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吉荣：核潜艇工程繁花之下的一丛绿叶

在红色文化网，核潜艇精神研究工作委员会刊登了很多关于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科研历程的回忆文章，像一片花海，灿烂芬芳，余香不绝。2024年5月15日，核潜艇精神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陈晋南、核潜艇精神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林农一行到达上海，与曾在九〇九基地工作过的科技工作者和家属座谈。就是通过这次座谈会，我结识了陈晋南教授。当我收到陈晋南教授的邀稿后，为了赓续红色基因，弘扬核潜艇精神，我撰写了这篇文章。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家属，同时也是四川九〇九基地子弟学校的首批创建者之一，我觉得不妨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基地子弟教育工作记录、分享出来，继续如当年一样，做好那繁花之下的一丛绿叶。我文中所写的人和事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虽经我努力回忆，尽量多方印证，力争事实无误，但是，难免遗漏或不准确，还请读者海涵。

一、九〇九基地子弟学校的创建

1965年国家决定核潜艇项目重新上马，在四川三线的山沟里兴建九〇九基地，搞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为此，近万个科技人员、大学生、工人以及各个行业的家属从全国各地调到九〇九基地工作。九〇九子弟二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普通的初中，发展到完全中学，最终发展成为四川省重点中学。

九〇九基地建在一个自然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很不健全、物资调运困难的地方。为了解决基本的后勤保障，基地以及上级领导花了不少心思。特别是大批职工已经有了学龄期的孩子，建立基地自己的学校，为孩子们的基础教育提供必须的保障，解决科技工作者的后顾之忧，就成了一件重要且必须的事情。

1964年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本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辽宁省复县高中做老师。为了支持爱人王承基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1967年按照87名基建干部名额调入基地，当时对外宣称西南水电研究所。

到了基地后，科研工作千头万绪，学校的建设自然不是第一优先级。因此，我迟迟未能接到工作安排。一直到1969年春，我才接到通知到二号点学校报到上班。家属里还有另外三名大学本科毕业生也同时被通知前往报到，她们是孔玉泉、洪涤非、张尔玲。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我们四个结伴，沿着满是青绿秧苗的稻田梗、穿过一片树林，经过一条小河，最后爬上一座山坡，才到达位于二号点的那所最初的学校。当时，当时九〇九基地为保密，地点以编号为标志。

那是一所多么简陋的学校啊!几间平房，不是红砖砌的，也不是石头垒的，而是用“捅沙块”建的。教室里光线很暗，在四川的多阴雨天气里必须经常白天点上昏黄的白炽灯。课桌椅全是杂木制作，不那么规整，但还算结实。最值得说一句的是，那几块涂着麻麻点点黑漆的，这里或那里裂着缝的木头黑板。看到它的一刹那我甚至想起了自己上过的小学。

那时候的基地职工还没有几个有上中学的孩子，所以我们四个大学本科生只有小学生可以教。时任学校负责人是宋福仁，他很快就根据我们的教育背景给我们四个分了任务，分别做2-5年级的班主任。他还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我们学校没有课本，你们得自己想办法把知识给学生。”好在都是小学生，我们就讨论着、互相提醒着，尽量把跟四个年龄段应知应会的常识、知识都教给孩子。本来我们还有些忐忑，担心家长有意见，不料大大相反。原来入川这一年多的时间，孩子们一直处在无学可上的散养状态，现在有了子弟小学，还有了正规老师教授知识，家长们都甭提多高兴了，根本没有人挑剔。

小宝宝们怎么办?小学虽然建起来了，可是托儿所、幼儿园还没有影，我们这些老师自己的孩子才都一两岁，无处可送，只能家属间互相帮忙，今天托这个照管，明天托那个看顾。不记得这样捱了多久，好不容易三号点有了一个托儿所，但是只管看不管吃，由几个不知道识不识字的四川农村的中年妇人负责每天看着孩子。于是，我们每天还要趁着没课的时候，从二号点的学校赶回三号点的家属区，做了饭食给孩子送去。至于阿姨尽不尽心喂饭，我们没有时间看，也无从了解，但想来不会乐观。因为我们亲眼看见闷热的夏天，阿姨还用大棉被把孩子从头盖到脚，闷得孩子一头大汗，小脸通红。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四个只能每日奔波在二、三号点之间，勉强支应。直到半年以后，715所大部队从北京迁来，才算有了比较正规的托儿所。

