量的普遍的东西看不到。”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要抓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大东西”是根本性问题。路线错误之核心且致命的在政治。毛泽东说过，“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政治思想是灵魂和统帅。1965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江西省宁冈县茨坪宾馆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人座谈时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占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井冈山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当时，对于国际国内斗争的主要矛盾，部分干部陷入事务主义、技术主义，忽视政治方向与阶级立场，毛泽东感觉到“看不见”的危机，担心可能重蹈历史上“路线错误”的覆辙。社会主义是基础更是方向，如果迷失了社会主义方向，即便经济发展再好，也失去了应有意义。所以，在革命起源地重提“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质是呼吁回归革命初心，警惕背离根本目标的危险。

聚众力，争取大多数。毛泽东同志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争取多数，依靠多数，汇集人民大众的力量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一个基本战略思想。这里所要争取的多数，在策略上，是一定范围内的相对多数;在战略上，则是社会总人口中的多数，而且往往是绝对多数。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宗明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强调找到“真正的敌人”，在同最主要的敌人的斗争中，要最大限度地团结本阶级的群众，争取最广大的同盟军，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弱小的革命力量代表社会发展方向，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终究要把大多数人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使自己由弱小变为强大，最后战胜由强大变为弱小的反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弱小的革命力量胜利的秘密，就在于它能够争取多数，不断壮大自己。

1950年，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建立了，但是毛泽东告诫全党：“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他指出，帝国主义，台湾、西藏，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教育机构和宗教机构反对我们。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失业工人、小生产者和部分农民对我们不满。四面出击，树敌过多，不利于争取同盟者，也不利于集中兵力打击主要敌人。“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做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要根本改变社会制度，改造人的思想;而且要通过“给出路”，教育被打倒的敌对分子不再与人民为敌，同时，也以此影响那些尚未被打倒的敌对分子，以便在其它条件成熟的时候，争取他们站到人民这一边来。这样做还是为了争取多数。

算大账，政治账。战略，就是从政治视角看问题。受到苏共新观念的影响，1962年上半年，中国国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对此，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表示反对，“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陈毅的发言被登载在《情况简报》上，毛泽东批阅“可看，很好。”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时说：“你提出来要搞人民解放军，要打。我们是不卖武器的，拿武器做生意是不行的，只能赠送。只要你同意，援助武器是不需要还账的。”至今，竟然还有人批评毛主席陈老总的理想主义，其实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战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帮助亚非拉国家就是帮助我们自己，让美帝国主义十个指头按跳蚤，一个也按不住。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访非洲就去了坦桑尼亚，凭吊了坦赞铁路中国专家公墓，坦赞铁路表达的是一种不同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体现共产党人理念的世界观和国际观。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在“一带一路”中要算大账，要有正确的义利观，这些都可以从坦赞铁路所体现的精神中得到解释。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指出：全党都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来认识新疆工作的重要性，多算大账，少算小账，特别要多算政治账、战略账，少算经济账、眼前账，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共同努力，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四、布局“远”：独立自主，深谋远虑，下先手棋

常理是，树，根深而叶茂;楼，地基越深才能盖得越高。搞战略，唯有扎得深才能站得高。站得高才能看得全、看得远，即登高望远。“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毛泽东眼大如天，察微知著，在关系国家民族前途问题上，他总是具有跨越时代的远见，超凡预见，王震老将军晚年不断感慨：“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

