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呐喊：香港抗战电影创作

在严峻的抗战形势下，几位先期南下的电影人如侯曜、苏怡、高梨痕等率先投身国防电影的拍摄，但他们拍摄的影片摄制与公映并不顺利，甚至被片商认为更有利可图的古装神怪故事抢了档期。对此，苏怡导演牢骚满腹：“譬如，你有了好的伟大的脚本，有了好的精明的刻苦努力的工作人员和演员，但片子是要‘老板’拿出‘西纸’向‘老番’用‘开喜’(cash)的方式去买来，而老板呢，不是怕明天敌人登陆，便是怕南洋又通不过。”由于没有像样的投资，有些国防电影的战争场面，步枪大刀是木头的，钢盔是纸质的，一个近景立即穿帮，硝烟弥漫的场面更是惨不忍睹，苏怡自嘲倒像是在拍“火烧红莲寺”。

司徒慧敏

雪上加霜的是，香港殖民政府在国防电影摄制如此艰难的形势下仍然企图维持其“中立”。1938年，香港华民政务司规定，拍摄国防片时不得在文字或服装上指明敌人为谁，“否则恐有剪去与禁演之制裁”，国防电影的拍摄举步维艰。

即便香港电影的制作环境如此艰难，仍有大批香港创作者采取各种曲折的故事方式，以电影为武器，宣扬抗日爱国，在华南和南洋观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甚至在全世界面前为中国抗战赢得了支持。

早在全面抗战初期，关文清就曾携带《十九路军抗战光荣史》赴美国各地宣传，在当地华侨华人中引发巨大反响。1940年至1941年，关文清又携纪录片《台儿庄大会战》赴美公演，并亲自登台演出自编自导的宣传剧《流亡之父女》及《八古佬从军》，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苏怡导演拍摄的《大义灭亲》(1937)，讲述义勇军队长亲手处置了自己出卖情报的儿子，其后在上海因主演《木兰从军》(1939)走红的陈云裳就是在这部影片中崭露头角的。侯曜则连续拍摄了《叱咤风云》(1938)、《太平洋上的风云》(1938)、《血肉长城》(1938)等多部抗战电影。这位“诗人导演”放下满腹诗情，以摄影机记述了普通人的爱国意志。汤晓丹与罗志雄合导了《小广东》(1940)，记述一位广东游击队队长的曲折抗战经历，而他独立导演的《民族的吼声》(1941)，则表现了香港难民不同阶层的生活。

司徒慧敏导演的《血溅宝山城》(1938)，正面表现了“淞沪会战”中，上海宝山保卫战中九十八师某营将士的英勇斗争和壮烈牺牲。该片与大后方拍摄的《八百壮士》一起被称为银幕上的“两篇光荣史页”，并曾辗转在重庆上映。他导演的另一部作品《白云故乡》(1940)由夏衍编剧，辗转香港重庆两地拍摄，于广州沦陷两周年之际公映，是当年香港的票房冠军。该片故事表面上看是青年人的抗战事业加爱情、阴谋的叙事模式，实际是表现个体对国家、爱情、生命的选择、失足与弥补。蔡楚生导演的《前程万里》(1941)，描绘了三个性格经历各异的青年在困苦中挣扎生活，最终投身抗战。影片涉及香港多方面的社会状况，如义卖救济伤员、偷运军火材料，香港电影业拍摄神怪片的乱象等。国语片《正气歌》(又名《游击之歌》，1941)由司徒慧敏导演，他本身就是广东人，又聘请广东演员李清、容小意、林楚楚等扮演主要角色，一群南国青年演员，将对敌斗争的“正气”表现得十分充沛。从蔡楚生、司徒慧敏的创作中，我们发现他们的作品与香港现实联系得越来越紧密，逐渐成为真正的香港电影。

《前程万里》海报

香港影人还勇敢地深入战斗前线，拍摄了多部反映抗战的纪录片，如大观、爱群、国际等公司拍摄的《广州抗战记》(1938)、《西北红血战》(1938)、《八路军攻平型关》(1938)。香港摄影师林苍等人在1938年到延安生活了9个月，回港后制成纪录片《延安内幕》(又名《延安内貌》《西北线上》)，难得地拍摄了毛泽东等军政要员、士兵、城市乡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军队训练方法、延安的女性等内容，记录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而黎民伟此时以自己早年跟随孙中山7年，拍摄其北伐事迹的影片剪辑成《勋业千秋》(又名《建国史之一页》，1941)，以孙中山的遗志来鼓励民众抗战。根据黎民伟后人黎锡先生回忆，这部影片的一部分胶卷是黎民伟和妻子林楚楚以油布包裹藏于水缸中，埋在香港旧居门前才得以保存的。香港影人在战时的艰辛和努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

(节选自《炎黄春秋》2025年第8期《烽火香江的银幕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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