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一二九运动前后的斯诺夫妇

导读

盔甲厂13号是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1935年10月至1937年11月居住的旧址。名震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正是在此处完成，而这里也是“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当年遭通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领袖的避难所。本文钩沉尘封史料、搜集当事人回忆，追述斯诺夫妇在历史关节点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们为搭建中美友谊之桥付出的毕生心血。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一二·九”运动90周年，也是埃德加·斯诺诞辰120周年，这样的回望具有特殊意义。

特稿·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我们站在爱国的中国青年一边(节选)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前后的斯诺夫妇

秋石

盔甲厂13号，让中国人民记住了……

古都北京，东便门城墙根下，有一条名叫盔甲厂的胡同，相传明代就存在，迄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今天，这条逼仄的背街小巷，显得毫不起眼。但在中华民族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岁月，这里曾住着一对怀揣梦想来到中国的美国青年“冒险家”。随着一个接一个蓝眼睛高鼻梁、追踪时代新闻的欧美记者，以及一拨又一拨有着强烈爱国心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辅仁大学等校青年学子的到来，这条胡同热闹了起来，并由此导演了一场又一场、一幕又一幕有声有色的“活报剧”。这对美国青年，为着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目标，同中国爱国青年手挽手、肩并肩，一同走向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平街头，走向高扬爱国御侮民族大旗的中华大地，也走向遥远的海外诸国，让世界人民了解到饱受列强欺凌压榨的古老中国正在孕育着的或激烈发生着的一切，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知道了“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宋庆龄，知道了“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鲁迅与在他一手扶掖下顽强生长的左翼青年作家，还有他们笔下参与了改变中国未来命运的划时代作品……

这对美国青年的名字，是埃德加·斯诺和海伦·福斯特·斯诺。位于北京站东街南侧、现为北京中安宾馆的盔甲厂6号，即昔日的盔甲厂13号，是斯诺夫妇1935年10月至1937年11月居住的旧址。忆当年，正是在这里，埃德加·斯诺完成了日后名震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这里也是“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策源地之一、遭当局通缉的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学生领袖的避难所。

尽管这对当年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后来回到美国，由于种种原因劳燕分飞、不再见面，但他们依然忠诚于同一个信仰、同一项事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走向辉煌的伟大革命事业所取得的节节胜利，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鼓与呼!浩瀚的太平洋阻隔不断他们辛勤耕耘为之付出的一切：不懈地在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播撒友谊的种子、架起友谊的天桥。

2015年，埃德加·斯诺诞辰110周年，两座真人大小的斯诺夫妇雕像揭幕仪式，在盔甲厂13号有着浓郁欧式风情的露天中庭举行。2017年11月，这里又隆重举行了纪念海伦·斯诺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2019年4月9日，来自斯诺故乡的一支美中友谊小分队入住中安宾馆，同从事国际友人研究的中国学者们，老革命、延安老战士、黄华同志的夫人何理良，斯诺学生兼战友萧乾先生的遗孀文洁若等亲切会谈。作为从事国际友人研究的笔者，有幸应邀参与了交流。

在盔甲厂13号居住的最后日子里，斯诺夫妇还做了一件暖人心肠的事情：1937年8月初，刚刚完成《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受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东北大学教授徐冰之托，护送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离开平津。当时，邓颖超因严重肺结核，化名“李知凡太太”，辗转从延安秘密进入北平，隐居在京郊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病愈后，正值全面抗战爆发，斯诺夫妇临危不乱，将邓颖超接到盔甲厂13号家中住下。斯诺利用美国记者的身份，硬是从日本宪兵特务的眼皮子底下，奇迹般地掩护乔装打扮的“李知凡太太”离开危机四伏的北平城，一同乘坐火车前往天津，然后委托事先等候在那里的合众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护送她搭乘轮船去烟台。在天津港分手时，邓颖超深情地说道：“斯诺先生，谢谢你的大力帮助。”至此，斯诺认为：“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是应当有点反抗的声音的”

在我国，斯诺夫妇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曾并称为“三S”。1984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斯诺夫妇的学生和战友黄华的亲切关怀和参与下，专门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后来为了弘扬更多国际友人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中国人民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由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提供的史料显示，“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时期，很多学生运动领袖谋划的请愿书、宣言、声明、传单等文件，就是在斯诺夫妇居住的盔甲厂13号讨论、起草、翻译、油印和保存的。