独立自主。从大历史来看，唯有独立自主，国家、民族、人民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在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中，并不是每个民族国家独立了就能自主，想自主就能自主，说自主就能做到自主;能够实现独立自主，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强大的能力以及一贯的作风。实际上，在这个“不在餐桌旁，就在餐桌上”的丛林世界，很少有国家真正能够做到独立自主，中国就是很少的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与伟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成长得到了共产国际很大帮助，同时也受到诸多羁绊，造成重大损失。最严重的损失就是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导致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但是一波三折。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努力排除“远方”(共产国际或苏共)指派的“钦差大臣”(王明)的干扰(“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进行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尽管后来还有不断来自“远方”的指令，包括解放战争时期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划江而治”，但是中国共产党都是根据中国的实际而作出独立的决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的党际交流政策自然地拓展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经济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独立自主也难以保障。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时期就找到了生存发展之道，即自力更生。打土豪筹款子，最主要的是建立革命政权征取税收;西安事变及全面抗战爆发后接受改编，拥蒋抗日，得到国民政府拨款。“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〇年反共高潮时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不是四百万元，甚至于不是四千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新中国驱逐出一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美西方因此仇恨敌视新中国，对新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实施贸易禁运，结果呢?“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当然，当时还有社会主义苏联支持帮助我们，但是苏共并不是一贯地以“兄弟党”而是越来越以“老子党”自居，后来苏联也公然搞起大国沙文主义，努力让中国变成他的附庸，损害了中国主权与尊严，独立自主的中国决定了中苏关系不得不走向破裂。中苏交恶，短期内的确有很多不利，甚至损失重大，但是从长远来看，从国家战略来看，付出的代价是十分值得的。主权是一国安全最坚硬的外壳，独立自主是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发展的基本前提。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奉行一贯而坚定的原则是“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为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敢于与一切强敌、来犯之敌做坚决斗争，直到取得完全胜利。独立自主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内化于中国共产党的基因、血液，是弥足珍贵的遗产。

深谋远虑。凡是领导必须预见，没有预见不叫领导。“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新中国排除多种干扰研制出“两弹一星”，为国家安全树立起核盾牌、为独立自主奠定了基础。毛泽东一方面认定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因为“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另一方面又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就是战略与战术的辩证法。重大决策一旦作出，便矢志不渝，上下同心。尽管苏联背信弃义，国家遭遇严重灾害，但是上下协同，勒紧裤腰带，抽调全国26个部委、900多家单位攻关。1964年原子弹试爆成功，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拥有核威慑力使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与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下，避免霸权主义入侵、卷入冷战中的局部战争。而且，持续发展的核能技术，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的指导思想，为今日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强大的工业制造)对便宜、稳定、清洁的能源需求，创造了有利条件。

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教训沉痛。社会精英反思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汉字，汉字有“三多五难”(即字数多、笔画多、读音多;难认、难读、难记、难写、难用)，由此结论在技不如人、政不如人之外还有文不如人，形成“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流行说法。废除繁体方块汉字改用字母文字的声浪，时不时在社会掀起。1949年10月10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此后，毛泽东对文字改革作出多次指示，如“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1964年分批实施的《简化字总表》确立了最终版，简化汉字2238个，简化偏旁14个。中国文字改革具有极其重要意义：汉字存而不废，保留了贯通古今的桥梁，确保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包括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独特的书法艺术;简化汉字有利于教育普及，较快地提高大众素质。毛泽东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引用列宁的话：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简化汉字作为全球华语通用标准，成为重要的文化纽带，助力“汉语热”(2023年全球1.5亿人学中文)。简化汉字更适应计算机编码，支撑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在TikTok等平台传播效率优势明显(短视频汉字识别速度比繁体快0.3秒)，促进中国文化输出。在人工智能百舸争流、快速发展的今天，实证表明汉字比字母文字(如英文)更有利于在算法上保持先进性。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思考“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保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问题。1956年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很快引发了“波匈事件”，国际上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气候。毛泽东指出“说到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著名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担心也是预言，最终也随着苏共对于列宁主义的抛弃和苏联解体而不幸成真。1992年，王震老将军在广州同邓力群交谈，谈到“东欧剧变”时，王震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以前毛主席就对我说过这事，当时我没在意，以为在吓我，看来现在是真的。”之后王震每次与别人交谈常这么说。周恩来曾经对薄一波说：“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下先手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的深谋远虑，本质是在历史长河中校准文明航向。从戈壁滩上的核爆闪光到联合国中文日的全球庆典，从宪法宣誓的庄严仪式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甚或“三线”建设等，这些“先手棋”持续释放战略红利。毛泽东指出，“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

下棋比赛，只要比对手棋高一着，就有更大胜算。战略竞争(国家间博弈)也是如此，平时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与能力，保持昂扬斗志;战时机动灵活，把握战机，扬长避短，克敌制胜。抗美援朝时，基本上仍然是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在装备上相差甚大，但是志愿军兵勇将智，巧妙地采取近战(敌人的炮火优势被化解)与夜战(敌人的空中优势被化解)，转被动为主动，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自豪地说：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毛泽东指挥的军队历来都是以劣势装备之我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其用兵如神的秘诀在于兵法运用的灵活娴熟。“你打你的机械化，我打我的巧妙化”，“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