二、子弟学校的第一次裂变

九〇九基地领导深知大部队搬迁之前必须在各方面做好准备，特别是职工子女上学问题。因此1969年9月6日大部队专列抵达双福前，8月前后新校舍建成竣工。我们最早的这批师生率先进驻新校舍。

新校舍坐落在二号点的石绵堰河畔，四合院的结构，还有一排平房作教师办公室，当中有一个不算大的操场，操场上矗立着旗杆，每天早上这里会升起国旗。两侧对称、弧线上拱形状的大铁门，人们时不时还能闻到褐红色的铁门的油漆香味，门的正中央悬焊着一颗鲜红的大五角星。所有的师生当时都兴奋不已，觉得新校舍很巍峨雄伟。几十年后，当我再看到基地发来的校舍照片，才意识到那不过是一个简朴的平房围成的四合院。

新校舍还只能被称为子弟学校，它分成了小学部和初中部。初中部开出了三个班。学校下决心为初中部配备规范的学科老师。我们这些科班老师全都转入中学教研组。奈何，师资太少，学科根本配不齐。看着教室里嗷嗷待哺的学生，家长、老师都心急如焚，献计献策。

基地和校领导虽然变不出魔法，却知道人的潜力是可以挖掘的。一方面，他们深挖现有老师的潜力，让懂者能者多挑重担;另一方面，对于理科高年级课程实在解决不了的，他们就协调科技人员，同时也是孩子的家长们，来担任临时老师。

当时的学校老师们真的是“八仙过海”——数学老师兼外语，生物老师兼数学，人人都是兼课老师。我自己就同时兼任过政治、语文和地理三门课。老师们那时候年轻，学习能力和好胜心都强，没有人掉链子，更不会说自己不行，反正不行也行，遇到不懂的就现学现教。被安排来代课的科技人员白天搞科研，晚上在家里备课，第二天来学校上了课就马上赶回办公室投入本职工作。科研人员代课少则几周，多则一个学期，代课老师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科研人员虽然没有受过师范训练，但可贵的是他们上课既有理论也有实践。他们理解深，不受教学规范的束缚，形式新颖，学生们反而学得兴趣盎然。

我记得学校曾请从事核物理专业的同志讲高中物理课，原子结构章节，正是搞核物理的同志的特长，课上得别开生面、学生们听得兴奋不已。还请过国外回国的科技人员作报告，介绍国外的先进科技动态和成就，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大开眼界。基地还因地制宜，组织学生参观大型计算机房，组织学生到150加工厂学习，利用警卫连进校搞军训等。基地的条件比起大城市虽然有天壤之别，但九〇九人心齐、泰山移，不仅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没有让对学生的教学受到太大的影响，还充分利用了上天给予的补偿和额外馈赠，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知识面，提高了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感性和理性认知。

这种情况，在当时大家其实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但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要知道那时候正是核潜艇工程大干快上的关键时期，学校也是刚开张，千头万绪的工作压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来，大家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一切?既没耽误孩子的学习，又高质量完成了核潜艇工程任务，并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我想，恐怕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吧，无私奉献、全力以赴而已!

三、九〇九子弟中学是如何运转的?

随着核潜艇事业的深入发展，学生人数也随着基地人员的增长而快速增加。1973年，位于四号点山坡上的中学校舍建成，九〇九子弟中学(后改称二中)诞生了!

九〇九子弟中学的全部经费都来自院里的支持，比较充足。校舍能够随着孩子的增加而不断更新扩建，硬件设备在当时那种条件下也算齐全，各学科都设了基础实验室。

中学的校领导由院里委任，但业务管理上院里基本不参与，全靠建制不全的校领导班子和全体老师自我管理。20世纪80年代，院里设了教育处，负责管理基地教育，不过那是后话。

子弟中学的生源全来自基地(还包括一处、七处)的职工子弟，不对外招生，子弟小学的毕业生全盘吸收进子弟中学。基地的职工主要包括科技工作者、工人、学校医院职工以及后勤人员这几大类。生源的特点也自然复杂，因此学校的学生们自然组成了丰富的校园生态，有坐得住的，有动不停的，有一言不合发脾气动手的，也有老实巴交忍辱负重的。看着这些充满希望的战友的孩子，老师们都像老母鸡一样，无差别地关爱他们，同时也尽可能地保护校园安定，对孩子们因材施教，尽力提高成才率。