“‘一二·九’运动前夕，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斯诺家。黄华(王汝梅)、陈翰伯、姚依林(姚克广)、黄敬(俞启威)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外交战线老战士何理良前辈，不止一次地向包括笔者在内的到访者介绍。她年仅十四岁便跟随父亲何思敬先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随同丈夫，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多次前往瑞士、美国探望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

一张微微卷边、泛黄的老照片，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九十年前一个历史瞬间：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站在盔甲厂13号杏花初开的院子里，抿着嘴笑得正甜。她便是“一二·九”运动中冲在最前列、手提扩音喇叭演讲的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领导成员陆璀。照片拍摄于1936年初春寒料峭的季节，中共地下党决定，让已经上了抓捕黑名单的陆璀，转移到斯诺夫妇家中。2012年，为了印证此事，中安宾馆负责人曾专程拜访年已九十八岁高龄的陆璀前辈。“刚会面时，她显得有些茫然，聊天时突然会问我们是谁。可一说起当年和斯诺夫妇的交往，以及如何发动的‘一二·九’运动，整个人顿时变得神采奕奕了起来，叙事说话，条理是那么的清晰，眼神是那么的明亮，让人怎么也忘不了。”

说起“一二·九”运动的酝酿和策划，还得从1935年入秋时分说起。新学年开始，担任燕京大学讲师的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的特派记者和美国《纽约太阳报》的撰稿人。他和妻子海伦从位于燕京大学校园南边不远处的海淀军机处8号，搬回中心城区，住进盔甲厂胡同13号。海伦·斯诺曾在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和《未油漆过的大红门》中提到，当年这一带颇为荒凉，附近还有一条僻静的林荫小路和埋葬着1900年被义和团杀死的外国人的坟地，据传时不时地闹鬼，故而租金极为便宜。整个13号院就住着两家外国客人，另一边居住的是瑞典地质学家尼斯·特伦博士夫妇，当北平严寒的冬天来临，他们都要回到瑞典。这样一来，对于斯诺夫妇来说，这里成了不受外界干扰的理想写作环境，以及召集中外友人，一起讨论中国和国际时局的聚会之处。

早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时，埃德加·斯诺就以其极其鲜明的反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侵华政策的立场著称。时间一久，他和妻子海伦的周围，便聚集起了一群爱国抗日、反对媚日投降政策的左翼热血学生。任教的同时，作为英美著名媒体的驻华特派记者，斯诺经常到包括日本人占领的东三省在内的全国各地采访，接触了大量国民党高层官员和日本人，从中获得了一些内幕消息。因此，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骨干，时不时来到斯诺家中，商议工作并听取他们夫妇的意见。来这儿的常客，有中共北平地下党市委的负责人之一、北平学生运动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俞启威(黄敬)，中共地下党员、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学生姚克广(姚依林)，中共地下党员、来自东北沦陷区的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新闻系学生张兆麟，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王汝梅(黄华)和执委会副主席龚普生、执行委员陈翰伯和龚澎等。

(1936年陆璀在斯诺家中隐蔽期间拍摄)

在斯诺夫妇家的书房里，收藏着许多为国民党当局定性为禁书的进步书籍，如苏联文豪高尔基的《母亲》和鲁迅先生广为推介的《毁灭》《铁流》等，然而进步学生更感兴趣、争相阅读的，还是反映中国工农红军的书籍，如斯诺夫妇挚友、美国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前进》。大家把这里当作一个“能够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一个波涛涌动的大海包围之中的“安全之岛”。

1935年北平的秋天，让盔甲厂13号的女主人海伦感到无比压抑，她向来到这里的爱国学生诉说：“我感到窒息，似乎空气本身也是死的，充满了一氧化碳和腐烂的蔬菜发出的沼气。”据此，海伦提笔写下了一首题为《古老的北京》的诗歌。这首诗，极为形象地描绘了媚日投降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昔日“伟大的帝都”此刻的苍凉：

北京死了，死了，

无耻的，公然的，和那些

在那失去的战场上，受挫被掠

之后的、温暖裸露的生物

一同死去了，

死了……是应当有点反抗的声音的，

而这里只有微呻的惨默，

是应当有些生气和动作的，

而这里只有不抗斗的败退，

四肢五脏都冷了，

这里应当有点生气……自然

凡是伟大的帝都，不肯不出

一丝抗斗的声音便投降了的?