下先手棋，抢占先机，占据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说AB两人远足，路过有熊出没的森林，A赶忙蹲下系好鞋带，B很不屑地说，你能跑过熊?A笑答：不用，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了。战场、赛场、商场竞争斗争，往往不一定非得要拥有碾压对手的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优势、比较优势，就能在竞争斗争中取胜。其意义主要在于，一定时空中，资源能力总是有限的，决策者必须谋划以最小的代价取胜。毛泽东在工作中总是提前思考与谋划，不只是忙碌应付眼前具体问题，更有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变故，提前谋划，早作准备。当抗日战争正处在紧张的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就开始思考未来的新国家和新社会的模样，为此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问题。

解放战争中挺进东北就是毛泽东的战略先手棋。在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抗日战争还未结束，毛泽东提出准备经略东北等新战略设想。1945年5月31日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泽东指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正是基于战略预见远见，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和实施了抢占和经略东北的战略：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进入东北。当时抽调到东北的战斗部队有11万，干部有2万;七大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20人进入东北，其中有4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约占政治局委员总数的1/3。经过3年的苦心经营，中国共产党终于在东北站稳脚跟且发展壮大，1948年9月，毛泽东选择在东北与国民党军进行大决战，辽沈战役首战大捷，奠定了全局胜利的基础。

五、立足“坏”：底线思维，朝坏处想，向好处求

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战略问题是事关政党、国家的重大的乃至根本性问题。要破解战略难题、赢得历史主动，必须做好战略谋划。毛泽东在战略谋划中一贯注重底线思维。主张从困难与顺利两种可能性进行判断和准备，而且往往是立足最坏的情况，制定应变对策，求得最好的结果，以时刻保持战略主动。

坚持底线思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唯物辩证法启迪人们，遇大事，往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这样便有迂回空间，有周旋余地。毛泽东有句名言：“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做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在实践上，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和准备，首先就是要想到和准备各种突发事变，要想到和准备各种一般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必须尽可能多地想到自己的困难，要“力戒侥幸成功的心理”。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我们方针是力争把目前局面拖下去，同时准备对付最坏局面。”“目前局面”就是维持统一战线，逼蒋抗日;“最坏局面”就是国民党降日，与日军共同“剿共”。“对付最坏局面”就是要在最坏一点上来布置工作，积极准备，化被动为主动。在194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今后可能出现的十七种困难，例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内战爆发，党内意见分歧，党员散掉三分之一，天灾，赤地千里，等等。提醒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充分准备对付非常不利的情况，方针就是全党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多年以后，他还记忆犹新，“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从最坏处着手，是为了得到好的结果。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世界上的事，大体上都是这样。”他还说：“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并从这点出发去克服困难，争取光明与胜利的局面。”底线思维不是臆想困难，而是根据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做出的准确判断。既承认顺利，也承认困难，既准备最坏可能性，也准备最好可能性。“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从二者互动的全面性机制来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只有准备了最坏的可能性，才能为最好的结果创造必要的条件与保障。正是基于底线思维，即便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59-1961)中国仍然建成大庆油田，甩掉了“贫油国”帽子。“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主张留有余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其中，“消灭敌人”是革命的主要任务，“保存自己”是“消灭敌人”前提和条件，更是“消灭敌人”的目的。但是，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形下，在不能有十足把握“消灭敌人”的时候，就要思考如何更好“保存自己”。因此，毛泽东战略思想寻求的不是“拼命三郎”，“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走“之”路，“有鸡就有蛋”，“要拿延安换取整个中国”。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预见到了抗战的长期性，指出敌强我弱的现状，坚决反对那种“拼命主义”的战略决战。他说，“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不决战“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战略决战是“敌人的毒计，实在是下策”。

留有余地，就是要游刃有余，有充足的准备和极端条件下的预案。1947年，面对胡宗南对延安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决意留下并转战陕北，吸引胡宗南的兵力与蒋介石的注意力。但是，为防止出现更大的政治风险，中共中央一分为二，另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后去河北西北坡)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一分为二，打烂一坨，还有一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天有不测风云”，为了党和国家的安全，要建“防风林”。“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今天，国家安全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国际安全学已成为一级学科，研究显示，毛泽东率先使用“国家安全”概念，并用国家安全思想思考治国理政问题。