为了提高教学整体水平，院里协调了地方的关系，推动中学联系并参加成都市教育局的教研活动。这样，虽然地处偏远，中学各学科老师都能定期坐着火车，有时候还是那种没有座椅、需要自带小板凳的闷罐火车，去成都市参加教学研究活动。老师能旁听重点中学的优秀教师讲课，教学资料也能与重点中学进行交换。多措并举，效果显著，系统性地提高和保持学校的教学水平。

基地的科研人员密度大，自然而然对孩子的求学上进要求就高。特别是恢复高考以后，中考、高考的恢复让学生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去奋斗。家长们的期待就更高了。学校也急学生和家长之所急，想方设法提高教学水平，尽全力不耽误孩子们的前程。除了广泛深入吸收引进外部资源，还深挖本校师资潜力，让骨干教师，特别是文革前有过高中毕业班经验的，上大课加大校内辅导力度。晚上学校再组织开设各类补习课，给学生反复强化、模拟训练。

四、子弟二中成功完成了第二次裂变

1969至1984年期间，我历经宋福仁、蒋学筠、魏凤梅、赵凯、邵锦云、龙乐汉、谭凤珍、董阁春、董林仙等几任基地委派的主要负责人或校长。他们的任期有长有短，但是都在不同的阶段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

我在此主要介绍三位。

第一位是蒋学筠同志。她在校时间不长，却恰逢1970年核潜艇工程大干快上奋战的紧张阶段和满功率后基地政治风向突变的时期。这一年国庆节前，任务圆满完成，整个基地都为能够成功向祖国生日献礼而欢欣鼓舞。谁知道节后，基地不受外部文革影响的环境就突然消失了。不少科技人员被错误地“办学习班”，甚至批斗。部分学校老师作为家属也突然饱受各种有形的、无形的歧视和伤害。可是蒋学筠同志却坚持不区别对待，始终坚持客观公正地对待这些老师，甚至还在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帮助这些老师解决困扰，关心他们的子女。蒋学筠同志的这种高贵人品，不仅保护了这些老师，更为学校塑造了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让全体老师、从而全体学生都能少受、甚至不受恶劣影响。实属不易，让人难以忘怀!

第二位是董林仙同志。她是在校工作最长的一位校领导(1971-1984)，同时也是晋升最慢的一位领导，很多年都一直担任着教导处副主任(主任一职一直空缺)，直到1980年前后才被提拔为副校长兼教导主任，进而校长。校领导频繁地更换，不论重不重用她，都不能影响她稳稳地扛住学校教务工作的重担。

当时的教务工作全靠手工。董林仙名为教导处副主任，其实一直亲历亲为做教务工作。如果不尽心不尽力，学校的教学工作就可能受到影响，甚至停摆。比如印考试卷，当时没有电脑，没有打字机，所以当时全靠手工，要拿着钢头刻字笔把考卷一个字一个字地用力刻在钢板上，再用手推滚筒式印刷机蘸了油泥把盖在钢板上的白纸滚压，这才能完成一张卷子的油印。学校从最初的几个班到后来的二十几个班，学生数量从不足百发展到过千，教务工作翻了十倍。可是教导处后期也只增配了两名教务员。这么大量的试卷她们从无差错。除了日常的教务，她还负责大量的外联工作，学校的教务工作被她一个“长期的副主任”料理得井井有条。可是就算她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我们这些老师也从没有听见她的一句抱怨。十余年如一日的默默付出，董老师赢得了大家衷心地佩服，加上她也长得漂亮，大家就送了她一个雅号“红管家”。

1983年5月，一院二中教导主任董林仙(前排左6)、孙吉荣(前排左4)等老师与八三届初中六班毕业合影。

最后一位是董阁春同志。我个人认为他对中学发展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他1980年左右担任书记兼校长。他来之前，校领导班子不健全，没有具体的分工，没有班子成员主抓教学和学生政治思想教育，也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基本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学生初、高中青春发育期躁动，不仅学风涣散，而且打架斗殴、破坏公物时有发生，甚至还有学生带着匕首来上课，学校师生的人身安全都有风险。碰到这样的学生，家长也解决不了，老师也不敢深管。