这庞大崇高的城墙是不肯的，

他有坚厚的铁门，有箭楼

雉堞，二千年来，这城墙

不断的回应着那凯旋者的欢呼。

这里应当有战胜者的绝叫，和

那被征服者的叹息，

至少也应当有半夜的酸风，为

那被忘却的鬼雄哭泣。

但是没有，这些都没有。

……[1]

当爱国学生来到盔甲厂13号的时候，埃德加·斯诺就把妻子海伦怀着满腔义愤写下的这首诗，用同样沉重无比的心情，一字一句地读给他们听，一下子引起了学生们的共鸣。一位名叫杨白萍的女同学听后，含着热泪把这首诗带回了学校，并且将它翻译成中文，在同学们手中接力般地传阅，继而又张贴在墙报上，刊登在燕大、北大的校刊上，很快，在广大爱国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与共鸣。

海伦还把这首诗亲自送给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的著名作家冰心。心有灵犀的冰心当即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并交给时任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梁实秋。梁实秋迅速将其发表在由他创办并主编的《自由论坛》上，诗作者的署名，是海伦自己选定的笔名：尼姆·威尔士。

《古老的北京》原作，还发表在1935年12月上海出版的英文杂志《亚细亚》上，被选入阿兰·F.彼得的《期刊词诗选粹》，以及次年由纽约诗歌文摘协会编的《美国诗词年鉴》。由此可见这首诗的强烈震撼力及其由此带来的深刻影响，诚如当年梁实秋为此诗撰写的评论中，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诗中是以外国人的身份，而替我们中国人生这么大的气，我们自己读之焉能不羞愧?”这是一首置身于弱小民族抗击外来野蛮入侵行列中的国际主义战士的战歌，九十年过去，仍然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我们站在爱国的中国青年一边”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军队撤出天津和河北。日本特务威胁利诱宋哲元的北平地方当局脱离中央政府，策动所谓冀、鲁、晋、绥、察五省“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行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的一再退让，激起了承续“五四”爱国光荣传统的北平大中学生的极大义愤，他们发出悲愤的呼声：“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年8月1日，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内容传回陷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很快在清华、燕京、北大，以及暂栖在北平的东北大学流亡学生中秘密而又广泛地传开。11月，北平大中学校联合会(北平学联)成立。根据《八一宣言》精神，中共北平临委和北平学联在西城辟才胡同附近的一个人力厂里秘密开会，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以宣传教育广大群众，向卖国的反动当局和日本侵略者示威。

(“一二·九”运动学生游行现场)

作为英美媒体在华记者的埃德加·斯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日本即将全面侵占整个华北的阴谋，以及国民党当局推行媚日投降政策的内幕消息后，立即联络其他外国记者，以最快的速度把消息发往国外，同时他也及时向海外传递着中国人民特别是抗日呼声日益高涨的中国青年学生的消息。2017年，学者钱承军委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博士生Jingyuan Qian在美国图书馆查找到一篇《纽约太阳报》刊登的斯诺关于北平学生运动态势的报道，刊出时间恰巧是1935年12月9日，但斯诺发给报社的时间是11月12日，反映的应为“一二·九”运动爆发前一个月的情况。

中国学生再掀学潮

冷酷镇压后，青年运动重获生机

——日本方面反对

发自埃德加·斯诺

北平，11月12日，一个新的学生联合会的创建，结束了中国学生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这个学联目前已获得代表了北平与天津十一所大学、公学和高中的男女青年的支持。

该学联近期进行了第一次集体行动，在行动中学生代表们开会并起草了一份宣言，并通电全国，发出了组织起来、争取民主权利的号召。

在此同时，一份请愿送呈给了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六中全会。

提出三项要求

这一请愿提出三项有关恢复公民权利的要求。这些请求包括：其一，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其二，确保结束针对学生的非法逮捕、拘留和监禁，且非经合法程序不得对任何大中学生采取行动;第三，和平的公众集会应当被允许，不受警察或国民党特务的骚扰。后两条据称所指的是当今在公立教育机构中建立的谍报机构，这些谍报机构常常奉“蓝衣社”之命行事。“蓝衣社”是由蒋介石委员长身边的国民党要员所执掌的一个秘密的半法西斯性质组织的成员。