告诫居安思危。毛泽东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带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同时，毛泽东又能时刻深怀忧患意识，时常如履薄冰，他在一封通信中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他总是辩证地看问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直面困难，敢于迎接挑战，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同时，在战术上重视敌人，随时做好战胜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辩证地审视“真老虎”与“假老虎”，“铁老虎”与“纸老虎”，强调从“真老虎”“铁老虎”的角度重视敌人，并以此为出发点谨慎应对复杂的可能性及最困难局面。

居安思危在毛泽东看来，不只是顺境的“安”，他将顺境与逆境，都通盘考虑，考虑怎么对待现实的处境，也就是居“现实”而思“危险”。革命战争年代，他说：“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当然，居“安”主要还是在顺境时，尤其是革命事业顺利时候，形势大发展，事业大进步，往往就容易得意忘形、居安忘危。毛泽东则告诫大家，“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诸多优势之上更有了政权优势，但是仍然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传统。毛泽东多次谈到，要“准备对付突发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等。从准备的时间上说，“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所以，我们一定要搞三道防线，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

六、手法“新”：善于创新，灵活机动，出奇制胜

毛泽东说：“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虎气”和“猴气”的结合是毛泽东的鲜明性格特征，赋予他既很好守成又善于创新，实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毛泽东童年时代天资聪颖、诚实可爱而又顽皮淘气，少年时代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又不大“听话”，学生时代德智体全面发展而又不大“安分”，一度成为一个勇于探索、如饥似渴地追求进步思想、兼收并蓄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终其一生，毛泽东善于反思，敢于破除迷信，不轻信约定俗成的认识，不轻易被传统束缚，孜孜不倦寻找真理，找寻本源，思考本质，谋求进步，立一志向，终生不改。

善于创新。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人民军队与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白手起家时时难，独立自主处处新”。一切的一切，往往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贯穿其中的就是创新。砸烂旧世界，开辟新天地。创新是革命、发展的最强劲动力。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立足时局与国情，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出发，实行了“和平赎买”的策略，在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以中国式的独创，首次证明了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可能，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回顾伟大战略家的一生，类似“和平赎买”这一破旧立新，不胜枚举。

毛泽东敢于怀疑，敢于质疑所谓的“权威”。他说“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和政治不民主的结果。毛泽东崇尚创新，不循规蹈矩，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金科玉律”，他也讲要敢于创新。1953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创新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创造出来的，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那很危险。同年5月，他又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人。他提出要敢于破除迷信，质疑“权威”，相信创新，相信年轻人的创造。“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即抓住向老古董作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学问是抓来的，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他认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具体实际创新战略战术，强调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主要是告诫大家，要敢于根据现实情况创造性地完成任务，而不是教条主义。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了教条：“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毛泽东战略思想是系统的，体现在破旧立新上也是系列的。在制度创新方面，三湾改编不仅将“支部建在连上”，还有“官兵平等”的士兵委员会，后者的作用与影响丝毫不亚于前者。在理论创新方面，不仅有把中国传统军事理论(如《老子》《孙子》)、西方军事理论(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融合的系列军事思想，更有以《矛盾论》、《实践论》等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技术创新方面，将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的游击战术，上升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在土地革命时期，坚决反对照搬照抄苏联红军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将别人瞧不上的游击战视为重要战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作战十六字诀。在全面抗战时期，针对游击战与运动战不同特点与优劣，毛泽东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这一方针开始不被理解，只是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平型关大捷之后，才被视为真理而为前线指挥员普遍接受。

灵活机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1947年12月，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十大原则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法则，是我军指挥艺术的集中体现。