董阁春校长一上任，首先抓领导班子的健全。他深入谈话，全面了解后，果断提拔董林仙为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同时充实教导处，增设三名副主任，由王本仁、张亚琴和我分别主抓文科、理科教学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大家分工明确、目标统一，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扭转风气，解决痼疾。

此时的全校已经颇具规模，分为总部和分部，共20多个班，1千多名学生。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梳理问题，找出主要矛盾，最终向学校校务会提出了管理方案：

一是以《中学生守则》为纲，结合当时国家号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要求，将学生行为规范涉及的诸多具体场景，给出条文化的规定，更对如何评价班级表现、学生行为给出可量化的指标体系，以及打分标准。

二是在推进落实方面，组织全校老师(为回避将各班主任排除出检查队伍)和学生会组织参加各班级的值周检查，劣者扣分，优者加分。对每个班的课堂面貌、课外活动进行记录、评分，每月公布一次先进班级组。

三是每个月召开全校学生大会，由分管学生思想工作的校领导向先进班级颁发“流动红旗”以资鼓励，直接快速地激发班主任和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方案实施后，学校环境、精神面貌很快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优秀班集体、优秀老师和优秀学生大量出现。其中，赵香芬老师更是因此被评为“全国先进班主任”，为四川省的教育系统和九〇九基地赢得了荣光。乐山地区教育系统为此多次来校取经，加以推广。

其次，他注重调查，总是亲临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从不偏听偏信。他每天早来晚走，抄着两只手站在操场上面对校门，把进校离校的老师学生都看得一清二楚。每天都抽时间把各个班级都检查一遍，发现问题、校验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归纳分析问题，郑重提出管理措施。

第三，他敢用人、能用人、善用人。他的选人用人总是以工作为重，任人唯贤，哪怕反对过自己的人，只要工作适配，能力强，他都委以重任。一旦委任，他就退到后面，放手让下属去开展工作。有光彩的地方他从来都让下属出面。但是，遇到困难向他求援，他则总是加以点拨，话不多但全是方向性的关键要点。我们这些下属都觉得在他手下受益良多，成长得非常快。

第四是勇于担当，敢于负责。一旦学校遇到棘手的问题，他总是轻轻地说一声“我来!”把我们这些下属护在身后。记得当时四川省因为考生数量多，每年高考前都还有预考。阅卷老师都来自本校，他就首先对大家阅卷的公平公正问题提出不容违反的明确要求，同时他对参与阅卷的老师进行保密，把他们很好地保护起来。但是，每次分数公布后，总有被淘汰的学生家长查分后仍然不肯接受现实，个别的甚至闹到学校威胁老师安全。这时候他又会挺身而出，说“可我一个人来!”然后亲自面对家长，妥善解决问题。在董阁春校长的带领下，教工队伍异常团结，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学校的教学水平和中高考成绩都达到了高峰。

五、桃李天下，绿树苍苍

九〇九子弟二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普通的初中，发展到完全中学，最终发展成为四川省重点中学。高考升学率有10%上升到近40%，在四川那样一个人口多的高考大省难能可贵。优秀毕业生层出不穷，有不少进入了清华、北航、川大、电子科技大学、西南政法等全国重点大学。子弟二中，因为杰出贡献，获评院先进单位，多次受到夹江县、乐山地区、四川省和核工业部二机局的表彰。1986年更是被四川省教育局批准为首批重点中学。

1984年教师于校园合影，左起：崔明顺、孙吉荣、洪涤非、邹淑芳。

九〇九基地千人丰碑“祖国不会忘记”“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我退休后，陆续有不少当年的学生联系和探望我。我欣喜地看到，他们很多都已经成为国内外各自领域的精英骨干。很多毕业后继续投身核动力事业的，也有成为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的干部和技术骨干。九〇九基地成为中国核动力的摇篮，永载史册。

如今，我们第一批子弟学校的老师都已经是耄耋老人了。可是，我们每每回忆这段峥嵘岁月，都觉得虽然不是国家首艘核潜艇的直接贡献者。但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奉献，为核潜艇工程的主力解决了最重要的后顾之忧，还为祖国培养了那么多人才。这绿叶做得无怨无悔、与有荣焉!

我想这也是去年九〇九基地落成的“千人丰碑”上也刻有我们名字的原因吧!参加这段难忘的经历是我们自己心里，也是核潜艇历史上值得永久珍藏的记忆，就像丰碑上铭刻的六个大字——祖国不会忘记!

(作者单位系华东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