“我们曾想象”，该请愿接着写道，“当我们迎接这个新政府掌权时，我们实际见证了千年专制制度的结束。然而，自从现政权开始至今，没有一项承诺是兑现了的。”据可靠消息称，一共有30万青年在新的独裁政权下被杀，而“失踪”的人数也许同样之多……自由出版书籍是人民的一项权利，但1934年单是在北平，就有1000种不同的书籍被焚毁。

代表15000名学生

这份请愿的副本，及重复了上述控诉的学生宣言被送往报社和遍布中国的学生团体。鉴于这一新学联的中央委员会由每所学校所承认的学生集体选出的代表组成，这场新生运动所代表的学生总数预计将达10000至15000人之多。

在沉寂多年之后，中国的青年学子中间这些充满生机的信号蕴含着许多意义。记者从学联主席张兆麟处了解到，这些为恢复民权所做的努力仅仅是一场全国性运动的第一步，学生希望能通过发动这场全国性运动来“重振”中国的青年。

身为“美式”的燕京大学大四学生的张先生相信，如今领导运动的使命担负在他同校的学生们身上，因为“这是中国唯一的结社和出版自由未被完全剥夺的一所学校。”

1918年的学生运动

张先生断言，中国学生“在历史中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学生群体所发挥的影响力都要大”。

在1918年由北平学生组织、并在短时间内延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新青年运动”，拉开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改革的序幕。这场运动的冲击，最终让儒家传统的痕迹与旧式教学方法从学校中清除。一种称为“白话”即“通俗口语”的新语言受到尊崇，并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语言的雏形。整个政府——曹锟所领导的腐败的“安福系”，即“安宁与快乐”政权——被摧毁了。整个省份——富饶的山东省，原本准备在凡尔赛会议中割让给日本，这令中国与会代表心惊胆战——得救了。

学生声援的分量，在1926—1927年的国民革命爆发前后，再次重大地影响了历史的平衡。孙逸仙博士在革命中赋予了学生们责任重大的角色。当蒋介石委员长1927年夺取政权时，数以千计曾为革命成功奉献一己之力的学生遭到了屠杀。

然而，青年运动保存着足够的生机，以至于在1931—1932年间日本侵略满洲时学潮再次爆发。50000名学生前来南京抗议国民党对日本的消极政策，这实际导致了蒋介石领导的政府的下台。然而，蒋介石重新执掌了政府，让学生的行动无功而废。

当下的运动是否能获得像过去一样的分量是值得怀疑的。运动最终的目的，是将中国的青年在抵抗外国侵略这一基础上组织起来。如今，学生受到的压迫并非来自本国统治者，而是日本方面。[2]

(“一二·九”运动真实影像资料节选)

钱承军等人新发现的这篇报道，恰好印证了当时来往于盔甲厂13号的学生运动骨干张兆麟、黄华、黄敬、姚依林、陈翰伯、李敏等人的说法。

多年后，斯诺曾回忆起他与东北流亡学生张兆麟的一次对话。了解到当时华北形势的真相，张兆麟悲愤的泪水夺眶而出。斯诺当时用一种格外坚毅、低沉有力的声音，对面前这位失去故乡的爱国学生鼓励道：“不要流泪，我们要行动起来!”

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在中日问题上标榜所谓“中立”政策，斯诺身为美国记者，对学生们发表意见和提供建议时显得比较委婉和谨慎。而他的夫人海伦就不同了，她总是百无禁忌，心直口快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夕，张兆麟等爱国学生诉说着对祖国危亡的忧虑时，海伦不止一次地鼓励他们说：“中国有希望，你们就是希望。”“1919年就是少数学生在北京掀起了‘五四运动’，挽救了中国……全中国人民目前正在等待着，只要他们一看到青年学生依然生气勃勃，就会起来支持你们。”“我同你们中国青年是一样的人!”“埃德和我一无所有，相信我们代表真正的美国人。我们是三十年代的美国青年，我们站在爱国的中国青年一边。”