战略层面要有战略定力，战略定力的“定”是相对于“动”来讲的，如果没有“动”，那么“定”可能就是无原则的妥协和退让，而“动”就是要在“定”中等待时机，寻找时机，趁机而动。近代以来，中国客观上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为西方列强觊觎乃至瓜分的对象，时局分析不能不考虑国际局势。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聚会苏联克里米亚，达成了美苏主导战后世界秩序的雅尔塔密约。按照该密约，在东西方接触地带，基于所谓“均衡原则”而划出美苏安全与利益界线，东西德、南北朝鲜甚或中国等国家分裂是势力范围划分的要求。1949年1月底，毛泽东在西柏坡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会谈时，对斯大林的国共划江而治“建议”不以为然。随后，趁“柏林危机”这一机会窗口，毛泽东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4月23日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解放统一全中国，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机会窗口往往如白驹过隙。战略家善于抓住时机，促进飞跃。从战略的具体运筹来说，毛泽东战略思维的这种特质，尤其表现在他善于发现并捕捉机遇、适时推进战略转变上。1962年10月16日，美国总统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议，商讨对待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策略，美苏对峙迅速升级为危机。10月20日，中国对在边境不断滋事挑衅的印度展开自卫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赫鲁晓夫答应在30天内从古巴撤走全部伊尔—28型轰炸机，“古巴导弹危机”结束。11月21日，中国宣布解放军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后撤，被美国媒体比喻为“小刀切黄油”的自卫反击战顺利结束。毛泽东巧妙利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见缝插针，狠狠地教训了一下得到美苏两国同时“惠顾”的印度人，在时间节点和分寸把握上极为精到，有理有利有节，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政治能力和指挥艺术，打了一场“政治军事仗”，让印度人刻骨铭心，实现在西南边境“至少要争取到二十年到三十年的和平”，实际超过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出奇制胜。孙子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出奇制胜，出奇就是出奇招，不能循规蹈矩，让对手意想不到。毛泽东青年时代就有胆有识，善出奇招。“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说：“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遵义会议后，3万红军如何摆脱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采取攻其必救，边走边打，走打结合的策略：以“走”调动敌人，为“打”创造战机;以“打”挫败敌人，为“走”创造条件;在“走”“打”的同时，又辅之以“变”和“诈”，即敌变我变，兵不厌诈。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和作战地区，逐渐化被动为主动，在敌人之间飘忽往来，主动创造和寻找战机，有效歼灭敌人，从而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而又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四渡赤水出奇兵”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真实写照。

出奇制胜的先决条件就是掌握主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毛泽东创造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主动权法则。1947年8月，在国民党重点进攻，给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带来巨大压力的情形下，毛泽东指示刘邓大军12万人从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放弃解放区，“无后方”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从南京到武汉一线的心胸，打乱国民党的所谓“哑铃战术”。国民党不得不撤回90个旅充实中原，为东北决战创造窗口期，也为后来将国民党军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的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

炮击金门，意在击美。1956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战争边缘政策”讹诈和恫吓世界，并企图利用《美蒋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划峡而治”以制造“两个中国”。毛泽东运筹帷幄，决定文仗武仗一起打，命令解放军于1958年8月23日第二次炮击金门。金融炮战可谓世界战争史上一朵奇葩。“我们学了杜勒斯的‘战争的边缘’，杜勒斯当了我们的先生。…美国的军舰距离在我们炮弹射程之内的海岛只有三海里。他们在战争的边缘，我们也在战争的边缘。我们以‘战争的边缘’来对付‘战争的边缘’，结果他们不敢前进，只到战争的边缘为止。”叶飞将军在1984年答记者提问时说：“事后我才明白，毛主席这个动作很高明。主席的意图是要摸美国人的底。美国人表面上气势汹汹，究竟敢不敢和我们打?原来美国是只纸老虎，一打起来就跑了。金门炮战，是我们与美国互相摸底的一出戏，一出很紧张很有意思的戏。”这出戏，摸了美国的底，捍卫了一个中国的主权，确立了中国领海线为12海里(海权在握的西方列强此前规定只有3海里)，为中国也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极大权益，渤海从此成为中国内海。

七、战略实施保障：实事求是，认真抓紧落实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战略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在确定后，最后需要部署落实，否则再好战略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只能是空中楼阁，而且战略的好坏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并在部署实施中不断完善。在毛泽东战略思想中，认“真”抓“紧”落“实”则是最后的重要一环，是决定“真把式”还是“假把式”的一环。

首先要认真。毛泽东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此话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哲学和实践智慧，不仅是一种工作态度的倡导，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方法论核心。共产党最讲认真——实事求是地认真理，严谨细致究真相，责任担当敢较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真理性认真，实事求是认真理。真理来不得半点虚假，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人。”尽信书不如无书。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放弃照搬苏联“城市暴动”模式，在井冈山创建首个农村根据地，实现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化的创造性突破，达成“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中国式革命道路之创新性发展。

现实性认真，严谨细致究真相。“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真理不仅能指导实践，更要求在实践中检验与完善。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国民党右派污蔑农民运动为“痞子运动”，诋毁“乱得很”“糟得很”，为反革命制造舆论。1927年毛泽东历时32天考察湖南五县农村，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精准划分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阶级，肯定农民运动“好得很”，指出“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中央苏区建设时期，通过《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等32篇调查报告，将“认真”具象化为对现实矛盾的精确把握。如《寻乌调查》(1930年)统计全县各类商品131种、店铺657家，精确到“县城豆腐每日销量2000块”，据此制定苏区商业政策，有理有据，有力有利。

价值性认真，责任担当敢较真。毛泽东认为，人民之中蕴藏无穷的力量。要拥有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就必须是人民的军队，紧紧依靠人民。基于这种判断，早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制定了“不拿群众一根红薯”等三项严明军纪，而且还颁发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并严格执行(1928年枪毙了司务长)。刘青山和张子善是“三反运动”中的典型案例，也被称为新中国第一贪污案。案发当初有人找到毛泽东为他们求情，毛泽东只回了一句话：“是要他俩，还是要新中国?”事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了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他还坚决地表示：“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必须得抓紧。对于关键的或中心的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指出：“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只有同心协力，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是谓抓紧。听取汇报、指导检查、开会讨论等都是“抓紧”的重要方式。

作为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步骤，建立党内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毛泽东对建立报告制度抓得很紧。当时东北局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或报告内容比较简单，毛泽东致电东北局予以严肃批评，“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你们如果不同意上述批评，可以提出你们的反驳。”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毛泽东将其主题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干部经受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搞起贪污腐败。为澄清风气，1951年底中央开始“三反”工作，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1952年1月1日，他致信谭政，要求在“三反”中注意两点：“一、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二、亲手抓紧直属部门，三天一会，五天一报，照西南的办法，做出成绩，取得经验，通报各处。”随时检查，随时纠正，是克服拖延的重要方式，也是“抓紧”的绝佳途径。薄一波回忆称，毛泽东自己“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薄一波直接参与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这一新中国第一大案，他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关键在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不注重抓落实，不认真抓好落实，再好的规划和部署都会流于形式，再严肃的纪律也是“银样镴枪头”。在思考战略问题、落实战略决策过程中突出重点、抓主要矛盾，是毛泽东工作策略的主要特点之一。毛泽东曾指出：我做工作就是单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钻进去了。有本书叫《香山记》，头两句叫作“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我就采用这两句作为方法。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毛泽东青年时期，深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硕大匾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注重社会调查，倡导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利用假期，通过“游学”，进行社会调研，了解社会状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或认识路线。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941年6月3日，陕北一位县长在开会时被雷电击死。这件事情传出去后，一位农民发牢骚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呢?保卫部门听说后，欲把这件事当成反革命事件来追查，但被毛泽东制止了。此事引起他的深刻反思，他想知道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后来调查发现，延安“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公粮征多了，1941年征20万担，人民负担太重而不满。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减征公粮，1942年的公粮由原定的19万担降为16万担。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的负担，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在这之后，毛泽东曾多次提起此事，教育党员干部要时时想着百姓，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

毛泽东认为，如果抓落实时候，中心工作和一般具体事务性工作“胡子眉毛一把抓”，那就不能很好地做到主要任务的落实。由于部门在各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中心任务，那就需要我们的各级干部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善于及时识别中心任务、抓住中心任务，排除琐碎的日常性干扰，认真落实之。1963年罗荣桓病逝时毛泽东沉痛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毛泽东对罗荣桓的评价很高，曾多次称罗荣桓为“老实人”，并总是说：“我喜欢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毛泽东认为，我们将长期处于艰巨复杂的局面中，甚至面临极度困难的状况，这就决定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

结语

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留给中国共产党人、中华民族以及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宝贵遗产。“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真理追求、现实洞察、价值立场与实践方法等多维统一体，具有站位“高”、着眼“大”、布局“远”、立足“坏”、手法“新”等突出特点，时时处处闪烁着真理光芒，字字句句有着鲜明实践导向。有鉴于此，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就要像毛泽东那样，既要斗志凌云、站到昆仑之巅、冷眼向洋看世界，又要扑下身子、挽着老农的手、蹲在田埂上丈量土地，更需把人民利益始终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牢牢加以守护。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不仅要把握其鲜明特征及其时代回响，更要学习战略思想形成的精髓，扎根人民，博学明辨笃行;掌握战略思想实施保障，实事求是，认“真”抓“紧”落“实”。

注释略

(作者简介：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王童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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