历史当事人黄华在晚年撰写的《亲历与见闻》一书中，曾记忆犹新地谈及“一二·九”运动的缘起：

1935年秋季开学以后，燕大学生会公开出版的《燕大周刊》上每期都有谈论抗日的文章，揭露“何梅协定”“广田三原则”和日本酝酿占领平、津的阴谋。文章喊出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学生会还召集了几次学生大会，每次有六七百人参加，热烈讨论当时的政治形势，批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斥责蒋介石丧权辱国、媚日投降的罪恶行径。……

北平市学联成立后不久，我们考虑应迅速采取行动，表示我们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态度。一天，我们在盔甲厂13号斯诺先生的客厅写信给当时民众十分尊敬的革命者宋庆龄，请她指点我们应该怎么办。12月初，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转来宋庆龄的答复，明确建议我们采取行动，说最重要的是行动起来!这对平、津学生于12月9日开始发起的一系列行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这时，北平盛传亲日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9日那一天成立。北平市学联开了几次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请愿和游行。7日，我到城里开会后带回这一决定……[3]

前引钱承军一文提到，他们还查询到《伦敦每日先驱报》发表的两篇电讯稿：

再看《伦敦每日先驱报》。1930年至1935年期间，斯诺在该报上刊发过数篇有关中国时局的报道文章。该报于1935年12月10日刊登了一篇关于“一二·九”游行示威的报道，题目为“China Urged to Fight 3000 Demonstrate in Peking City Gates Shut on Marchers’Are we Japan’s Colony?”(《北京三千名示威者在城门关闭情况下促进中国反抗——“我们是日本的殖民地吗?”》)，因文章未署名，故不能确定由斯诺一人所写。倒是北平学联发动“一二·一六”大游行的第二天，该报及时刊发了斯诺写的一篇题为“Swords Flash in Streets of Peking Patriot Students Storm City Gates”(《北京城门下闪耀着爱国学生的剑光》)的报道……[4]

笔者阅读了斯诺夫妇此后几十年间关于当年参与学生爱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回忆，以及黄华、黄敬、张兆麟、陈翰伯、李敏、陆璀等学生领袖、骨干的回忆文字后，认为《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相关报道，其文风、提法，与斯诺写作的一贯笔法基本一致，而且斯诺熟知爱国学生们的思想、语言，特别是他们的习惯用语，这是其他西方记者所不掌握的。上述报道中“我们是日本的殖民地吗?”，不正是爱国学生们，尤其是东北流亡学生们，经常挂在嘴边愤怒控诉的用词吗?

面对进步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行动，盔甲厂13号的女主人海伦的表现，不但要比她的夫君激进，甚至比学生们的热情还要高涨。一次，在斯诺夫妇家的小客厅里，来自燕京大学的几位进步学生和海伦聚坐在一起，又一次探讨抗日救亡运动下一步应采取何种行动时，海伦神采飞扬地建议，应该像“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那样去上街游行，向国民党当局请愿，“你们举行游行!用稻草扎个假人，在它身上写上‘华北’二字，用纸糊一口假棺材，再找两个同学，一个化装成日本人，一个化装成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抬着纸糊的棺材去埋葬或烧掉，用这个办法告诉你们的人民，华北即将灭亡!”学生们一听，纷纷苦笑——海伦建议的这个办法太“美国味”了，在中国人看来是没法理解也难于接受的。见中国学生不接受这个建议，海伦越说越激动，脸上泛起了红晕。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海伦当时对于中国进步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是多么认同、全身心地投入。正如她晚年在病床上，面对一拨又一拨前去探望的、曾肩并肩手挽手地作战过的中国老朋友，还有中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忘情地说出那句令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的话：“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斯诺夫妇)

……

精彩全文请见《当代》2025年4期

注释：

[1] 译文引自冰心《海伦·斯诺的一首长诗》，《冰心全集》第7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2] 引自钱承军《新发现的斯诺对“一二·九”运动最早的一篇报道》，2019年3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

[3]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4] 同注[2]。

作者简介

秋石，原名贺金祥，1946年生。曾做过制药厂工人、知青、媒体人，现为昆山高新区文化顾问。著有《两个倔强的灵魂》《呼兰河的女儿》《我为鲁迅茅盾辩护》等，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当代》《中国作家》《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月刊》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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